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風詩集 封面與封底

 

詩人群像 楊風詩集已出版

 

詩集裡頁

 

楊風自選詩集 自序

苦難與簡樸

對我來說，興起寫詩的動機，都是在感情受到重創的情況下。我一向認同俄國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所說，文學應該負起社會責任。因此，認同包括詩作在內的文學活動，都應該和苦難的社會相結合。但實際上，我的詩作大都是傾訴兒女情長的風花雪月之作。其中，同志戀情的發酵，是我寫作的主要動機。不管是四十年前大學時代，發表在學生雜誌（台灣大學《大學新聞》）的作品，或是二、三十年前發表在《笠》詩刊的一連串作品－－《愛強錄》和《苦苦錄》，乃至最近的詩作《山上的孩子》，都無法脫離這個主題。
苦難，往往是同志戀情的命定結局。苦難因此也成了我詩作的特色。印度詩人泰戈爾（R. Tagore)說過：「世界以痛苦吻我靈魂，卻要求報以詩歌。」（《漂鳥集》167）也許，這正是我停不下寫詩這支筆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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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風筆跡

 

我一直是個佛教研究者，也是一個佛教徒，「諸行無常」的佛教哲理一直讓我深信。諸行，指的是一切有形、無形的事與物，當然包括愛情，甚至包括被一般人視為永恆不變的真理。對於同志來說，無常的道理，往往比一般異性戀者更容易感受到。沒有法律保障，也沒有親友和社會祝福的同志戀情，來得比異性戀情更加短暫。這種短暫，正是「諸行無常」的最佳註腳。
緊接在「無常」之後的是「苦」。「諸受是苦」，這也是佛教的根本教義。「無常」和「苦」，有著剪不斷的因果關係。《增一阿含經》（卷28）曾說過：「色者，無常。此無常義，即是苦。」由愛情或世事的無常感受，引生內心的苦痛；這是內存於生命體中，無可奈何的因果法則。這一法則對一個同志來說，更容易感受。我的詩，也許就是這種苦感的表現。
旅人詩兄為我而寫的一首詩－〈無可救藥的詩人─再給楊風〉（見《笠》257），曾以「無可救藥」和「悲涼」兩詞，來形容我的詩作：

白櫻樹下
詩燈點上悲涼
無可救藥的詩人
送行一夕謝落櫻白

我的「無可救藥」，是因為詩中的「悲涼」；而「悲涼」則出自無法改變的同志基因。這基因，才真正是「無可救藥」的！也才真正能夠印證「諸行無常」和「諸受是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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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風影像與名字印章和詩觀印章
(攝影：陳文發先生　篆刻：李昌憲先生)

 

然而，苦感往往令人想要逃離，因為它是一種靈魂的折磨。「避苦求樂」似乎是人之常情。做為反應或描述苦感的詩，卻不能折磨人，不能讓人一邊吟詠，卻又一邊想要逃離。這其中，辯證地存在著矛盾。要化解這種矛盾，挖出苦中有美，甚至讓苦就是美，就不能不成為苦感詩的要素了。
在真、善、美的三分法中，儘管詩中有真有善，但畢竟屬於美的範疇。特別像我這樣的苦感抒情詩，美更顯得重要。因此，詩中詞藻的選擇、意象的經營，乃至強烈的音樂性，成了我的重要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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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印章和詩觀印章
(篆刻：李昌憲先生)

 

旅人詩兄曾這樣評論我的詩作：「看看楊風的詩，大多是唯美的、哀愁性的，其致力於自己內心的浄化，是至為明顯的。」（見本選集附錄：旅人〈當代台灣傅科－楊風〉。）做為文學藝術的一種，詩，大體是知、情、意中的情與意，特別是情。知與意有科學和宗教來發揚光大，唯美的詩作於是成了傳達情的最佳途徑了。的確，對我而言，忽視美的詩句，不能算是好作品。大學時代，讀了許多華滋華斯（W. Wordsworth）、雪萊（P. B. Shelley）、拜倫（L. G. G. Byron）等浪漫主義詩人的詩集。成功嶺受訓，夜半起來站衛兵時，為了排解無聊寂寞，一邊仰望星空，一邊吟詠五代詩人李後主的浪漫詞作，也一度成了年輕時的最愛。這些詩作詞藻的華麗、感情的豐沛，在當時，深深感動我，也成了我日後習作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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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內頁

 

其次，簡短、簡樸和隱約也是我的重要詩觀。其中，簡短是就詩的形式來說，簡樸和隱約則是簡短詩的內涵。簡短的詩句，必須包涵豐富的內容，這就不得不照顧到簡樸和隱約了。太過直接繁複的表達方式，必定無法保持簡短的形式。
為什麼簡短，乃至簡樸和隱約，會成為我的詩觀？這和我的學習經驗有關。大學時代除了喜歡上雪萊、拜倫、李後主這些浪漫詩人的作品之外，還喜歡上印度詩人泰戈爾《漂鳥集》中，那種簡短卻深富哲理的詩作。 
我承認，我的簡短詩觀，還受到中國唐詩絕句，特別是五言絕句的影響。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曾自述：四十歲以前喜歡宋詞，因為宋詞詞藻華麗，感情豐沛。四十歲以後則愛上唐詩，因為唐詩詞藻含畜，感情隱約。當我讀到這段話時，我才三十歲出頭，卻深深感染到他的看法。而絕句，其實比起唐詩中其他長詩，還要來得含畜、隱約。這點，也許是王國維想說，卻沒有說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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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內頁

 

我在學校，研究的是禪宗哲學，教的也是禪宗哲學。禪詩和禪公案，自然會影響我的詩觀。儘管禪宗強調「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但禪師大體是善於使用文字的一群。禪詩通常都只有四句，有些更縮減為兩句。禪師與弟子之間的對話，後世稱為「公案」；而公案，也都很簡短。把它寫成文字，很少超過十行。每一則公案的關鍵詞──話頭，更是極簡，只有短短數字。「庭前栢樹子」、「麻三斤」、「喫茶去」，都是其中有名的例子。公案禪的開宗祖師─大慧宗杲，更要求他的座下弟子，參究「狗子為什麼『無』佛性？」這個問題中的「無」字。這個「無」字被稱為「話頭」；它的表面意思是公案的關鍵詞，但更深層的意義則是「話語的源頭」－永恒不變的禪道。而這則參究「無」字的公案，也因而被後人稱為「無」字公案。
如此簡短的話頭，所要傳達的則是豐富而且深奧的禪理─「平常心是道」。道，就在寺庭前的栢樹上，就在麻三斤上，就在喫茶上，就在狗子「無」佛性上。同樣的，對我這個從事詩創作的人來說，極美的詩意、詩境，也必須用極短、極簡的字句來表達。日本京都學派的重要哲學家－九松真一，在他的《禪と美術》一書當中，曾列出禪門藝術的七種特質：不均齊、簡素、枯高、自然、幽玄、脫俗、靜寂。簡素是七種禪藝術特質當中的一種。而它，正是我要說的簡樸。
禪詩和禪公案的另一特色是「不說破」，這也許就是九松真一所說的「幽玄」吧！不說破，意味著不把內心的體悟，直接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禪理是禪師的最高悟境，這一悟境往往無法用世俗的語言文字來形容。但為了教導弟子，卻又不得不用語言文字來說。於是，禪師只能用含畜的、隱約的語詞，拐彎抹角說。當弟子問他「什麼是佛法大意？」他不直接回答：「佛法大意就在平常事物之上。（平常心是道。）」他卻回答：「庭前栢樹子」、「麻三斤」、「喫茶去」！
詩的美，和禪道一樣，往往無法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禪師採用的「不說破」策略，也就是含畜、隱約，或許也是詩之美的最好表達方式吧！
這本自選詩集，是以上這些詩觀的忠實表現。過去，不管是未出版的手抄本詩集，或是已出版的印刷本詩集，我通常都會在首頁寫上印度詩人泰戈爾（R. Tagore）《漂鳥集》當中的詩句：「世界以痛苦吻我靈魂，卻要求報以詩歌。」現在這本自選詩集也不例外。因為唯有這樣，才能傳達我那「諸行無常」、「諸受是苦」的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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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詩兄，出版於1991年的早年作品──《中國新詩論史》（頁255），曾引古丁的一篇詩論〈哲學與現代詩〉，討論到我的詩觀：
楊惠南的詩是佛教哲學的闡釋者，是把哲學當做「主」地位，而詩是「從」地位。但古丁的看法與他們相反。他反對詩人，以哲學家的思想做為詩人的思想。他認為這是一種有意的攀附或僭越，無論自詩的觀點或自哲學的觀點言，都難產生第一流的作品。…古丁對於「詩和哲學」的關係，他主張詩要從哲學中獨立，至少也要有主從之分，把詩立於「主」的地位。
「文以載道」是老學究的落伍看法，我也同意詩與哲學的主、從關係，但是，像古丁那樣，以為詩作不許表達思想，不許表達哲理，似乎又矯枉過正。更何況詩的創作者，很少能脫離根深柢固的思想背景。業師殷海光教授，曾把根深柢固的想法──”ideology”（意識形態），譯成「意的牢結」，就是要突顯人們內心牢不可破的特定想法。
美的形式有許多面向，愛情、親情、友情、同胞之愛、祖國之愛，乃至對於山川大地之愛、動植物之愛，這些都可以是美的形式，也因而可以入詩。而內心的思想哲理，例如「諸行無常」、「諸受是苦」，想必同樣可以成為美的形式而入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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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詩人群像 楊風詩集 出版相關資料

 

策劃：莫渝、陳坤崙、李昌憲

篆刻：李昌憲

著者：楊　風

發行人：陳坤崙

出版者：春暉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3巷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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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