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於菩提樹下悟道以後，四處遊走，講說佛法，漸漸組成僧團。早期追隨佛陀學習的弟子多是善根純厚之人，所以其時並無有戒律產生。佛陀只是勉勵僧眾「善護於口言，自凈其志意，身莫作諸惡。」但隨著佛教影響日遠，僧團裏人數增多，魚龍混雜、凡聖同居，其中有一心向道，求取解脫者；也有因貪圖供養而混跡僧團者。這樣，僧團成分日趨複雜，不如法的事件開始出現，為護法安僧，避免世人之譏嫌，佛陀開始制定眾多戒條，以約束比丘眾的行為，並採納外道的方法於每半月布薩懺悔誦戒，以維持僧團的清凈與團結。這就是佛制戒律之緣起，即「隨犯隨制」，每條戒律的產生都有它特定的因緣，所以說：毗尼(戒律)是因緣所顯。

佛陀在臨涅槃之時，曾囑咐「以戒為師」的叮嚀。在佛教僧團之中，戒律是維持僧團「和合」的基本保障，而是否稟受戒法，又是佛教僧徒之區別於普通人的關鍵。佛滅後約百年內，曾有兩次「大結集」，其緣由皆因戒律的問題。而戒律之爭也是因為不同地區的比丘，對戒法的理解不同而致，僧團面臨著如何穩定局勢的大問題。於是大弟子迦葉遂發起舉行王舍城大會，來結集經律遺教。結集大會在王舍城外的七葉窟召開，有500位大比丘參加。由「多聞第一」的阿難誦出經（法）藏，由「持律第一」的優波離誦出律藏。

在結集過程中，有一事對後世影響很大，那就是在會上，阿難曾傳達佛陀的遺言：「微細戒可捨」。何者為「微細戒」？阿難當時並沒向佛陀問清楚，由是結集會議上發生了爭論。最後阿難為了團體的和諧，承認了自己當時不問明白之過失，終止此爭論，乃由迦葉裁定：「若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這樣，戒由佛製成為定製，使得戒律失去了變通餘地。

佛滅100年後，因為戒律問題，佛教內部再次發生了嚴重的爭論，這次辯論大會，雖以乞錢為起因，雙主爭辯的內容卻有十項，故稱為「十事非法諍」。這「十事」即是阿難所說的「微細戒」，東方比丘認為不妨有其彈性。但耶舍一方，不但堅持這十項均為「非法」，而且在戒律中明列禁止這十項為成文法。當地的跋耆（族稱）比丘們受此慘敗，內心憤憤不平，另行結集，逐漸演變成部派的分裂。從此在佛教內部分為東方系統的大眾部，與西方系統的上座部（耶舍一方）。

戒律既為因緣所顯，就有它的局限性。因為任何一種因緣，都只能在一種特定的時空中存在，它包括了文化傳統、政治背景、風俗習慣、時尚愛好等種種因緣。其實在佛陀時就已有這一方針。在《五分律》中記載有關於隨時毗尼與隨方毗尼的遺訓。佛陀說：雖是我所制，余方不為清凈者，不必行；雖非我所制，余方清凈者，則必行之。

佛教的戒律條文之中，有的根本不適於在印度以外的地區來實行，這就是它有地方性的局限。還有一些規定，根本是由於隨順當時民間乃至外道的習俗而制。從佛法的角度說，戒律畢竟為佛陀金口所宣，並不是說變就變，想變就變的。然根據隨方而變的原則，佛教戒律亦隨著時代的不同而在作適應性的改變，這是否符合佛陀制戒本懷呢？

當戒律在向中國滲透傳播的過程中，為了適應中國的民生實際，也進行了儘可能的變通，制戒之精神最終以中國人自己制定的僧制來規約僧團，在授戒方面則大規模地弘傳重在制"心"的菩薩戒。西元250年，印度律學沙門曇柯迦羅到洛陽譯經，在白馬寺建立戒壇，首創戒度僧制度，當時朱士行正於洛陽學佛，首先登壇受戒，成為漢土出家沙門第一人。

至惠能大師時傳授了「無相戒法」，再其後終於創造性地推出了中國僧團自己的戒律，即「禪門清規」。當時的禪僧從修持理念至行為方式，均有別於其它的宗派，然其生活卻依附於律寺，這樣不合規度之事就會經常發生，其修持行為與環境所在，已形成尖銳矛盾。要如何協調禪僧與律寺的不相適應性，就成為佛教僧團的當務之急。

百丈懷海禪師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叢林，以減少與義學、律學僧眾相聚一處所產生的齟齬，且提倡「農禪並重」，解決僧團的生存問題。清規的確立，使中國僧團走向了制度化、規範化的僧伽戒律生活。叢林清規的產生雖是依據當時僧團的實際理地而擬製，但其本質依然是對印度戒律的繼承，在護法安僧的根本精神上，並無二致，其清規一如戒律！戒律是佛陀為了規範僧倫，令正法久住而制定，所謂「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清規之制定同樣是使僧團和合，清凈無諍！

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引發了日本佛教戒律上變革和宗教色彩的淡薄：僧侶名前冠以俗姓、僧侶可以食肉、帶髮娶妻、僧侶可以是一種社會職業....等等。使日本的佛教界進入現代社會，以世俗性為特徵的新興佛教宗派和教團的大量出現，使佛教的社會面貌發生巨大的變異。

戒律在日本的演變備受世人的置疑，如此的飲酒食肉、娶妻生子，何以稱之為出家人？在日本戒律的演變發展，其實經歷了相當可觀的蛻化歷程。當承繼道宣南山律一脈的唐.鑒真和尚（688-763）遠渡去日本傳授戒法，可以說是日本佛教戒律的正式開端。當時鑒真所傳授的戒律，基本上是《四分律》的250戒，仍屬中國佛教戒律的大小兼受戒性質，不過在律儀戒相上是依然重視小乘具足戒的。日本天台宗始祖傳教大師最澄（767-822）卻在公元818年正式宣布：「自今以後不受聲聞之利益，永乖小乘之威儀，即自誓願棄捨二百五十戒已。」從此最澄一系全然棄捨小乘戒，並發願建立一處大乘寺，在比睿山展開純大乘戒授受運動。

通過最澄大膽的戒律改革，以獨標純大乘菩薩圓頓戒的日本佛教，自此也與仍守大小兼受戒的中國佛教分道揚鑣，形成東亞大乘佛教的兩大傳統。這一變化完全可以從日本的國情來解釋。就歷史淵源言，開創日本佛教的聖德太子一開始就接受了大乘佛教。就義理言，最澄的戒律觀，基本上來自他對《法華經》與《梵網經》的理解與詮釋及其理論的融合。

日本佛教與韓國、中國（包括台灣）等周邊國家的佛教相比較，既有共同的部分，也有顯著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在日本出家與在家的界限曖昧，許多僧侶娶妻成家。在日本的佛教，是作為以法會和教理為中心的學問而被接受的，教理才被認為是佛教的主軸，這一點可以說是從古代到現在的日本佛教一貫特徵。日本古代佛教的形態，可以說規定了日本佛教的方向，這也成為戒律在日本不被重視的原因之一，重慧而輕戒也是日本佛教界最顯著的特點。

對印、中、日戒律觀的演變，其各自的演繹流變，乃是基於時代的選擇與歷史的必然。印中日佛教發展演進的歷程，所昭示的是－佛教的應世性與圓融性，最大限度地適應本土社會現實，是其生存發展的必經之路。社會需求、時代精神，將最終成為佛教戒律觀演進的仲裁者，佛教與社會的和諧互動是否就成為「正法久住」的根本基礎？

目前不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及日本，表面上戒律雖然呈現出不同的風貌，然而其根本精神卻依然是沒變的，那就是化世導俗、護法安僧。佛教的世俗化和全球化，已是當代佛教發展的主題，佛法將如何在時代社會的流轉中前進，對依佛法而解脫修行者來說，確實需好好的沉思一番！要如何能在新的世紀、新的時勢之下，處理好佛法與世間法的圓融性和不共性，保持佛教的清凈莊嚴和佛教徒的正信正行，從而發揮出佛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