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2009年10月12日，於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專題演講講稿；本文首登於香港前進進「牛棚劇訊」(http://www.onandon.org.hk:80/newsletter/?q=node/232)，2009年12月16日。】

對於香港的文化印象，我和大多數的臺灣人一樣，都是從影視、音樂、流行文化中認識的，應該是從1970年末期開始吧，這些印象就未曾間斷過，如李小龍、成龍、許冠傑、溫拿五虎、楚留香、金庸小說、香港歌壇四大天王、新紮師兄、鍾楚紅、周潤發、張曼玉、張國榮、梅豔芳、梁朝偉、劉嘉玲、開心少女組、曾志偉、黃玉郎漫畫……等，倘若我再一直繼續羅列下去的話，這篇講稿大概就不用寫了。有趣的是，當初這些香港流行文化幾乎就是充斥在我的成長歲月中，一切就像生活、吃飯、喝水那麼地稀鬆平常，也沒特別去留意，就只是覺得這些香港製造的影視音樂流行文化產品，很好看、很好聽，管它是不是香港來的，有時甚至連香港在哪裡也只是遙遠模糊的印象，因為那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明星、這些電影、這些港劇、這些歌曲、這些武俠小說、這些漫畫，是我記憶裡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跨世紀以來的懷舊風潮正方興未艾，另拜網際網路之賜，可以讓我輕易地就跨時空地連結到許多影音資料，一解對於1970年代與1980年代成長歲月的港式流行文化鄉愁。

1990年代我開始接觸戲劇與劇場藝術，但不論是在專業學術的學習上，或者是相關資料的接觸上，香港劇場對我而言都是非常地陌生。我是一直到了2004年6月才第一次到香港的（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戲劇工程主辦的「1993-2003華文戲劇作品學術研討會」），在此之前，對於香港劇場的印象是片段與模糊的，最多就是經由官方或民間的邀請來臺的演出，進而知道了少數幾個香港劇團，像是香港話劇團、進念‧二十面體、非常林奕華、PIP劇場（劇場組合）、前進進、撞劇團、進劇團等，或者是劇場工作者如楊世彭、毛俊輝、榮念曾、胡恩威、林奕華、詹瑞文、甄詠蓓、陳炳釗、莫昭如等；另外就是透過每年寒假在臺北世貿舉辦的國際書展裡的大陸港澳區，尋找香港劇場相關書籍的蹤跡，並藉此稍微記得了幾位論者的名字，像是方梓勳、盧偉力、楊慧儀、茹國烈、小西、陳國慧等，因為我有長期閱讀的習慣以及曾經在出版社擔任企劃工作的嗅覺與敏感度，所以在尋找書籍與資料的過程當中，常常可以從鳳毛麟角中閱讀出一些額外的訊息，在那幾年參與國際書展的過程裡，青文書屋的老闆羅志華（出版了許多關於香港文化和文學的書籍）和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IATC, HK）的出版品（出版了許多關於香港劇場、電影、視覺藝術的書籍），更是特別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這幾年臺北的國際書展，由於主題與內容的規劃已經產生質變，讓我失去興趣，我有好一陣子沒去參與，不過這是題外話了。

2004年6月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研討會，我才第一次有機會親身接觸與認識許多香港劇場工作者和戲劇學者；同時間，因為我的某個研究重心已經開始轉向當代華文戲劇，很奇妙地，這次的研討會就像磁吸效應或雪球效應似的，開始讓我有越來越多的機會深入地接觸香港劇場，短短五年之間（2004-2009），我已經受邀或自費去過香港十幾次，每次的行程總是滿到快要爆掉，馬不停蹄地看戲、訪友、看排練、座談會、學術研討會、買書（主要鎖定香港劇場、歷史、文化、藝術類）、蒐集宣傳單、寫戲劇評論等，甚至還差點擔任當地藝術發展局的送審案件評審委員，簡直和我在臺灣參與觀察劇場生態的行逕沒兩樣；至於對香港社會與城市空間文化的觀察，也總是在我從甲地到乙地之間的移動過程中，我會打開所有的感官，細細且敏感地體會，這些體會經常可以讓我對香港劇場生態文化進行更為精準地把脈，甚至是從一個異鄉他者的角度，對香港劇場提出我的觀察與評論，事實上我在前進進網站上的牛棚劇訊就有一個「場邊觀察」專欄。

和香港劇場有親身當地的接觸之後，主要還是從表演場地開始我的體會與觀察的，甚至是觀眾的組成分子，也經常是我觀察的對象。我經常去的演出場地大致包括了香港文化中心大劇場、小劇場、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場、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實驗劇場、上環文娛中心、香港話劇團黑匣子劇場、香港大會堂、牛池灣文娛中心、葵青劇院、牛棚劇場、新光劇院等，這些場地基本上多位於香港島北邊和九龍半島，或者說就在維多利亞港灣的兩岸，港灣風景與兩岸的燈光閃耀，永遠都會是看戲行程中的一部分。

事實上，香港的表演場地多半都是港府公辦公營的，一些行政區也設有所謂的文娛中心。由於香港特區政府行政管理組織裡頭並未設置專職的文化管理部門（不像臺灣有文建會或各縣市的文化局），而只有所謂的康文署，所以康樂活動和藝文節目被歸在同一部門的掌管業務裡，於是出現了文娛中心的設置，社區民眾或專業表演團體只要經過符合程序的申請，誰都可以在這樣的文娛中心舉辦他們的活動，當然，所謂的活動就包括戲劇、音樂、舞蹈、各級學校與各類團體的成果呈現等。由於這些文娛中心多屬中型以上規模的場地，所以不管是什麼樣的團體、什麼樣的資歷，進到這樣的場地舉辦活動，就要有基本駕馭該空間的能力，這也就形成了某種劇場空間設計的習慣，我常覺得香港的舞台設計者，較有能力與技巧在處理大型空間，不一定是用繁複的方式在填滿空間，而反倒常是用極簡、流暢、靈巧的手法在處理空間。有趣的是，香港地狹人稠，寸土寸金，為了增加土地坪效的利用，高樓林立，甚至有「樓海」之謂（或我常戲稱為「玉米筍」，當地人倒是更厭惡地稱其為「石屎」），有些文娛中心便座落在生鮮市場、寫字樓、停車場等綜合大樓的某一樓層中，像位於香港地鐵彩虹站附近的牛池灣文娛中心，一出了地鐵站地面樓層，肯定會先嗅聞到一股撲鼻而來的菜市場味道，走過數十步之後，才會抵達牛池灣文娛中心的一樓電梯入口。

相對於公家場地，我經常去造訪的牛棚藝術村，則是一群藝術家與藝術團隊所共同經營管理的場地，早先該場地是牛隻檢疫場，後成閒置空間，經過藝術家與公部門一番協調與折衝之後，成為現今的運作型態。而在藝術村裡，原先也有前衛劇團進念‧二十面體進駐於此，但如今戲劇團體僅剩前進進，以及由前進進所管理的牛棚劇場，該團經常演出前衛作品，也常舉辦藝術節與工作坊，對於香港另類劇場路線的堅持相當執著。說來奇怪，由於彼此理念相通，這幾年我只要造訪香港，通常都會到牛棚走走，但總是遇不上在該場地看正式演出的機緣，倒是看了一些排練，也在這裡參與了一場座談會（2008年3月），討論香港劇場的表演訓練方法，我則是受邀介紹臺灣小劇場的表演訓練體系，主要鎖定在已逝十年的波蘭貧窮劇場大師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 1933-1999）表演訓練對於臺灣小劇場的深遠影響。

從另一角度來看，香港每年可以保持經常性演出的戲劇團體，不下四、五十團，有少數大團，更是一年推出五、六個製作，這麼多的團體與這麼多的演出製作，倘若再加上若干藝術節邀請來的國外演出團體，就難免有粥少（場地少、演期短）僧多（演出多）之虞。當我移動於香港的街頭與地鐵之間，琳琅滿目的展演海報看板，真的是到處充斥在我的視線範圍內；倘若再加上隨處可見的車箱廣告、地鐵車箱、電視牆、各式各樣出奇制勝的店招，眼睛總是覺得很乾、很累，這種情形通常要在香港待個半天以上，才比較能夠適應，早先剛到香港之際，我總是抬頭睜眼東張西望，就怕漏掉任何一個訊息，到了後來這幾年，我已經習慣了，甚至練就了平視或略低的視線角度，眼睛和脖子總算比較舒服些。

在香港的劇院裡看戲，他們習慣將演出節目單直接擺放在座椅上，所以常常會讓進場尋找位子的觀眾衣物不慎碰到這些節目單，而導致節目單掉落一地，平添劇場走道的髒亂以及劇場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多年來我對此做法百思不得其解。不像臺灣多半是在前台販賣節目單及周邊商品，既可以增加劇團的若干收入，也能夠維持劇場觀眾席的環境清潔。

由於香港是個「兩文三語」（中文、英文、普通話、粵語、英語）自然通用的特區及國際化城市，因此演出時輔以中、英文字幕，就成了許多大型劇團貼心的一種服務，香港劇場的觀眾群來自四面八方，但不一定所有觀眾都能聽懂粵語（它畢竟是一種方言），我在香港劇場看戲至今，差不多遇到近三分之一的演出，都是有附中、英文字幕的，有些即使沒附中、英文字幕，我也因為粵語的聽力漸有進步，配合表演與舞台美術的使用及變化，基本也能夠抓得住戲的內容七、八分，再進一步者，我有時也會跟相熟的香港劇場朋友，直接跟他們索取劇本電子檔，只是多半仍是粵語的語體文寫就的劇本，少數則有普通話版本，或者是粵語、英語對照版；總之，為了能夠進一步瞭解戲的內容與涵意，我會盡量想辦法，像是自學粵語、認讀粵語語體文字、看粵語發音的港片和港劇、向香港朋友請教特有粵語字詞等。

香港曾經有過一百五十多年（1842-1997）受英國殖民的歷史經驗，直到1997年才正式回歸中國。中英雙方關於香港回歸，從1970年代末期（大陸文革結束，逐步開始改革開放）起，開過無數次不同層級的會議，直到1984年12月19日簽訂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中國恢復對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行使主權，英國也將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地區歸還給中國，中國遵從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最高指導方針，確保其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特區實行，同時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與民主制度可以維持五十年不變（直到2047年）。這個聲明的簽署，已然敲定了香港未來的命運，當然也造成香港社會與人民極為複雜的反應，有能力的人想方設法地移民，造成1980年代中、後期香港的移民潮，沒有能力的人只能繼續留在香港，試著開始調整自己的心態，從英國的殖民轉變為中國的公民，不管願意或不願意，都要面對即將來臨的「九七大限」。

在如此的政治社會背景與心理情感結構下，香港劇場出現了一大批「九七劇」 ，體現出香港人極其複雜微妙的身分認同政治，有的從考古的角度企圖建構香港歷史文化的主體性，有的細數香港數十年來的社會變遷與人情冷暖，有的則表現香港當下與面對未來的茫然或希望，少數則是對中英兩國政府均予以批判，或者是描寫移民者的心態及面對新環境的文化衝擊；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由此可見「九七大限」不只是香港社會的政治及歷史座標，同時也是劇場文化藝術的創作原點之一。

我認識的許多香港劇場朋友，也和我所認識的許多臺灣劇場朋友一樣，很多人都是多才多藝，三頭六臂，香港劇場的朋友除了劇場裡頭的工作之外，也從事戲劇教學、社區藝文推廣、活動設計執行、影像創作、文案企劃、文化評論、媒體主持等文化與創意產業工作，每每在看完戲後和他們吃夜宵，在聊天當中，總覺得他們每個人都活力充沛，精氣十足。這也讓我細微地觀察到，香港演藝娛樂事業本一家，早期由邵式影業、香港無線等大型影視公司培育許多演藝人才，後來1982年香港演藝學院（提供表演藝術、舞台美術、電影電視的教育訓練及研究）成立之後，早期更扮演線上演藝人員的進階訓練所，中、後期該學院所培育出來的演藝人才，也大量投注在香港的娛樂與藝文圈，目前香港劇場的主流中堅創作份子，更是高比例地畢業於該學院；香港演藝界、影視界、娛樂界、劇場界的人才交流頻繁通暢，這點要比臺灣劇場的情況要好許多，也確保了許多演藝創意人才的飯碗。另外我發現香港演藝學院的教師參與實務創作的比例與質量都很高，這點和臺灣戲劇學界與實務界的切分傾向，也很不一樣。

相較於臺灣大專院校設立的戲劇相關科系越來越多，從戲劇創作到理論研究，都培育出不少人才；香港演藝學院則是到了前兩年（從2007年起）才開始開設、招收碩士班的研究生，只不過課程的重心還是擺在表、導演上，戲劇理論研究尚未被該學院所重視，又或者說是二十多年的學院發展過程當中，遲遲未將理論研究的視野放到該學院的課程結構設計裡，結果香港劇場關於本地戲劇發展各面向的整理研究，就多半落在其它大學裡頭的中文系、英文系、哲學系、翻譯系、影視傳播系、文化研究系等科系裡頭，表面上看起來有跨學科的研究視野，但事實上卻也經常造成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隔閡，甚至也少見以香港劇場美學主體所從事的相關學術研究（戲劇評論倒是不缺）。我經常和幾位相熟的香港劇場評論人聊起，倘若當年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設立之初，就能夠將戲劇理論研究放到課程或科系的設置裡，二十多年下來，肯定可以培養出一批香港劇場史論、評析、研究的優秀人才勁旅。感覺上，香港劇場本土化的發展要來得比臺灣早，但是相關的研究質量卻遠不如臺灣。

不過話再說回來，我用香港劇場和臺灣劇場來做比較，可能有點技術上面的問題，畢竟臺灣地理面積和人口都比香港要大上好幾倍，再怎麼說，相關人才的培育的確在數量上也較多；但是本文前面曾經提及香港的一個聯合國層級的評論組織：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Critics, Hong Kong，簡稱IATC, HK），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治下的一個國際性評論協會，許多國家或地區都設有分會（其實臺灣也有，但成效不彰），香港是由香港藝術發展局（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簡稱HKADC），所資助運作的藝評團體；從我的角度來認知，該團體出版了非常多的香港劇場研究與評論的書籍，此外也出版了若干劇本集，以前我都是在臺北國際書展或是偶爾在書店買到一、兩本，慢慢地蒐集累積，但也並不完整；直到後來，我認識的一位香港劇評人陳國慧當上了該組織的經理，該組織所出版的劇場書籍我才大致收齊，現在每次只要有機會到香港，一定會想辦法擠出時間到該組織的辦公室走一遭，見見朋友，挑些新書，或者她到臺灣來，也會帶些最新的出版品或文化評論刊物給我，我們是香港─臺灣劇場資訊交流的管道之一。

說到臺港間劇場的文化交流，1990年代後期由臺北的皇冠小劇場（主其事者為平珩）、香港的香港藝術中心（主其事者為茹國烈）以及東京的小愛麗絲劇場，所共同建立的小亞細亞戲劇網絡最具代表性，後來還陸續加入了深圳、上海、澳洲等地，甚至還拓展到舞蹈網絡；這個交流網絡還是較多地放在觀摩演出上頭，不過卻也促成了臺北的莎妹劇團、香港的前進進劇團、日本的小愛麗絲劇場之間的一些共同合作，只不過後來這個網絡隨著平珩去臺北的國家兩廳院擔任藝術總監之後，也慢慢地停止活動了，階段性的成果是開啟了臺灣劇場和其它亞太地區的劇場間交流與合作，平珩則把交流展演的邀團層級帶到兩廳院去，擴展了不少臺灣接觸世界劇場的機會與視野。

這些年來，也有若干原本在香港劇場工作的創作者來到臺灣發展，其中以「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的一群香港及馬來西亞劇場人最具代表性（包括張藝生、梁菲倚、黃士鈞等），另外還有近兩年（2008、2009）在兩次的臺北藝穗節裡快速竄起的禤思敏等，他們原先都是香港演藝學院的畢業生，畢業後在香港劇場工作、表演多年，累積了不少經驗，張藝生（香港）和粱菲倚（馬來西亞）還曾經待過臺灣的優劇場；他們的創作對臺灣劇場的視野，多多少少可以有些不同的元素加入。我其實期待香港劇場和臺灣劇場可以有更多、更深入的交流，目前只能算是「前菜」罷了，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除了專業劇場之外，香港劇場界長期以來對於中等學校與社區的戲劇藝文推廣工作也相當積極且卓然有成，許多此中的推廣工作者甚至都已有三十多年的實務經驗了，這個部分我雖然瞭解並未深刻，但卻直覺可以做為臺灣劇場在這方面（教育劇場、社區劇場、應用劇場等）的良好借鏡，他們在引介相關的應用劇場理論與方法技巧上，種類繁多，並謹慎思考本土化所必須面臨的主客觀因素，這些文化譯介與折衝的經驗，應該多少都可以讓我們學習或參考。

我這兩年在所任教的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大學部開設「香港劇場」專題選修課程，一開始我還擔心選修人數不足而開不了課（大學部的選修課程至少需要十個學生選修），但是從平日與學生的相處經驗得知，學生們對香港劇場的認知與瞭解是極其陌生且渴望的，因為香港雖然地理上「近在眼前」，但是劇場資訊交流甚至是創作合作上卻常常令人感到「遠在天邊」，由於劇團行銷與經紀能力的限制，近幾年臺灣觀眾和戲劇科系學生所認識的香港劇場，有極其嚴重的偏食與傾斜，幾乎只認識非常林奕華，且不外乎就是這幾年的《包法利夫人們》、《西遊記》、《水滸傳》和《華麗上班族》，我並不排斥這類接近商業劇場的製作操作模式（該劇團基本上是將整個華人文化圈，尤其是中、港、臺、澳、新、馬等地，當做巡迴演出的版圖），但是透過媒體大量報導與觀眾口碑之後，儼然香港劇場似乎只剩下了非常林奕華，我無法接受學生的這種偏食現象，許多戲劇系的學生也希望能夠更深入地了解整個香港劇場的生態與文化，所幸這兩年在系上的「香港劇場」均開課成功，這對我自己而言也是另一種激勵，促使我每次只要有機會造訪香港，便會更積極地蒐集香港劇場的各式資料，並與許多香港劇團與劇場工作者保持電郵聯繫與互動，並不定期地閱讀、整理與書寫香港劇場的相關評述文章發表，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香港劇場和臺灣劇場之間的某一座溝通交流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