中共的江湖與政治(5)—中國大陸互聯網觀察—

然而，中國大陸近日制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以下簡稱《網絡安全法》）正式宣告這幅漫畫的寓意不再有效。在網際網路上，至少「老大哥」是知道你的：不管你是一隻狗或是別的什麼，從此再也無所遁形。網路自由付之闕如、通訊秘密不受保障的新紀元，正式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開啟了。

過去一年半以來經過初審、二審的《網絡安全法》，終於在2016年11月7日正式通過立法，並將於2017年6月起實施。原本共7章68條的草案，在正式立法時硬是擴增為7章79條，而且大部分條文也比草案的規定更為嚴格。

由於這項立法的高度爭議性，今年稍早已有46家駐華國際企業團體聯名致函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關切該法草案將迫使外國企業向中國政府提供公民的網路活動紀錄，並且有遭受侵害技術和商業機密的疑慮。在《網絡安全法》正式通過立法之後，包括資訊技術產業協會、互聯網協會及歐洲企業組織協會在內的40多個國際組織再度致函表達反對；這次，他們致函的對象正是由習近平擔任組長的中共中央網絡安全與信息化領導小組，表達對中國大陸網路政策的嚴重關切，認為該法「在國家邊界設置貿易壁壘」，增加企業負擔，並且損及「中國與商業夥伴關係的基礎」。

網路國界、合法長城、打擊匿名

綜觀《網絡安全法》，其中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正式宣告「網路有國界」。該法第一條即揭櫫「維護網絡空間主權與國家安全」的立法意旨，而所謂「保障網絡安全」與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促進經濟社會資訊化健康發展」則是附麗的文字而已，並用後者掩護前者，實不無魚目混珠之嫌。

其次，該法將長年以來中國當局用「防火長城」等技術手段遮罩境外網站和資訊的作為予以合法化，此見諸於該法第50條的授權：「國家網信部門和有關部門」對於「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發佈或者傳輸的信息」，有權「通知有關機構採取技術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阻斷傳播」。

其三，同樣將行之有年的網路控管措施「法律化」的情況是「實名制」。該法第24條明訂：「網絡運營者為使用者辦理網絡接入、域名註冊服務，辦理固定電話、移動電話等入網手續，或者為用戶提供信息發佈、即時通訊等服務，在與用戶簽訂協議或者確認提供服務時，應當要求用戶提供真實身份資訊。用戶不提供真實身份資訊的，網絡運營者不得為其提供相關服務。」換句話說，一張龐大的天羅地網已撒下，匿名使用各種網絡與行動通訊的可能性完全被阻絕，今後任何人在中國大陸境內使用任何網路或行動通訊服務，「老大哥」在第一時間都將清清楚楚：在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上，老大哥知道你是一隻狗。

其實，從2002年起，中國大陸官方已經陸續發布與實名制有關的各種行政命令和行政規則，包括管理網吧（網咖）的《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2002）、管理大專院校師生上網的《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校園網絡管理工作的意見》（2004）、管理一般網站和網路遊戲的《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備案管理辦法》（2005）和《關於網絡遊戲發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見》（2005）等。近年來，類似措施更逐步延伸至社交媒體（例如微博）、手機通訊，以及即時通訊軟體（例如微信），強制執行「後台實名制」。

什麼話能講？老大哥說了算！

其四，該法禁止在網路傳播的內容可謂包山包海，而且全由網路管理部門說了算。該法第12條規定：「任何個人和組織使用網絡應當遵守憲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危害網絡安全，不得利用網絡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宣揚民族仇恨、民族歧視，傳播暴力、淫穢色情信息，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擾亂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譽、隱私、知識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等活動。」

如此一來，因言獲罪的可能性將無所不在，進一步限縮已經非常窘迫的言論和表達空間，並且將自我審查的效用發揮至極致。不只如此，該法還規定網路管理部門可對網路設施進行抽查檢測並評估安全風險。此外，則是以法律形式授權國務院可針對特定地區採取「斷網」等臨時措施。其實，這個措施早在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期間已經動用過了。

最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該法要求所有網路服務業者應將相關網路數據在中國境內存儲，而且必須保存至少半年以上，還隨時有義務向所謂的「國家安全機關」提供技術支持，協助後者「維護國家安全和偵察犯罪的活動」。這些規定勢必將成為官方打壓群體事件和異議人士的利器，也將可能迫使網路相關服務業者成為當局打壓人權的共犯，令人感到不寒而慄。無怪乎，在中國境內營運的外國企業為此惶惶不安！

倒是中國大陸境內的本土網路業者安之若素，擺出一切照辦的姿態。阿里巴巴集團大當家馬雲日前（10月21日）對中共中央政法委演講（同步轉播視訊給中國大陸150萬治安人員收看）時，甚至還主動建言：「未來的政法系統，是離不開互聯網、離不開大數據的。這是不同的設計思考，按照這個預防思路，『壞人根本走不進廣場』。」這樣的表態，既是相當直白的輸誠，也完全扣合了大陸權力當局的維穩需要。

一言以蔽之，《網絡安全法》在明年6月生效實施後，雖然不確知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是否因此更穩當，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追求表達自由的大陸公民更加不安全了。

對臉書（Facebook）來說，雖然營收年年不斷攀升，但距離臉書總裁祖克伯（Mark Zuckerberg）宣示的「連結全世界」這一宏遠目標來說，長期無法進入中國這麼一個全球最大的網路人口市場，或許是個無法言說的痛。無怪乎，臉書過去幾年來毫不掩飾它想重返中國的強烈企圖心。對此，BBC媒體分析員Kerry Allen日前為文指出，臉書想要重返中國，「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不過，在我看來，臉書雖然自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以後即遭中國封鎖至今，但臉書重返中國一事並非絕無成功可能，關鍵在於它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將會付出多大代價。

臉書為了進中國，不惜「自我審查」？

日前，《紐約時報》根據三位臉書現任和離職員工爆料而做的報導指出，為了重返中國大陸市場，臉書大約從去年開始即秘密研發一套審查工具，目的是要讓部分臉書貼文不顯示在某些地區如中國大陸用戶的動態牆上。臉書這麼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滿足中國大陸當局對網路審查的要求，想方設法化解中國當局對於臉書可能被用於顏色革命的疑慮。

根據《紐約時報》的這則報導，雖然臉書歷來配合各國（例如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俄羅斯）政府的要求刪除特定內容，例如光是在2015年7月至12月間，臉書配合大約20個國家政府要求而移除的內容即多達5萬5千條。不過，這些內容都是在事後被刪除，而臉書這次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研發的審查工具則更加惡劣，有能力在第一時間做到讓「敏感」內容根本就發不出，或是無法顯示在大陸臉書用戶的動態牆上。

同一報導也指出，為了重返中國市場，未來臉書的中國分公司甚至可能讓中國本地合作方持有過半股權。臉書的如意算盤似乎是想將審查和刪除內容的責任委由嫻熟中國網路管理潛規則的本地合作方承擔，並由較受到中國官方信任的後者負責與官方打交道。

如果臉書成為中國當局的盟友……

我認為臉書並不是完全沒有獲准重返中國的可能，為什麼呢？第一個理由已如前述，只要臉書在技術上和審查機制上充分配合中國當局的要求，不只是被動應官方要求刪除「敏感」內容，而是將中國官方的審查標準內化成為臉書中國公司運行機制的核心，並非不可能被中國當局當成「朋友」。

其次，中國大陸的《網絡安全法》即將於2017年6月生效實施，其中的新規定包括：網路服務運營業者必須在中國境內儲存用戶資料和通訊傳播內容的電子紀錄，隨時接受官方的安全評估，並且有義務配合官方偵察「犯罪」。若然，屆時獲得「恩准」而重返中國的臉書，不僅不會成為中國顏色革命星火的柴薪，反而可能成為中國大陸官方維穩的救火隊，甚至被馴化而成為中國大陸官方監控社會不穩定因子和特定人群的耳目。

第三，也是最令人憂心的一點是，一旦臉書在屈從中國官方意志的情況下進入中國，未來不只是使用臉書的中國公民有被監控的安全疑慮，所有與中國公民通過臉書聯繫互動的境外人士和團體也可能同樣受到中國官方的嚴密監控。對中國當局而言，臉書在中國當局設定的條件下重返大陸，不只是增強了它對境內中國公民的控制，也等於是延伸擴大了它對所謂「境外反華勢力」的監控能力。

對上述三點理由，有人可能會說臉書和祖克伯不可能這麼做。但這種對臉書和祖克伯的盲目信心是缺乏基礎的。畢竟，祖克伯過去數年來頻頻向中國示好，走的路線幾乎是當年跨國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的翻版，而且還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祖克伯迎娶華裔女子，勤練中文，抓住各種機會取悅大陸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以及中共中央宣傳部門和網路管理部門總管如劉雲山和魯煒等人，極盡諂媚之能事。例如，2014年12月，祖克伯在臉書總部招待當時有「中國網路沙皇」稱號的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時，曾刻意在自己的辦公桌上秀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文版一書；祖克伯也曾在2015年9月25日與習近平會面時，當面請求習近平為他即將出生的愛女取中文名字；2016年3月18日，祖克伯在霧霾滿天的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巨幅畫像前慢跑，並親自在臉書發文：「回到北京真是太好了」！

浮士德式的利益交換

資本與權力一家親，全球資本與中國大陸專制政權之間，本來就有很多共同利益的可能空間存在。祖克伯這麼努力想敲開中國龐大市場的大門，又極力賣乖想讓中國大陸當局把他當成「自己人」，中國大陸當局最終或許不無為他開個小門的可能；當然，這必須是在中國當局設下的各種條件底下，順便用臉書的例子為它正在大力宣揚的「網路主權」概念背書。

然而，為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而頻頻向中國當局「磕頭」，最終就算能夠在中國當局設定的條件下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祖克伯和臉書所能成就的不過是一場浮士德式的交易。臉書重返中國的美夢成真之日，可能也是全球臉書用戶另一場惡夢的開始；當然，不必等到那一天來臨，臉書的全球用戶也會紛紛離它而去，改投其他更安全的社群媒體的懷抱。因此，希望勤學中文的祖克伯能夠明白「貪於小利以失大利」的中國道理，以免到了這場中國夢的夢醒時分才感到後悔莫及。

《經濟學人》最新一期（2016-12-17）以「中國的數位獨裁：一個社會控制的實驗」作為封面故事。根據《經濟學人》報導，中國正在野心勃勃地建構一個所謂「社會信用體系」的社會治理機制，利用它所蒐集的公民個人資料的動態大數據庫，逐步實現居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版數位化極權主義。

《經濟學人》所言不虛，中國大陸當局確實正在逐步建構這套體系。2013年10月24日，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於公佈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蒐集並追蹤公民的信用狀況。截至2016年11月底，大陸全國信用信息共用平臺已蒐集各類自然人或法人信用資料共7億多條，並實現信用查詢、紅黑名單、異議投訴、聯合獎懲等功能。根據這套信用資料，法院已公佈信用紀錄不良的自然人公民與法人達576萬例。

利用這套個人信用資料，並與大陸公民的戶籍、身份證等個人身份結合之後，大陸有關部門已建立重點領域的聯合獎懲機制，可對信用紀錄良好的人進行激勵，對信用紀錄不良的人進行懲戒。例如，有欠稅、欠債或欠繳交通罰款紀錄的大陸公民，不僅可被限制購買機票、高鐵票，在申請銀行貸款或辦理信用卡時也可能遭拒。

根據大陸官方公佈資料，截至2016年11月底，民航部門已限制信用紀錄不良的公民購買機票達533萬人次，鐵路部門限制購買列車軟臥、高鐵和其他動車組一等座以上車票達187萬人次，工商部門限制失信被執行人擔任各類企業法定代表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達6.7萬餘人次，僅中國工商銀行一家就拒絕失信人申請貸款、辦理信用卡達52萬餘筆。

江蘇睢寧的評分實驗

其實，早在2010年，江蘇省睢寧縣就開始針對100多萬縣民實施信用評分制度，並依評分高低將每一位縣民分為A到D四個等級。A級縣民可享受各種優待，D級縣民則處處受限：A級縣民在入學、就業、低保、社會救助、入黨、提幹（亦即升遷）、參軍等方面可享受優惠待遇，並在個人創業、經辦企業時享受政策和資金的優先扶持；而D級縣民則完全被排除在這些優惠機會之外，也將會受到各種限制。

到底江蘇省睢寧縣的個人信用評分是怎麼計算的呢？據悉，每個人的個人基本分為1,000分，隨時因加扣分項目而增減。例如，扣分項目包括違法亂紀、交通違規、拖欠信用卡水電費、不贍養老人，也包括「圍堵衝擊黨政機關、企業、工地、纏訪、鬧訪」扣50分，「利用網路、短信（即簡訊）誣告他人」扣100分……等。加分項目則包括「受到國家級表彰」加100分、「見義勇為」加10分，以及「招商引資」也可加分。

這套當時在江蘇睢寧縣實施的縣民信用評分制度，因為把人民分成不同等級，當時受到外界不少質疑，甚至被抨擊為日本佔領時期發放的「良民證」。然而，該縣仍舊一意孤行，既未被上級叫停，也未曾中斷實施。

社會信用體系，中國玩真的！

不只江蘇睢寧縣實施的這套制度沒有停止，2014年中國大陸當局更開始加大力度試辦。2014年6月14日，中國大陸國務院印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2015年8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文，將瀋陽、青島、南京、無錫、宿遷、杭州、溫州、義烏、合肥、蕪湖、成都等11個城市列入首批全國創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至今，中國大陸創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的數目已達43個！

此前，自2015年1月起，中國人民銀行印發《關於做好個人徵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同月，大陸首個個人信用評分──芝麻分上線。杭州、廣州和上海等多個城市開始發展各種結合個人信用資料的城市創新服務。例如，杭州市民可以隨時通過手機查詢自己的信用紀錄，紀錄良好的市民可以享受包括公共運輸、民政和就醫等方面的便利服務。廣州也有類似作法，芝麻分在650分以上的市民可先就診再付費，而且掛號、看病、檢查、拿藥都不用排隊和付費，只要事後用手機支付即可；芝麻分在650分以上的上海市民，可在上海圖書館直接免押金辦理借書證。其他地方也開始試行結合信用紀錄的免押金住酒店、租車、租房等服務。

看來，中國大陸要搞的這套「社會信用體系」不只是實驗性的，而是玩真的。

實名制的全面掌控

根據國務院公告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這套社會信用體系到2020年將可建造完成。屆時，中國對外擁有封鎖境外網站的「網路防火長城」，對內擁有刪除過濾敏感內容的「金盾工程」，再加上7億多網民每天生產的大量網路數據資料，將使中國政府可以實現更為嚴密的社會控制和監視，包括可「寓管理於服務之中」，把理應對所有人平等開放的公共服務當作獎勵或懲罰公民行為的規訓手段。況且，當下的中國已經投入大眾監控的資源已經令全世界瞠乎其後；根據《經濟學人》報導，中國在2009年即已在全國設置了270萬台監視錄影機，現在數量還在增加當中，光是杭州的監視錄影機數量就超過了幅員比它大很多的紐約市！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力推進網路誠信建設，培育依法辦網、誠信用網理念」的官方口號下，中國大陸已逐步落實「實名制」，要求在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領導下，「建立網路信用評價體系，對互聯網企業的服務經營行為、上網人員的網上行為進行信用評估，記錄信用等級。」並且在這基礎上，「建立網路信用黑名單制度，將實施網路欺詐、造謠傳謠、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等嚴重網路失信行為的企業、個人列入黑名單。」

對於這套建構中的社會信用體系，中國大陸民間學者莫之許在2014年4月即撰文指出，通過這套在新的數位化科技支持下建立的社會信用體系，中國大陸當局「通過將金融、工商登記、稅收繳納、社保繳費、交通違章等信用信息與公民身份證統一代碼相捆綁」之後，將可對「所有人」做到「動知軌跡，走明去向，全程掌控」的極權控制。

極權美夢，公民噩夢

正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說的，通過這套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要做到「讓失信者寸步難行，讓守信者一路暢通」。然而，這套社會信用體系卻是建立在對於所有公民隱私的侵犯和大規模的監控之上，等到將來技術更加成熟之後，個人在網路上轉發敏感訊息，或是在網路上發表異議言論，甚至自己的網路朋友圈裡有遭大陸當局重點監控的人物，都極有可能會影響個人的社會信用評分，從而遭受政府的不公平的差別待遇，或甚至是國家機器的暴力對待。

是的，在中國政府投入大量經費精進大數據分析技術，並獲得大型網路科技公司如BAT（百度、騰訊和阿里巴巴）的奧援之後，如《經濟學人》所預測的，中國很可能成功打造出世界上第一個名副其實的「數位極權國家 」（the world's first digital totalitarian state）。然而，這雖是獨裁政權想讓自己高枕無憂的的數位化極權美夢，卻是每一個中國大陸公民的噩夢。 

               (文--羅世宏之宏觀中國)



羅世宏：政治大學新聞學士─政治大學新聞碩士─
倫敦政經學院媒體與傳播博士─中正大學傳播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