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04
台灣立報社論
由於宜蘭大學教官出現在倒扁集會場合而引發違反《國防法》第6條「軍人政治中立」的爭議，進而促使民進黨立委重提教官退出校園的話題。對於此，教育部長杜正勝表示，學校設置教官，有獨特的歷史背景，但時空轉換，大學已不需要教官，因此教育部將檢討大學教官去留。
如果時間倒回10年前，或甚至更早，我們必然立場堅定的支持教官退出校園這一看法，因為當年教官在大學校園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作為政治統治的一個環節，教官在校園內專司情蒐、思想控制、監視以及鎮壓等職能，這不但和民主政治的原則多所扞格，更與標榜多元、自主、開放、自由以追求真理的大學精神，相去甚遠。當年教官在校園中作為「白色恐怖」的代理人之一，曾製造了多少的「黑名單」？直接、間接迫使多少學生必須中斷學業或放棄信念？甚或又曾誘使多少學生基於各種有形、無形的利益，而做出打小報告、出賣朋友的傷天害理之事？的確，罄竹難書。

但是，正如杜部長所云，在當前以轉換下的時空，教官在大學校園內早已不復「當年之勇」，現在大學內的教官，必須對學生謙恭有理、上課幽默風趣，就怕學生仍以「國家爪牙」、「思想警察」視之。同時，教官還必須不辭勞苦，無論白天黑夜、颳風下雨，一旦學生在生活上遭遇意外，不管是車禍、遭詐騙、急病，甚至自殺，他們都必須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為學生提供服務。這是現在的大學教官。
當然，我們並非以此而反對教官退出校園。我們是這樣看待的，也就是說，教官的退出大學校園與否，在當前的時空下，應以教官在大學校園中是否能扮演合宜且被需求的角色，這樣一個角度來思考，例如，在知識上，教官所具備的「國防知識」是否是大學學生在學習上所需求的？而這一角色是否僅有教官可以合宜的擔任？或是，以上述所提到的生活協助而言，教官扮演一個生活協助者的角色，是否適當？其是否具備相關的專業能力？這些，應該才是當前討論教官應否退出校園的重點所在。
然而對於這一話題，眼前我們所看到的，卻是政治的考量大於專業的考量。如果，今天這位宜蘭大學的教官出現在政治場合的確有所不當、甚至違法（就這部分而言，其實也還有論辯之空間和必要），那麼，該做的應該是對於她本人進行適當的處置，而非以其一人之行為而全盤影響校園內教官的權益，這種「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殺雞儆猴」的作法，坦白說，至為不當，更有淪為「挾怨報復」之譏的可能。更諷刺的是，如果，今天是因為這一政治因素而達成「教官退出校園」的目標，那麼，這又和當年因為政治因素而讓教官介入校園有何不同？教官之去留，無非就是政治服務的需要與否，這樣，又有何進步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