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典敘事文學中，只要提到才子佳人，往往無法忘記的便是「信物」，究竟「信物」所具有的意義為何？如果以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而言，其中包含了「戀物」的部分，因為「戀物」使得「信物」可以長久存在於才子佳人古典文學中；因無依憑，非得藉由這類近似「戀物」的餽贈形式，來召喚誓言的實踐。

誠然，「信物」得以創造何等成真的諾言，抑或可以表達多少對於情感的約定，對於人類共同的認知，以理性論，是相當值得質疑的。但就情感成分，「信物」的存在，昭示著人類對於信守約定與承諾，近似物質化的代表。當「信物」作為才子佳人作品中最大的憑據之際，那麼「信物」所具有的想像與豐富的多文本特質，將可超越時空的限制，以迄實踐對於情感的盟誓守約。

在「才子佳人」作品中，最重要的便是兩相情感的相互之依戀，以「一見鍾情」的模式來換取作品的節奏與緊湊，這便是才子佳人作品中最值得去討論的部分。所謂「一見鍾情」往往帶有一種情感的強烈程度，狂戀不已，為了完成「才子佳人」書寫的基本特質，那麼「一見鍾情」就成為才子與佳人間最佳的詮釋，並非長久相處，而是瞬間迸發的情感煙火，令閱聽者受到此情感強度的眩惑，以致當才子與佳人不得不因為小人居中撥亂而為之同悲，也為其情感濃烈為之意氣澎湃，就在「一見鍾情」的預設成分下，完成才子佳人作品最佳的使命。
 

在「才子佳人」作品中構成悲劇的部分，則是屢見不鮮的「小人撥亂」、「負心婚變」、「階級差距」，這幾個元素往往是構成才子佳人本為兩相契合的作品，因這三元素導致最終的悲劇結果。「負心婚變」的題材，自《詩經》起便有棄婦詩的存在，《詩經》的棄婦詩尚且只是因出妻或者是另結新歡而離棄元配為主要內容為多。但是到了宋元時期，「負心婚變」之所以成為大量創作題材，主要的原因是因著科舉考試或攀權附貴，進而以殺妻傷害生命，而為作家有相同的感慨，與讀者認同下共同的內容，則「負心婚變」便成為才子的咒詛，只因貪圖一時的榮華富貴，不惜以殺妻拋親令人憤慨的行徑，對於這類才子大加撻伐。但是到了明清時期「負心婚變」則有了「小人撥亂」此一元素介入，讓悲劇得以在文人筆下合理化，為文人得以自圓其說，讓這類才子無形中提升到志誠之輩，全為小人撥弄，以致使得悲劇合理化。

「小人撥亂」當古典文學作品進入明清時期，在戲曲、小說中丑腳的角色，幾乎都是作為「小人」之部分，對於閱聽者而言，往往可以安然的為本來是「負心婚變」的部分，讓悲劇的誕生並非才子之因，乃由於小人作祟，讓佳人受苦；或者是「階級差距」，令才子無法與佳人成雙，此幾等悲劇元素，讓受眾有機會藉由悲劇之悲傷，得以滌清心靈的困頓，為閱聽者脫去平日生活遭遇的處境有一出口，也讓悲劇可以合理化的解釋。

當這幾個元素混雜交織一起，那麼才子佳人歷經千辛萬苦，浴火重生後，度過重重的難關進而相知相惜，為才子佳人作品添上最佳的幾筆，也是通俗文學最重要的基本特質。今天當我們再度觀賞這類才子佳人作品時，其中具有的「現代性」反而是在這諸多基本元素之外，令人玩味的部分，究竟才子佳人如何在彼此暗示、調情、誓盟約定下，完成其才子佳人的樣貌，這便是作為一位編劇者要不斷注入屬於現代的精神部分。

當筆者不斷的破解作品基本結構的同時，更期待更多有心從事編劇工作者，若能緊緊的抓住時代的精神，那麼好的通俗文學作品絕對不難產生，在幾種基本元素下，人類共同體認中，最佳的現代才子佳人作品，將可耳目一新的帶給閱聽者最高的閱讀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