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3/31自由副刊



我總是疼愛這個數字多一點，不只因為它的孤僻，只和1以及自己保持親密。
而且還因為大學住宿，我在三樓19室住了五年。
我還記得自己總是從鐵製櫃子上頭的室內分機，接到別人打來的電話或者打給她人。

我會扯著捲曲的電話線讓它穿過門縫，讓我們之間的訊息，經過一扇闔上的門，被擠壓，然後流通。

我已經不記得在電話裡談妥幾次KTV夜唱，STARBUCKS喝咖啡，麻辣鍋聚餐大口吞食鴨血。

但還依稀記得，當我講電話時，被我倚著的破爛公用鞋櫃，上頭佈滿日久的灰塵和一條沒清洗的抹布，偶爾放著學長買來請我的車輪餅，或是上課匆忙忘記帶走的A4講義。

還有她，曾經往返兩個城市，兩所大學之間。她帶來的包包會短暫停留在我的寢室，整棟宿舍的邊間，一旁木棉樹通向走道探出它的枝葉。

寢室的對外窗是一整面公墓墳地，在不遠的山頭。但那時我和她攀爬床邊鐵梯，並沒意識到死亡就在我們對面，即使在很久之後，它的手指偶爾會輕撫過我的臉頰。

我仍記得一個週末早晨醒來，在架高的床上，她脫下上衣，穿上胸罩，對於我嘗試替她遮風，她只露出青春燦爛笑容，無視底下正在桌前使用電腦的室友。

直到某個夜裡，透過電話確認，她已經找到另一處排遣週末時光的所在。

我從宿舍走道的鞋櫃離開，在深夜騎車通往基隆的公路上，依然不確定自己是否擺脫了強烈的失落感。

那年我剛擺脫18這個數字。

我對未來的希望仍未泯滅，它依然像個深夜指引前方的微弱照明；或像某條隱晦岔路，在那個夜裡，讓我意外騎上高速公路的汐止路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