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14 09:22:11楊風
我所知道的台灣同性戀佛教徒（8）
事實上，任何極端類型的「本質主義」，都是違反佛陀教義的；這是因為「有因有緣」的「緣起論」，才是佛陀的中心教義。這似乎意味著「本質主義」，終歸無法被（台灣女同性戀）佛教徒所接受，相反地，傅科的「反本質論」才是佛教徒所可以接受的。
但是，緣起論中的「緣」（條件），固然如傅科所說的那樣，包括今生今世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卻還包括過去世所造的「別業」和「共業」。而在別、共二業當中，還存在著無法改變的「定業」。這定業，和本質主義者所主張的同性戀者的不變本質，有著相似的內容了。也就是說，從「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龍樹《中論》語）的究極觀點來說，三世業果，包括定業，都是緣起，因此「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同性戀者沒有不變的本質。但如果只就今生今世來說，由於定業不可改，因此不變的同性戀本質仍然存在。因此，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都只說到同性戀特質的一部分，「歷史的真實，則處於這二者之間」。這「二者之間」，正是佛法中的「緣起論」。
而這一兩全的理論，則必須由出櫃的女同性戀佛教徒，才能完成。這也是筆者呼籲台灣女同性戀佛教徒勇敢出櫃的第（二）個原因。
女同性戀佛教徒必須勇於出櫃的第（三）個原因是：以「緣起論」為中心的深層生態學，有待出櫃的女同性戀佛教徒來完成。
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的創始人是奈斯（Arne Naess，1936-1970），主張人類必須以兩大「終極準則」（ultimate norms），來挽救全球環境的遭到破壞。這兩大終極準則是：「生物中心平等」（biocentric equality）與「自我覺悟」（self-realization）。
其中「自我覺悟」，在後來的深層生態學運動當中，存在著一些爭議。
奈斯的「自我覺悟」共有三個必須自我完成的階段：從自私的小我──「本我」（ego），擴大到社會化的「自我」（self）；再由社會化的「自我」，擴大到形上的「大我」（Self），亦即「生態的大我」（ecological Self）。［詳：Arne Naess,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s: A Summary”, in Inquiry 16 （Oslo, 1973）, pp. 95-100.］
這三階段的自我覺悟，其精髓無非是逐步揚棄自私自利的自我，以達到與全體人類、全體事物合一的大我。其中，「生態的大我」的自我覺悟，當然就成了深層生態學最中心的主題。
然而，奈斯的生態大我，往往被後來的深層生態學的推動者，批評為「梵我論」。成功大學教授林朝成先生即說：「（深層生態學的自我觀念）和梵我論的界限是很難釐清的」。又說：「佛教環境倫理與深層生態學的密切結合，可能是個美麗的錯誤。」（詳：林朝成〈台灣人間佛教環境論述的面向與省思〉，刊於：《當代》173期，頁52-61。）
為了修補深層生態學的這一漏洞，筆者曾簡略地提出以「緣起」我，來取代奈斯帶有梵我論之嫌的生態大我。也就是說，在「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的緣起觀點，一個深層生態學的追隨者，可以從自私自利的小我──「本我」，自我覺悟到社會化的「自我」；再由社會化的「自我」，擴大到全宇宙的「大我」。而這一大我，由於是在「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這一緣起論的觀點下所達成，因此必然合乎「（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的結論。這一結論可以免除梵我論的疑慮。
而這一以緣起論為中心的「自我覺悟」理論和實際的修行步驟，則必須由出櫃的台灣女同性戀佛教徒，來加以完成。
總之，台灣女同性戀佛教徒必須勇於出櫃，因此前述的（一）～（三）項神聖任務，都有待她們的出櫃，才能達成。
筆者這些年來，有關台灣同性戀佛教徒的研究，出櫃固然是個刻不容緩的課題；為同性戀佛教徒設立專屬道場，甚至專屬僧團，也是一個有待努力的方向。因此，筆者在拙文〈「黃門」或「不能男」在律典中的種種問題〉當中，提出了一個不成熟的雛議：在以異性戀為主體的比丘、比丘尼二僧團之外，是否可以考慮建立一個以同性戀佛教徒為中心的「第三僧團」。
這一問題當然牽涉甚廣，困難度也極高。但也正因為這樣，台灣（甚至全世界）的女、男同性戀佛教徒，都應該勇於出櫃，來共同推動這一問題的早日解決。
Jojo:
謝謝妳的真情告白!
可惜在我研究同志佛教徒時,沒有認識妳,否則我就多一位訪問對象了.
女同佛教徒必定和男同佛教徒一樣多,但都藏身在櫃子裡,不肯出櫃.像妳這樣的很少很少.
再次謝謝妳,並請常來作客!
同志佛學網路社團 -- 謙心冒昧拜訪貴寶地
期待邀約有緣師兄能撥空蒞臨法意結緣(互訪)指教
http://lianhua.c.forumable.net/tc/index.php
真摯期待彼此都能在(與佛有緣中而參心悟道)
感恩一心
文殊蓮華 -- 真意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