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提到後殖民論述，多半是指寫作或講述未曾被言說的被殖民歷史或經驗，並以積極的術語與態度探索後殖民對象的混雜性。在這樣的論述範疇裡，似乎預設了殖民／被殖民、言說／緘默、書寫／遺忘、本真／混雜等的本質性二元對立，或者也可以說，殖民論述是掌握言說與書寫的權力知識機制，只有殖民者所創造的知識才是本真的知識，相對而言，被殖民者是被言說與書寫的，同時也是被想像與慾望的，其身分是他者，其話語是緘默無聲的，其原在本土的歷史與經驗是被遮蔽或遺忘的，當殖民者所施予的政治與軍事力量終結時，已銘刻在被殖民者身心靈的烙痕與印記，不可能隨著殖民統治的結束而消失，甚至於無法消失，而成為後殖民身分認同探尋與重建永在的混雜性元素。

英國Gloucestshire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Peter Widdowson，曾在其1999年所出版的Literature一書第三章 【彼得‧威德森（Peter Widdowson）著。錢競、張欣譯。《現代西方文學觀念簡史》（Literature）。北京：北京大學，2006。頁65-92。】中，對於二十世紀六○年代的現代西方文學概念的變化，做了一個開宗明義、粗略卻有效的區分，在此之前的文學正統典範無疑是「DWEHMs」的，意指Dead White European Heterosexual Males的，也就是說，所謂的西方文學經典都是由「已故的白種歐洲異性戀男性」作家完成的作品所組成，這種文學經典的概念從十八世紀以來，便不斷地被建構、增添與加強，直到二十世紀六○年代，終於首度遭到女性主義陣營的批判與挑戰，緊隨在後的，則是黑人、亞洲與拉美作家的湧現，到了二十世紀八○年代，更有同性戀作家及其作品的紛紛「出櫃」，這一波又一波的作家隊伍，儼然就是打著「當代的」（contemporary）、「黑人（以及非白人）」（black and non-white）、「亞、非、拉美（以及非歐洲）」（Asian, African, Latin American and non-European）、「同性戀」（homosexsual）、「女性」（females）等旗號，對西方文學經典進行方方面面的解構與重建。

如果說對於西方文學經典的最初反撥與解構的行動來自於女性主義，那麼對於歐洲中心大寫「文學」（Literature）觀念的顛覆與重省則來自於歐洲政權的舊殖民地所產生的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開啟了同性戀、酷兒論述、跨性別等的研究大門，而後殖民主義的理論與文化論述則成為了文化衝突、文化研究、話語分析與文本分析的觸媒之一。相較於二十世紀六○年代之前的比較文學研究，所著重的是文學作品內部意象、象徵、人物、語言、情節、形式、結構、風格等的分析，是傾向於封閉的語言學與結構主義式的；然而，在六○年代以後，比較文學研究隨著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新歷史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以及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浪潮興起，轉為開放的意識形態話語分析，著重在身分認同、族裔政治、性別政治、慾望、身體、空間、歷史、記憶、敘事、書寫等的描述與批判，朝向跨領域、跨學科、跨文化的世界文本批評。

根據曹順慶等人所論著的《比較文學論》 【曹順慶等著。《比較文學論》。台北：揚智，2003。頁77。】指出，比較文學此一學科從十九世紀初發展以來，主要經歷過三大階段，也隨之產生了三大學派：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以及中國學派的跨文明研究。影響研究著重在文學作家及作品的淵源、流傳與媒介，所呈現的是一種國別文學、作家、作品、文學理論交互的影響關係，像是模仿、借鑑、創新、誤讀、變形、抵抗、流行、借用、因襲、改造等，側重在形象學的研究；平行研究則可分成兩大脈絡，本科研究的是比較詩學、主題學、文類學與類型學，跨學科研究則以文學為中心，觀視其與其它學科之間的「跨越」狀態，這是為了避免比較文學假借「平行比較」之名，行無邊無際亂比一通之實，所形成的一種學派範疇，說到底，還是得以「文學性」做為最核心的觀照。

相較來說，中國學派所講究的跨文明研究，注重的是「跨文明雙向闡發」、「異質比較研究」、「文化探源研究」、「異質話語對話理論」、「異質文化融會研究」及「總體文學研究」等幾個方向，這些研究方向與後殖民論述中所講求的西方／東方（非西方）、主人／奴隸、中心／邊緣、白人／非白人等二元之間的對話，所顯現出來的不確定性、流動感、多重、混雜、協商、模糊等特質，頗有會通之處，尤其後殖民論述所強調的族裔政治與民族主義，更是在探索跨文明之間異文化對話與雙向闡發的「第三空間」，這也可以說是「後殖民論述」這個措辭中的「後」（post-）既具有「曾經經歷」（having gone through）與「以後」（after）兩義 【周蕾（Rey Chou）著。羅童譯。〈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今天》總28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186-7。】所交織出的詩意空間，希望去除模式化的想象和疆界，釋放出各種多元想像與抗衡力量的發聲空間，從而進一步顛覆及侵蝕牢不可破的專權文化。

從心理層面來說，過去的殖民者對殖民地具有高度主控的詮釋慾望與他者想像，在沉默他者的再現過程當中，繼續加強慾望與放大想像；而後殖民論述的理論任務卻是重新喚起關於殖民歷史的記憶、提醒人們「故地重遊」的一項學術工程，「想要遺忘」成了一種天真的烏托邦主義，後殖民的狀況簡直就是介乎遺忘與記憶之間的心理矛盾。Homi Bhabha曾在剖析完Frantz Fanon的Black Skin, White Masks一書之後，對此狀態寫下：「記憶絕不是靜態的內省或回溯行為，它是一個痛苦的組合或再次成為成員的過程，是把被肢解的過去組合起來以便理解今天的創傷。」（”Remembering is never a quiet act of introspection or retrospection. It is a painful re-membering, a putting together of the dismembered past to make sense of the trauma of the present.”） 【Bhabha, H.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90.】然而，再現曾經的行止、曾經的過去，即使再如何地細節模擬與重現，都不可能等於曾經的事實，加上記憶與語言的不確定性，事實的重塑接近於不可能，事實禁不起重塑與再現，因為在重塑與再現的同時，會產生事實的凸顯與排除，而且編造新的事實，這也是細讀與重寫策略所必然產生的現象，距離原初的發生與曾經的事實越來越遠，在重塑與再現的操弄之下，事實是捏造與編撰的，而非發生與曾經的，後殖民的記憶與認同更形迷離與混雜，這也扣合了前段所指後殖民論述的不確定性、流動感、多重、模糊等特質。

從研究態度來說，後殖民論述可以視作對於西方現代化的一種回應，當代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對於西方文論，多半採取本土化抵抗與批判性接受的策略，現代化並非普世共通的唯一目標，在現代化底下所夾帶的其實是西方文化霸權的宰制，新世紀以來，更是化身為晚期資本主義文化與全球化的浪潮，創造均質化、標準化、同一化的假平等，後殖民論述適可對這樣的假象予以主動地翻轉或「逆寫」，開啟更多元、開放的文學研究視野與格局，諸如陳芳明所謂：「歧義的歷史記憶與歷史預言，豐饒的情慾書寫與身體政治，複數的族群文化與國族想像，辯證的全球化與在地化取向」 【陳芳明。〈導讀：世紀末文學‧世紀初台灣〉。收錄於劉亮雅。《後現代與後殖民：解嚴以來台灣小說專論》。台北：麥田，2006。頁9-16。】等。

如果說後殖民論述改變了哪些比較文學研究的方向，或者説開啟了哪些視窗，綜上所述，毋寧多是在種族、性別、階級方面的意識形態話語批判與文化政治，必須進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歷史脈絡，將文學作品視為權力角鬥、意識縱橫、慾望竄流、記憶雜沓、身體展演、空間交疊、認同混雜的精神現象學場域，這不只是國際比較文學界的主流趨勢，也是台灣比較文學界近二十年來主要的學術轉向，從中國論述（代表中華民族主義、儒家經典思想、黨國操控體制三位一體的中原中心論與傳統父權）轉向台灣論述（代表本土化的批判與顛覆、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反思、台灣主體性的建構），所關注的多是後殖民論述式的「硬」理論，動輒族群、族裔、歷史、家國、原鄉、身分、認同、離散、混雜的各式想像與記憶，要不就是性別、同志、酷兒、情色、慾望、身體、創傷、鬼魅、怪胎的展演與書寫，蔚為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的大觀，從中激盪出許多新的對話與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