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兩岸交流激增，但對距今70年前的對日抗戰歷史仍乏共識，面對中共爭奪領導抗戰的話語權，戰史專家滕昕雲表示，抗戰期間日軍對華作戰，絲毫不受中共「敵後戰場」的影響。

滕昕雲表示，中共對抗日戰爭，自我建構所謂的國軍「正面戰場」與共軍「敵後戰場」理論架構，照理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的情勢發展應是相互牽動影響，若中共建構的敵後戰場是抗日戰爭的重心所在，在華日軍光應付敵後的共軍就足以疲於奔命，無暇他顧，應無法對所謂「正面戰場」的國軍發動大規模的攻勢。

滕昕雲說，然而日軍對國軍的大規模攻勢卻連年有之，甚至在民國33年時，在中國戰區發動一號作戰，欲打通大陸交通線，接連發生豫中會戰、長衡會戰等會戰，其動用兵力之大，戰略構想之明確，都是抗戰以來少有，期間卻未見共軍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牽制、妨礙日軍遂行一號作戰。

另外，滕昕雲也指出，抗戰八年中，中共根據地延安僅遭到日軍17次轟炸，而當時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重慶，卻遭受日軍218次的轟炸。如以常理推論，遭受轟炸的密度與目標本身的重要性成正比，僅由此觀之，就可知日軍對中華民國領導下的中央政府的抵抗比較重視。

最後，從日本向誰投降，也可看出誰在領導中國抗戰，滕昕雲指出，日本投降時，日本中國派遣軍奉命向國民政府所統轄的國軍投降，非自稱「抗擊百分之七十五日軍」的共軍。例如，日軍投降的第3天，共軍太行戰區司令員李達下令沁州的日軍向八路軍投降，遭日軍拒絕，雙方發生激戰，共軍遭日軍擊退，最後沁州日軍是向國軍第二戰區指揮官閻錫山的國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