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之 極端之來 難有中道立足空間
紀念館設於台北市中心南海路，原址是1931年落成的台灣教育會館。1945年台灣光復後，借用教育會館作省參議會辦公場所，二二八期間，台灣省參議會犧牲慘重，教育會館因此成為二二八的歷史見證。
2006年7月，教育會館被核定為二二 八紀念館館址；2011年2月28日開館營運。我去那天是3月27日，剛好營運一年。紀念館外牆上掛著周年紀念活動「二二八人權影展」的大幅廣告，展出26部人權紀錄片，可謂聲勢浩大。
與受難者靈魂對話
跨入一樓門廳，最招眼的是百合花，牆沿百合花怒放，廊柱百合花環繞；各處指示牌，畫的也是百合花。百合花簡直成了展館的標誌物，烘托出整個展館的主調：寧靜、優雅而憂傷。
紀念館一樓的多功能展演廳，很多重要的追悼儀式都在這裡舉行。二樓主題展室一幅銘牌引起我的注意，它說的，正好是我想說的：「歷史曾經幽暗難明/恐懼亦曾深深籠罩/但民主為光源/照進塵封的檔案/揭露真相/銘刻歷史」。
可能因為當天是工作日，台灣人都要上班，大陸客則對二二八紀念館沒太大興趣，所以整個展館靜悄悄的，幾乎就我一個遊人。我靜靜地走，靜靜地聽，展室四圍掛滿巨幅畫像，受難者栩栩如生地環視著我，我彷彿在他們中間穿行，在跟他們的靈魂對話。
作為一個曾經的歷史研究者，對二二八的前世今生，當然不會陌生。但儘管如此，親歷二二八紀念館，還是讓我大開眼界，收穫了很多聞所未聞。
印象中的二二八之變，跟當今的「突尼斯革命（編按：茉莉花革命）」差不多，都是街頭小販遭遇國家暴力，然後群情激憤，官逼民反。只不過突尼斯革命成功了，二二八失敗了。但二二八紀念館披露的史料告訴我，這只是歷史的一面。歷史的另一面是，二二八同時也是一次流產的政治變革。
變革的動力來自台灣民眾。一方面，國民黨統治腐敗無能，「劫收」狂潮席捲全島，社會經濟狀況急劇惡化。舉一個例就夠了：國民黨接收後，台灣刑事發案率一年內劇增26倍之巨。深受其害的台灣民眾，怎麼可能不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國民黨接收台灣後，對本地人公然歧視和排斥。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對此論述頗詳：「就政治上言，日據時期台人無論在行政上、專業上及技術上均難獲公平地位。台灣光復，不少台人抱有幻想，認為此後應可自治，當時有些知識分子以為台灣光復後將由台人治理台灣。」
台人幻想終遭血洗
台灣知識分子的參政熱情因此空前高漲。1945年台灣首屆「參議員」選舉，30個席位，角逐者多達1180名。他們以為台灣當局真的把他們當自家人，事實卻很快擊碎他們的一廂情願。陳儀長官公署9個重要處會18位正副處長中，只有一個副處長是台人，縣市長中只有3個是台人。台灣其他官營機構，台人甚至欲求小小主管而不可得。更令台人深感羞辱的是，國民黨接收後，立即宣布國語為唯一通用語言，取締日語。原來習用日語的絕大多數台人尤其知識分子，幾乎一夜之間淪為文盲，個人上升通道隨之中斷。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台籍政治精英會力主縣市長直選，推行地方自治。他們無非是想突破政治壟斷，為個人，也為所有台灣父老爭取更多公平發展的機會。
有這樣普遍的社會心理做基礎，二二八事件自不難迅速轉向，從最初的民眾暴動，迅速轉向政治變革。民眾自治機關「處置委員會」公布的「32條要求」，政治方面的第一條，即為「制訂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另有如下要求：縣市長直選，縣市參議員同時改選；除警察機關外，不得逮捕人犯；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集會結社絕對自由；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等等。
但是，台灣民眾的民主要求，並不曾進入政治中樞的視野，而遭遇國民黨當局的層層阻截，國民黨情報機構尤其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在呈送蔣介石的情報中，極力扭曲事件的性質，渲染事態的嚴重性。蔣介石確信事態嚴重，決定鎮壓，跟情治機構的刻意誤導有很大關係。
在台灣民眾一方，其實最怕決鬥。道理很簡單，早不是冷兵器時代，手無寸鐵的平民拿什麼跟國家機器決鬥？處委會到處解釋二二八，懇請各方瞭解真相，消除誤會。但所有解釋都歸於無用，血洗台灣已經是最高決策，不可阻擋。3月7日，陳儀致電各縣市參議會，承諾啟動以自治為主要內容的政改。3月8日，他的幕僚張慕陶發表講話，「願以生命擔保中央決不調兵」，實際上這一切都是欺騙，都是緩兵之計。冤沉海底，60年後才逐漸大白於天下。
然而，死者長已矣。
二二八大屠殺到底殺了多少人？今天仍眾說紛紜。我到台灣時，台灣老軍頭、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剛放言，說二二八死難者不過區區百人，嚴辭抨擊論敵誇大其詞，傷亡過萬純屬虛構。郝柏村此說令台灣輿論大嘩。一位台灣朋友當天晚上就給我發來一篇文章，以親身經歷反駁郝柏村。
精英之劫怵目驚心
在批評者看來，郝柏村的問題不僅在於其死亡數字不靠譜，更在於其面對歷史大悲劇的輕佻。沒有道歉，沒有懺悔，惟有強詞奪理。這跟台灣現在所處的時代，跟台灣所達到的精神高度，跟台灣社會所達成的文明共識，實在落差太大。
批評者跟郝柏村的主要分歧，或者說批評者所最痛心的，不僅在於死難者之眾，還在於死難者多為當時台灣社會的精英。台灣二二八之劫，亦可稱作台灣歷史上空前的精英之劫。
二二八一役，台灣精英，幾乎可說是委地以盡。這對台灣的民氣士氣，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此後20多年，台灣社會一直處於低迷乃至萎靡狀態，到了70年代才開始重振，反對運動才重新上軌道。
而對我個人來說，最怵目驚心的還不是通常所稱的精英之劫，而是死難精英中多數屬於議員、醫師、律師一類的中產精英，屬於奉行理性、和平原則，試圖彌合官民裂痕、調停官民衝突、避免最大社會成本的中道精英。
極端之來，如水銀瀉地，哪會有中道立足的空間。這，或許是參觀二二八紀念館給我的最大啟示？（未完待續）
（笑蜀/《新周刊》專輯「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之〈從火燒島到綠島──我的台灣轉型之旅〉作者）
大陸人看台灣－景美行之思 血汗造就民主社會
如果說馬場町主要是殺人的地方，景美則主要是關人的地方。
說到景美，大陸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但說到美麗島大審，說到雷震案、江南案，就沒幾人不知道了。這幾個大案當年都在景美開庭。最轟動則非美麗島大審莫屬。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爆發；迫於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不敢像過去那樣完全黑箱操作，審判全程公開，並同意被告委託律師辯護。這給了反對派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把法庭當戰場，當著全世界的面，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
政治冤魂不知凡幾
1980年2月20日，警總軍法處以「叛亂罪」起訴黃信介、施明德等反對派領導人，一時國際媒體雲集。
景美位於台北市新店區秀朗橋下。西側是警總軍法處所在地，東側是國防部軍法局所在地，主要功能是軍法審判，同時集羈押、服刑和移送監獄等角色於一身。作家柏楊、李敖、陳映真；反對派領袖呂秀蓮、陳菊、林義雄；傳播界名流崔小平；情治界大佬汪希苓等，都曾經是它的階下囚。
園區主要由軍事法庭、展演廳、仁愛樓押房、汪希苓特區等組成。最吸引我的軍事法庭，反而最低調，最樸素，不過一排淺淺的平房而已。如果不說它的來歷，有誰會相信，那裡面曾上演過多少驚心動魄的歷史壯劇？
軍法審判，是台灣威權政治的獨特景觀。但凡政治案件，皆不走常規法律程序，而交由軍事法庭，受難者以平民之身接受軍事審判。而且都是祕密審判，沒有調查，只有宣判，嫌疑人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當局可以在暗無天日之中予取予求。一般來說，軍法審判最輕的是所謂感訓，類似大陸的勞教；有罪判決通常從5年起；組織罪最重，黨員最少10至15年；幹部非無期即死刑。
此外還有兩種附加刑罰。一是剝奪公權，一是沒收財產。後者尤其邪惡，被沒收的財產大部分用來支付辦案費用、辦案獎金和告密獎金。領辦案獎金最多的是保安司令部，而保安司令部的領獎單位就包括了軍法處。這意味著殺人有獎，這就給了殺人者以巨大動力，可借「國家正義」之名，行謀財害命之實。
如此，則威權時代台灣的政治案件，出錯是必然，不出錯是偶然。毒刑拷打，威逼利誘，是通用手段。4、5千遇難者中，冤魂不知凡幾。
進入「仁愛樓」，即軍法處看守所。3層樓，大小押房一共62間，押房格局密閉，僅於鐵門上裝一小窗，供監控人員窺視人犯動靜。押房內有一可放音也可收音的播放器，所以人犯的對話也會被偷聽到。
國際救援大潮興起
「仁愛樓」一樓左側，有醫務室，福利社，會見室。其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是醫務室。而醫務室之所以傳奇，主要因為一個叫陳中統的犯人醫生，創造了讓蔣介石政權大丟臉面的奇蹟。這便是當時震驚中外的政治犯名單洩密事件。
有迫害，有政治犯，當然就有人道救援。由於島內民間力量有限，所以整個60到80年代，台灣的政治犯救援主要靠海外。但海外有心，也要島內配合。蔣介石政權臉厚不怕開水燙，對國際社會一口咬定台灣一個政治犯沒有，海外拿不到證據駁斥，也只能乾瞪眼。
這時就輪到陳中統起作用了。他一方面從病歷資料中整理政治犯名單，一方面趁著幫新到的政治犯檢查身體，彙集更多資料，每隔一段時間就把新名單交給蔡財源。總共4百多名的政治犯名單，輾轉寄往海外，並在美、日、歐多國媒體上發布。
救援台灣政治犯的全球風暴至此平地而起，一浪高過一浪。蔣介石政權始料未及，狼狽之極。報復非常慘烈，所方全面清查，主要參與者蔡財源首當其衝，除了飽受刑求，還多判了3年。其他參與者，也都無一漏網。但是，他們的犧牲沒白費。國際救援大潮的興起，正好跟1980年代台灣反對運動的高漲同步，島內島外彼此呼應，形成巨大合力，最終成功推動了台灣的民主轉型。
景美的最後一個看點，是汪希苓寓所。汪是軍事情報局局長。1985年的「江南案」激怒了美國（江南持有美國國籍），為給美國交代，小蔣不得不對汪治罪。汪被判無期，關進景美看守所為他量身定制的「特區」。
特區四周以高牆與園區區隔，內部設施完善，有客廳、廚房、臥室及高級衛浴設備，屋外有散步專用的小庭院，門口還設有傳達室。汪被囚期間，其妻常來探視，可自由進出。這已經夠優待了，但汪還是不能忍受，3年後以病為由，遷入陽明山情報學校。這座因「江南案」而蓋的特別囚禁區，此後再沒有關押過其他人犯。
今天的景美，已經是台灣的人權教育地標，叫做「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僅在2007年12月8日到28日的20天中，就推出多場活動，幾乎無日不有。2009年，台灣世界人權日紀念活動也在景美舉行，馬英九總統前往出席。2010年7月，文建會規畫整合景美、綠島兩座人權園區，籌建「人權博物館」。
人權園區緬懷功臣
2011年中華民國百年紀念，景美又為全島教師舉辦一月一度的人權講堂，包括重溫人權歷史、人權影片賞析、書寫台灣人權等三大議題。主要目的，即為「將人權理念融入各課程教學中，以及讓社會大眾瞭解人權、民主及自由的內涵與價值，啟發思考人權的價值，並實踐於生活中」。
最讓人感動的，則是孩子們的參與。我曾讀到一份對景美歷史的研究論文，作者是台北市的兩個中學生。作者得出了以下結論：出生在80年代的我們，不曾經歷過戒嚴時期這一段殘忍的年代，成長至今，自由對我們來說是如此的普通，實在很難想像以前那種殘害人權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在我們享有自由、民主的同時，我們是否也該想想這一切的幕後功臣，是用他們流汗、流淚、流血甚至失去生命而造就出來的民主社會。雖然這一切都已經過去了，而且現在的政府對他們也採取賠償政策，但是對他們的傷害卻是一輩子的；不過也因為他們的犧牲，造就了我們現在自由的世界。
有一句古言是這麼說的：「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能遺忘。」（未完待續）（笑蜀/《新周刊》專輯「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之〈從火燒島到綠島──我的台灣轉型之旅〉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