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一葉菩提舟~:~<1>

佛教的傳入，是在高句麗立國後的四百零九年(西紀三七二年)，中國的秦王符堅，派遣使節以及沙門順道，贈送佛像和經卷到高句麗，這是佛教像入韓國的開始。自此十三年後，又有印度沙門摩羅難陀，自中國東晉孝武帝境內來化。新羅國亦自高句麗接受了佛教，但到西紀五二八年始見其三寶之興隆。

佛教初傳高句麗時期，仍集其原有的習俗相混，如小獸林王之弟繼承王位之後，稱為故國壤王，即下教詔，崇信佛法，但他是為的求福。據“高句麗傳”載：「常以十月祭天」，「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可見其尚非流行正信的佛法。

西紀六二四年榮留王受逆臣蓋蘇文的遊說，遣使向唐高祖上表，請傳道教，遂有道士叔達等八人帶了道德經，到達高句麗，王即將道士館於佛寺，國人遂爭相信奉道教逐漸大盛。正在王室崇信道教的先後，高句麗的佛教卻出了幾位名僧。例如惠亮遷至百濟為僧統；僧朗入中國，受梁武帝的器重；惠慈遊化日本，為聖德太子之師；曇徵對於日本文化的貢獻也大。

西紀五二六年，沙門謙益，自印度求法回國，他在印度學梵文五年，洞曉天竺語言，深攻律部，莊嚴戒體，與梵僧倍達多三藏，齍梵本阿毘曇及五部律歸國，受到聖王迎於郊外，安於興輪寺，召國內名釋二十八人，譯出律部二十七卷，而成為百濟的律宗之鼻祖。同時有曇旭及惠仁兩法師，著律疏三十六卷獻於王。

百濟的聖王，亦稱為聖明王，日本初有佛教，就是由於他的介紹之功。到了威德王時（西紀五五四─五九七年），百濟佛教向日本的輸出，尤其積極，佛像、經卷、經師、律師、禪師以及佛工、寺工等等，相繼贈予日本；其中以惠聰律師最著名，被許為三寶的棟梁。第三十代武王（西紀六００─六四０年）亦篤信佛法，有名的僧人，例如寂於中國的惠現、遊化日本的觀勒等，均為武王時代的人。在經過了一百十餘年後的法興王十五年時，建大王興輪寺，乃為新羅王創寺之始。

到了第二十四代的真興王以後，新羅的佛教，突然現出了旭日昇天似的旺盛之勢，人才輩出，入印度中國求法者甚多。例如玄光、圓光、元曉、義湘、慈藏、明朗、惠通等人，都是這一時代的新羅名德。真興王奉佛甚篤，士人亦爭為歸崇，遣學僧覺德入梁求法，梁武帝贈佛舍利，王與百官奉迎於興輪寺之路前；沙門義信入天竺求法，白騾馱經而歸。

當中國陳文帝時，遣劉思及學僧明觀，贈送給新羅的經論達一千七百餘卷。另有沙門玄光，入陳求法，向南嶽慧思禪師受業，得法華安樂行門，證法華三昧，返國後即弘傳天台教觀。又有法師安弘入北周求法，與于闐沙門毗摩真諦等二人同國，帶返楞伽、勝鬘二經及佛含利。真興王敬信三寶，恭敬沙門，當他到了晚年，自己祝髮為僧，他的王妃也入永興寺為尼，一代護法君王，堪稱徹底。

真興王以下是真智王，僅三年便是二十六代真平王（西紀五七九──六三一年），這時的高僧很多，而以圓光及元曉二人最有名。圓光來中國求法時，尚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居士，聽經之後，即有出塵志，遂得陳主之許，落髮受具，遊歷講肆，學成實及涅槃，又入虎丘山修定，是以綜涉四阿，通達八禪定，講成實編釋般若經，名望播於嶺表，一時來學者甚眾，隋開皇年間真平王，聞師之名，敦請回國之後，常講大乘經典，為王臣之所歸嚮。

新羅第二十七善德女王的時代，出了一位慈藏法師，他在唐太宗貞觀十年來華求法，他是一位持戒精進的比丘，真平王曾欲以斬殺之刑逼他出仕，他卻說：「吾寧一日持戒而死，不願百年研戒而生。」終於使王愧服，許他出家。文武王十年，高僧義湘自唐求法回國，弘傳華嚴宗。義湘的操行高潔，貴在如說而行，講宣之外，精勤修練，除了三衣瓶鉢之餘，曾無他物。著有法界品鈔記、大華嚴十門看法觀、華嚴一乘法界圖等。他的弟子很多，著名者有十大德，悟真、智通、表訓、真定、真藏、道融、良圓、相源、能仁、義寂等。之後韓國佛教逐漸大盛。

韓國的禪宗亦分有九山的門派，皆源於中國禪宗的分支。初傳禪宗於韓國的，是法朗及神行二人。法朗在唐太宗時代（新羅善德王時）來華，傳受四祖道信之心要，所以他是道信以下的旁出一支，該與牛頭法融及五祖弘忍的時代相若而稍後。信行，也就是神行，年方壯，即學律，苦修二年後，見法朗於踞山而頓悟奧旨，勤求三年之後，渡海入唐，參志空，志空是神秀的法孫，大照普寂的門人，參學三年，始開靈府。因此，他既是四祖的法孫，又是神秀的法孫，神秀也是四祖的法孫，輩份上懸隔了三代，而竟集中神行於一身。回國後，宏傳北宗禪法。

      

神行寂後四十餘年，又出了一位嗣法於西堂智藏的道義禪師，智藏是南宗馬祖道一的門人，與百丈懷海同時。道義於唐德宗建中五年來華，原來法號明寂。詣江西洪洲開元寺，就於西堂智藏大師處……大師猶若摭石間之美玉，拾蚌中之真珠，謂曰：誠可以傳法，非斯人而誰？改名道義。他在中國一住就是三十七年，於唐穆宗長慶元年回國，宏傳南宗之禪。南宗是頓悟禪，與先傳的講究禪觀等學的北宗禪不同，他以「無念無修」的直指為心印，雖被尊為國師，他的際遇卻很孤寞。由道義傳廉居，再傳至體澄而形成迦智山派，列為禪宗的九山之一。

洪陟，亦作洪直，別名南漢祖師，在憲德王時來華，而於興德王即位之初返國，興德王三年敕修實相山，以洪陟為開祖，成為禪宗九山之一山。比道義回國遲了五年，他也是傳的西堂心法，回國後受到興德王（宣康太子）的皈依，門下弟子有千餘人，而以嗣法的秀徹國師為第二祖。

洪陟回國後的第五年，又有一位慧昭禪師自唐回國，他在三十一歲時來華求法，謁於馬祖的門人神鑑，神鑑為他剃度，並受於印契，三十七歲至嵩山少林寺受具足戒，他在中國住了五十七年才回本國，受到興德王的迎勞，嗣後又受到閔哀王的降書餽賜齋費，並賜慧照之號。他為人樸實，粗服糲食，貴賤老幼，平等接引，守真忤俗，善於梵唄，臨終時對弟子們說：「萬法皆空，吾將行矣，一心為本，汝等勉之。無以塔藏形，無以銘記跡。」心行如此，實不愧為一代名德。

慧昭歸國後之九年，又有一位同為傳受西堂心印的惠哲禪師返國，他在唐憲宗元和九年來華，留學了二十五年，於唐文宗開成四年回去，新羅景文王元年入寂，七十七歲，追諡為寂忍禪師。門下有道詵國師、如禪師等，形成桐裏山一派法系，也為禪宗九山之一。

惠哲返國後的第六年，無染禪師在唐求法二十多年以後回國，他先參馬祖之嗣如滿，又參同為馬祖法嗣的實徹，實徹寂後，他在中國，遊化四方，以恤孤獨，視病痛為己任，雖祁寒酷暑，亦了無倦容，因有聞名遙禮而稱他為東方之大菩薩者。歸國後，住聖住寺，歷六朝受六代君王的優隆禮遇而為國師，真聖女王二年，以八十九歲的高壽入寂。他的資質恭謹而慈風滿室，食必同於眾，衣必均於人，勞作服役必率先而行，運水負薪別無不親躬。門下二千人，著名者有僧亮、普慎、詢父、僧光等。真聖女王諡號大朗慧，遂形成新羅禪門九山之一的聖住山一系。

唐文宗年間，尚有一位梵日禪師，來華參馬祖門人鹽官濟安禪師，於武宗會昌年間歸去，他在朝禮曹溪祖塔時，有香雲繞於塔寺之前，靈鶴唳於樓臺之上。回國後以「莫踏佛堦級，切忌隨他悟」示人。由他以下，形成闍崛成一派；門下有朗圓及朗空等十人。

與梵日同年自中國回去的，另有一位道允，於唐敬宗寶曆元年來華，參禮南泉普願，並得普願嘆為：「吾宗法印歸東國矣」。道允的弟子折中，七歲就出了家，十九歲參禮道允，得法後住於師子山，遂形成師子山一派。

以上多係馬祖一脈，唯由四祖旁出的法朗系下，也出了一位智詵禪師，他被崔致遠稱之為四祖的末孫。智詵是一位持律清苦，修持不懈的名德。自他以下，便形成曦陽山一派，弟子有楊孚、性蠲、繼徽等。

新羅僧參於青原行思系下的第一人，乃是行寂，他本來參於梵日，而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來華，唐僖宗光啟元年歸國。他參石霜慶諸，慶諸是道吾圓智之嗣，圓智接藥山惟儼之法，惟儼是行思的法孫，希遷的法子。行寂於後梁貞明二年捨報，世壽八十五歲，神德王諡號朗空，弟子有信宗、周解、林儼等五百餘人。

傳入溈仰宗的，乃是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來華的順之，他參禮仰山慧寂，並願為弟子，慧寂便笑著說：「來何遲，緣何晚，既有所志，任汝住留。」回國後，有時表相現法，以示徒眾證理的遲疾，稱為圓相，其有四對八相，依○相配成，加以往回的判釋，因其理繁，在此從略。

又有傳承了玄昱及審希之法，而形成鳳林山一派。玄昱曾於唐穆宗長慶四年來華求法，至文宗開成二年返國。審希是玄昱的法嗣，玄昱寂於懿宗咸通九年，審希寂於後梁貞明四年。

西紀九一八年正是高麗太祖的元年，再過十七年，新羅就亡了。新羅將亡之際，慶猷及逈微二人，傳入了曹洞宗。慶猷於唐僖宗文德元年來華，參雲居道膺，雲居一見便說：「聞言識士，見面知心，萬里同居，千年一遇。」遂密傳法要。慶猷於後梁開平二年返國，貞明七年入滅。逈微先參迦智山的體澄，後於唐昭宗大順二年來華，也參雲居道膺，膺說：「吾人歸矣，早知汝來。」遂密傳心印，他在唐昭宗天祐二年返國。當時韓國僧同參於雲居道膺之門者，尚有高麗的利嚴及麗嚴二人，並稱為東海四無畏大士。

天台宗也出了一位義通惟遠，他在後晉天福年間來華，當時正是新羅亡於高麗之初。他先訪法眼宗的天台德韶，有悟；再謁天台宗的螺溪義寂，聞一心三觀之旨，遂留下受業。久之，道聲播於四遠，欲返國弘化，但在路過四明，將上船，卻被郡守錢惟治留下了，錢惟治即是吳越忠懿王錢俶的兒子，吳越王世代崇佛，現雖降於宋，但其遺風猶在，錢惟治對義通加禮屈留，咨問心要，並說：「如曰利生，何必鷄林乎？」鷄林是韓國一地名。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七月，太宗賜其寺額曰「寶雲」；同年，四明知禮來從其學；太宗雍熙元年，慈雲遵式來從其學。四明與慈雲同為宋初中興天台的兩大師。可知，義通雖為韓國人，卻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中國教化近二十年，且亦於太宗端拱元年寂於中國，壽六十二。

新羅王統末朝的佛教史上，尚有一位崔致遠居士，值得一提。他是新羅的文豪，新羅名僧的碑文，多成於他的手筆，為後人提供了許多佛教的史蹟。他也是中國留學生，十二歲來華，唐僖宗乾符元年十八歲中進士。二十八歲返國後做了幾任官，但於亂世多故，不惟不能行其志抱，而且有動輒得咎之累，於是他退隱於江海之濱及山林之間，以終其身。

高麗的興起，是由於新羅的衰弱。高麗太祖之時，正是新羅禪宗興盛之際，太祖的祖父嘗於晚年離俗居寺，且以讀佛典終其身；其父隆建則與道詵禪師交往很篤。所以，太祖本人也是一位護法的君王，且與禪僧的關係特深。

太祖之二年，創法王、慈雲、王輪、內帝釋、舍那、天禪（普膺）、新興、文殊、圓通、地藏等十寺；四年建大興寺於五冠山迎利嚴居之；五年捨舊宅為廣明寺，又創日月寺於宮城之西北；七年創帝釋院、九耀堂、神眾院、興國寺；十一年有新羅僧洪慶得自後唐閩府的大藏經一部到來，太祖迎置於帝釋院。

在新羅末季禪宗勃興，九山竟占其八，禪宗九山之一的須彌山派，則在高麗境內是由利嚴禪師的門下所形成。利嚴於唐昭宗乾寧三年（西紀八九六年）來華，參雲居道膺，得法於後梁太祖乾化元年（西紀九一一年）歸國。高麗太祖十五年（西紀九三二年）敕於開城西北海州之陽，擇靈山構精舍以利嚴居之，那就是須彌山廣照寺。利嚴寂於太祖之十九年，六十七歲，門下之高弟有處光、道忍、貞能、慶崇等。到此時，韓國禪宗之九山門派，已完成了。

所謂九山，就是：洪陟系的實相山、道義系的迦智山、梵日系的闍崛山、哲鑑系的師子山、無染系的聖住山、玄昱系的鳳林山、道憲系的曦陽山、慧徹系的桐裏山、利嚴系的須彌山。

在這以後的一百二十年代，又有一位天台宗的名匠來華，那便是高麗文宗王的第四子義天，義天十一歲出家，十三歲就想入宋傳天台教法，而沒有得到國王的許可，到了二十八歲（西紀一０八五年）才達成目的。那正是宋哲宗的時代，義天來華雖僅留了十四個月，卻是中韓兩國之間一件大事，哲宗兩度接見；他參遍了當時中國的各宗名德五十餘人；回國時帶去經書一千卷；受到高麗宣宗王及太后的熱烈歡迎，迎迓導儀之盛，被史家形容為前古無比。他的學德俱優，為韓國的佛教文化貢獻力量之大，堪稱空前絕後，寂年雖僅四十七歲，弟子幾達千人，有名者有百六十人，而他對於高麗佛教的影響之大，概可想見。義天不單是傳天台，他也自稱是「高麗國傳華嚴大教沙門」。

然而佛事太盛，未必就是佛法興隆，僧人太多，未必就是佛教的好現象，依佛偷生者多了，反而有損於教法，以致不得不藉王力來淘汰、來選擇！乃至徵用僧侶去從軍了！由於君王大臣之信佛，多在祈福禳災，非為解脫生死，所以佛事愈盛，愈能培養妖妄之徒的野心，致有妖僧妙清，利用方術，惑亂朝廷而陰謀竊國！西紀一二０五至一二五九年，僧徒與崔獻忠黨爭殺伐，僧徒被殺者前後約八百餘人。王政與佛教，頹廢如此，難道是佛法本身的過失嗎？其實，諸王何嘗真的理解佛法的真義！當然，在此期間，高麗的佛教，也有好多清淨的僧寶，為著正法而努力。

正當宮廷佛弊端叢生之時，出了一位李資玄居土。李資玄自號希夷子，他是高麗第十二主順宗王元年（西紀一０八三年）的進士。到十三主宣宗王六年（西紀一０八九年），便棄官逃世，並自誓：「此去不復入京城矣！」所以他是民間佛教的代表，睿宗王召他入宗，他不去，王只好親自南下漢城問道。以前的禪宗九山，均有師承，但他是無師獨悟的禪者，據他自稱，是讚到雪峯語錄中的「盡乾坤的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便於此言下豁然自悟。李資玄也極推崇楞嚴經，他說：「吾窮讀大藏，徧閱群書，而首楞嚴經，乃符印心宗，發明要路。」（東文選六十四）大鑑國師（坦然）也曾遊於他的門下，他的風格，與高麗禪學獨立的第一人知訥禪師，有相似處。

知訥是韓國佛教史上一位很突出的人物，他的時代是西紀一一五八至一二一０年，即是中國的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至寧宗嘉定三年，這正是印度佛教滅亡的時候。知訥自號牧牛子，八歲出家，二十五歲中僧選，未幾即離京師南遊，他的門下雖有不少是王公大臣，死後也被二十一主熙宗王諡為佛日普照國師，但他確與李資玄相似，乃是民間佛教的代表；所謂民間佛教，乃是區別於雜修雜行而以福祿權勢為主的宮庭佛教，民間佛教是以真修實悟而甘於淡泊素樸為主。

知訥的無師自悟，主要是得力於閱讀的工夫，當他閱六祖壇經至：「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見聞覺知，不染萬像，而真性常自在」句時，驚喜而起；一日讀到大慧語錄的：「禪不在靜處，亦不在鬧處，不在日月應緣處，不在思量分別處」，便在句下契會。嘗讀大藏經，得李長者的華嚴論，搜抉索隱，而潛心於圓頓之觀門。因此，知誦經常勸人誦金剛經，演六祖壇經，以開闡李長者的華嚴論。

知訥不唯是一位禪者，也是一位思想家及著述家，而且他的禪，是以華嚴的教觀為立腳，所以在他的著述中，引用密宗、澄觀及永明延壽的語句最多，這與密宗以華嚴學者而來條理禪的路向，頗為相近。知訥開創了曹溪山修禪社，成為九山之外的別立一宗。知訥的著述有：真心直說、修心訣、圓頓成佛論、念佛要門、看話決疑論﹝此係為破除學者的疑網，而說明禪宗看話頭的本義而作，其內容與圓頓成佛論大致相似。﹞此外尚有評論宗密、神會等見解的文字。

知訥最得意的嗣法弟子無依子慧諶，當慧諶前去請求剃度的前夜，知訥曾在夢中見到雪竇重顯禪師入院而來，考驗之下，知道慧諶確非凡器。知訥死後，他就奉王命繼主修禪社的法席，著有禪門綱要一卷、上康宗王的心要一篇、禪門拈頌三十卷等。他一方面採集古來禪語，以資道學之用心，一方面也贊成以祈禱方式而祝天下之太平，形成了高麗佛教的特色，與中國的宗門，頗有不同。尚有值得注意的，慧諶主張禪儒一致之說，可見當時的高麗，儒學的勢力已經不可忽視；因此，慧諶雖以禪的立場自居，而他的詩文，才氣縱橫，有詩集兩卷，據說他酷似宋之慧洪覺範。

在這期間，尚有一位居士，他在韓國佛教史上的地位，不下於新羅時代的崔致遠，那就是李奎報（西紀一一六七~一二四一年），他是韓國一代文豪，窮究經史，遍覽佛書及道帙，著有東國李相國全集四十一卷，後集十二卷行於世。晚年篤信佛教，禮敬三寶，常誦楞嚴經，嗜讀洗心經。由於他讀了道書，所以他的風格，頗有類似中國魏晉的清談家之處，但他自稱：「我亦參禪老居士」，唯其仍落於小乘的空觀，並有當時韓國佛教思想的通病，讚揚祈福免禍的佛事。

    （本文乃參考日木忽滑谷快天氏著的「朝鮮禪教史」以此編譯）

        謝謝*圓悟*禪者2011-07-15 12:00:12 留言啟動^0^幻羽(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