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外說禪》~觀照人生(上)

1>宇宙和人生

　　 佛教，教義或佛理，來源於對人生（或世間）有某種看法，對人生問題有某種解決辦法。因此，說禪，說佛教，有如尋長江、黃河的源頭，不能不由人生說起。

　　 人生是“一”，人生之道（包括看法和對待辦法）是“多”。有一種道，在老莊眼裏也許是最高的，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但這很不容易，即以老莊而論，讚頌“虛其心，實其腹”，讚頌，就是已經在比較、選擇，也就是心裏早已裝了不少東西，並非虛其心，不識不知。這裏的情況，正如鄭板橋所說，是“難得糊塗”。不能糊塗，睜眼就會看見人生，閉眼就會為這樣那樣的人生問題所苦。如孔子就頗有這種心情，所以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裏仁》）

　　 回到亞當和夏娃的伊甸園時期，至少就常態的人說，是辦不到了。所以就只好接受現實，該看就看，該想就想。遺憾的是，有不少現象，簡直想不明白；有不少問題，簡直無法解決。一個最大的是人生的環境或基地，舊的說法是天地，新的說法是宇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弄不清楚。由有文獻記錄起，人們就在猜謎，陰陽五行，無極而太極，地水火風，上帝創世，等等，費了很大力，所得也許不值後來人一笑。笑人的後來人呢？所知顯然多了，大的，由銀河系到類星體，小的，由分子到基本粒子，外加相對論和測不准原理，等等，可是，如果以徹底瞭解的要求為鵠的，究竟比陰陽五行之類前進了多少？像是只移動了一點點。我們住在“有”的世界裏，“有”是怎麼回事？甚至證明其為“有”，除了直觀以外，我們也是想不出好辦法。在這種地方，萬不得已，我們還是只能接受或者可以稱之為本能的信仰，我們既然已經“感”其為有，那就只好“信”其為有。

　　 信為有，定了，接著會碰到一連串問題。為什麼會“有”，不是“無”？有沒有起因？如果有，這“因”或“最初”是什麼？想到初，自然連帶會想到“趨向”，向哪里？如果有所向，即傳統所謂“天命”，是不是蘊涵著“目的”？目的，由“意志”的橋一跳，就會過渡到“生命”，與“人生”近了，不可避免地又會引來一連串問題。

　　 這一連串問題，因為接近，所以就更加迫切，甚至更加嚴重，而且就是以“個人自掃門前雪”為信條的人也躲不開。古今中外的賢哲，幾乎都是不想躲。有的甚至追得很深遠，如法國的笛卡爾，一疑再疑，最後對“我”的存在也起了疑心。左思右想，渴望證明其為有。最後還是借重左思右想，說：“我思，故我在。”證明“我”不是虛假的，拍拍胸脯就是。這樣證明，後來有人（如羅素）認為也是自己騙自己，因為“思”只能證明“思在”，“我”是偷偷跟進來的。我們是常人，可以不、甚至不應該這樣走入思辨的奧境；那就還是借重於常識或本能的信仰，說，不管原因和證據是什麼，“我”的確是存在。“我”有了穩固地位，與“我”有關的“人生”也就成為硬梆梆的現實。人生，與宇宙相比，雖然個頭兒小得可憐，但它是家門之內的事，所謂休戚相關，因而就不能不引來更多的人的更深沉的思慮。

2>人生問題

　　 人生問題，以著書立說或聚徒授業的為限，西方由蘇格拉底起，東方由孔子起，可以說有數不清的人在這方面費盡了心血。所得不能說少。但是，惟其因為看法和辦法也多，我們可以推論，就質說，所得並不很多。明確一些說，所得的十之九是病情方面的清楚，不是藥理方面的有效。說起病情，大大小小，一言難盡。這裏選一點點大戶談一談。

1.目的難證

　　 上面曾說到“目的”，人生有沒有目的？以我們現在所知的宏觀世界為背景，像是不能給目的找到靠山。生命是自然演化的一種現象，如何來，正在摸索；如何去，連摸索也談不到。“人為萬物之靈”，這是出於“人”之口的話；如果出於“羊”之口，那就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句，因為吃烤羊肉串的是人。由哲理方面考慮，目的是途程中的最遠點，指定者應該是人以外的什麼。古人設想是“天”，或說“上帝”，或說“神”，不管怎麼稱謂，都是性格遠遠超過人的什麼，或說至上的什麼。可是這“什麼”是設想的，或說是由人能造許多物品推想的，證明其為有很難。退一步說，即使勉強以不能無中生有為理由，向上一級一級地推出個全知全能全善的什麼，我們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個邏輯問題，這“什麼”的上面應該還有什麼，因為無中不能生有。這是說，在我們的知識系統裏，不能推出最初因。不得已，再退一步，承認有個全知全能全善的什麼，有許多現象也顯然與這種設想不能協調。
      如一，目的應該是可取的，力求達到的，既然全能，為什麼不把它放近些？二，目的不應該是反善的，可是世間分明有不少惡，這怎麼解釋？三，還是說世間，根據地質學家的考證，有不少生物曾經盛極一時，可是滅絕了，這也是目的中應有的事嗎？四，即以日常雜事而論，吸紙煙，打麻將，以及夫妻吵架，飛機失事，等等，說都是預定的趨向某遠點的應有的階段，就更不能取信於人了。其實，設想有目的，性質不過是小生意想賺大錢，自我膨脹。常說的“活得有意義”，“這輩子沒白來”，以及“佛以一大事因緣出世”，等等，也是這種奢望的表現。奢望的根柢是信仰。信仰有用處，或有大用處，是可以由它取得心安。但心理的滿足與事實如此是兩回事。這引來的問題就是：有目的是好事，可惜像是沒有。

2.義務和善念

　　目的玄遠，搞不清，或說鞭長莫及，我們只好縮小範圍，由天涯回到己身，想想怎麼樣生活才好，才對；或者說，就一個人說，未來的路像是很多，究竟應該選擇哪一條？這太繁雜，不好說，只好由概括方面下手，轉為道德哲學的問題，是：評定行為的善惡或對錯，應該以什麼為最根本的標準？這答案，在古今中外賢哲的言論中也是五花八門。但大致可以綜合為兩類，曰“義”，曰“利”。先說義。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這是說，只有合于義的行為才是善的，對的。歷代道德哲學家，或不成家而也談論這類問題的人，甚至常人，自覺或不自覺，幾乎都可以算作這一派（推重品德就是一證）；自然，說到實行，至少有相當多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專就理的方面說，以義為評價行為的標準，問題也不少，只說重大的。一是根基相當渺茫。義好，對，不義不好，不對，誰規定的？
      古人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周書·蔡仲之命》）說本源是天命。可是天命虛無縹緲，難知，尤其難證。外，找不到，只好反求諸己，說是內心有良知良能。可是這同天命一樣，也是虛無縹緲，難知難證。而且不只如此，我們找它，它卻常常和人欲糾纏在一起，使我們大失所望。總之，以義為有大價值，像是很應該，卻有缺陷，是難於找到它的娘家。以人為喻，沒有根，取得信賴就很難。二，窮理要追根，而義常常像是背後還有什麼。以日常生活為例，遇見自尋短見的，救是違反被救人的意願的，可是通常說是義，為什麼？因為都直覺地認為，生比死好。又如撒謊是不義，可是醫生向垂危病人說病狀，卻照例要撒謊，為什麼？因為這樣可以減少病人的痛苦。可見我們所謂義的行為，都有所為；有所為，在理上它就不能是根本。三，義，作為價值觀念，有時是浮動的，異時異地且不說，嚴重的是可以因人而不同，如小至買賣雙方，大至交戰雙方，義的所指總是衝突的。事同而評價異，義的實在性也就成問題了。

3.快樂與眾樂主義

　　上面說到生比死好，苦少比苦多好，這就理說是由義跳到利。為了避免誤會，我們可以不用利，而用道德哲學中慣用的說法：生活現象雖然多到無限，而所求不過是快樂（偏於心理學的說法）；或者說，評定行為的善惡或對錯，應該以能否去苦得樂為標準（偏于道德哲學的說法）。與行義相比，這種求樂的想法也許更接近常識。當然，問題也不少。一是樂與義有時候衝突（小如酗酒，大如吸食毒品），怎麼辦？二，樂與品德像是沒有血肉聯繫。沒有聯繫，它就有可能被趕到道德規律之外，還會有道德規律之外的評價行為的標準嗎？三，樂有人己之間未必協調的問題，如爭奪心愛之人或物就是這樣，甲樂則乙苦，甲苦則乙樂，怎麼辦？
      邊沁主義就是想解決這最後一種困難，它把樂的範圍擴大，說道德哲學所謂善，應該指能夠使最大多數人得到最大幸福的行為。這樣，樂在人己之間不能協調的時候，就可以用計量的辦法來解決（自然還難免有算不准的問題）。邊沁這種想法，過去稱之為功利主義，其實也是古已有之，就是《孟子》的“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不若與眾。”（《梁惠王下》）可以稱之為“眾樂主義”。
      眾樂主義是“量”的原則的擴大：一方面，就己身說，一分樂不如兩分樂，兩分樂不如三分樂；另一方面，就社會說也是這樣。兼及社會，肯定了利他，可以使道德規律找到更穩固的基石。可是以樂為值得追求的價值，終歸是，就己身說容易圓通，因為有“實感”為證；推到己身以外，找理由就不容易，因為沒有實感為證，尤其是人己苦樂不能協調的時候。此外還有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四，量的原則難得普遍實用，因為有許多事是雖樂而不當做。
      寫《邏輯系統》的小穆勒是邊沁主義者，也承認快樂有高下之分。常識也是這樣看，如平時，賭博與讀詩之間，亂時，整人與寬大之間，絕大多數人認為前者卑下而後者高尚。可是這樣一來，量的原則就不得不同質的原則平分秋色，作為評價的原則，允許平分秋色，它就完了。五，還是就常識說，人的日常活動，有不少顯然與求樂無關，小的，如擠向前看車禍，大的，如已經苦於不能教養還要生育，等等，都屬於此類。有不求樂的行為，而且為數不小，這就使我們不能不推想，人生活動的種種花樣，如果有動力，或說有所求，這動力或所求，也許是比快樂更為根本的什麼。(續)      作者：張中行 

**張中行（1909年1月7日—2006年2月24日），原名張璿，字仲衡。後以名字難認，改今名。1909年1月生於河北香河一農家。1929年畢業於通縣師範，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先後任教于中學和大學。建國後就職於人民教育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至今。先生涉獵廣泛，博聞強記，遍及文史、古典、佛學、哲學諸多領域，人稱“雜家”。自覺較專者為語文、中國古典和人生哲學。晚年為文，以“忠於寫作，不宜寫者不寫，寫則以真面目對人”為信條。自20世紀80年代始，十餘年間，相繼有《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禪外說禪》《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話》《作文雜談》《文言常識》《順生論》《說夢樓談屑》《流年碎影》《說夢草》《散簡集存》等著作行世。其中或記舊人舊事，或談學論理，或探究人生……鉤玄提要，百煉工純，以其見識之深邃，文筆之獨特，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