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倪敏然因憂鬱症自殺，震驚台灣社會。憂鬱症的普及化早已是大家的話題，也是文明社會普遍的現象，包括精神病學界在內，人人都不知怎麼看待這個快速成長的類傳染病。
根據醫學研究，憂鬱症易來自家族遺傳，一般而言可能與腦中化學物質的失衡有關。通常患者在情緒上鬱悶低落，悲傷愁苦，隨時哭泣；態度上則悲觀消極、優柔寡斷、沒有信心與希望；動作上遲緩無力、經常發呆、躺倒不起、沉默寡言；思考上消極貧乏、懷有嚴重罪惡感、覺得活不下去，經常想死；生理上食慾降低、失眠、疲乏不堪、四肢無力。這些現象在張國榮、倪敏然自殺前都曾經出現。

自殺意義被簡約化

問題是：到底自殺是一種自願行動還是心智疾病的產物？如果是自願行為那是否屬於自由意志而應予尊重？醫師有無利用強迫手段防止自殺的權力？這個問題難解就像墮胎是殺生還是懷孕婦女的自由意志一樣。將自殺歸因為心智疾病，如憂鬱症，將自殺醫學化，是設法用醫學方法來控制與譴責自願性死亡的最後嘗試。
因此，我們現在都把自殺精神病學化，來逃避自殺是自由意志的可能，因為那太使生者痛苦並難以接受，也使宗教與道德陷入解釋的困境而尷尬狼狽。精神病學家莫名其妙被迫承擔這個歷史任務，只好勉強應戰，硬著頭皮說自殺可以防治，其主張可歸納為兩點：自殺是心智疾病的結果，心智疾病是可治療的失調，對心智疾病正確的治療可以消弭自殺的因素。因此自殺防治是種救命的醫學治療。然而，諷刺的是，根據精神病學家薩斯（T. Szasz）醫師的研究發現，不僅沒有證據證實強制性精神病學自殺防治手段降低了自殺的次數，相反的那些方法可能增加自殺事件。自殺的精神醫學化簡單化約了自殺的文明意義，只狹窄地解釋為疾病的一種，是無法理解自殺盲點的來源。

給予死者尊重理解

一個社會和文明對生命和自己生命看法的改變，是那個社會對自殺態度的關鍵。台灣以前對生命的看法是較集體主義的，生命屬於國家、家庭、尤其是父母的，制約了自殺的衝動，就像西方在信仰虔誠時代認為生命是上帝的一樣。現在則是個人主義盛行，自己有權決定自己的生死，自殺自然增加。自殺因此是自我死亡控制的權力，部分也是當事人對付難以救贖的挫敗感的最後手段或自我報復。
使用醫學方式治療或可降低憂鬱症的程度而減輕自殺的動機；可是人類對生命神秘的反面態度、對自我命運的決定意志，難道完全沒有影響力？我們是否應該改變自殺完全是疾病作祟的偏見，對死者的抉擇給予適當的尊重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