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對「本省人」來說，是個苦難的時代，對許多「外省人」來說，同樣也是個苦難的時代。「白色恐怖」籠罩全台，政治、經濟、軍事則受制於美國。

我生長在中部一個淳樸的小鎮，鎮上的知識分子無緣無故被捉走，學校的外省籍老師突然失蹤，在那個苦難的時代，是常有的事情。我有一個廣東籍的初中（國中）國文老師，年輕時髦，作風開明，上課時喜歡講一些調侃時局的話，同學們都很喜歡他，第二學期卻被密告為「匪諜」，失蹤了。高中時，一個規規矩矩，有點木訥的東北籍國文老師，年紀已經半百，只因與軍訓教官不合，也被告以「匪諜」。

當時的台灣，軍人享有比一般人更多的特權，強佔民宅，「借住」學校教室，乃至軍車橫衝直撞，壓死人不理賠的事情，成了常態。我們這些小孩子，都被大人三叮嚀四叮嚀，見到軍車來了，要趕快躲得遠遠的。

小學五年級時，我就讀的國民小學，突然駐進了一個連隊的軍人。下課時，同學們都會在旁觀看他們操演，也會聚集在連長室，和那看來孤獨寂寞的連長廝混。而我，則常常從家裡偷偷帶著一顆生雞蛋，送給連長，然後依偎在他寬闊溫暖的懷裡，嗅著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軍人的特殊體香。在我那段懵懵懂懂的歲月裡，並不完全了解，燃燒在我心中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情愫？

那一年，也是我甜蜜的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的一年。才開張不久的紡織廠，突然倒閉。為了還債，父親除了賤賣紡織廠，還把從他年輕時代就苦心經營的碾米廠賣掉。父親和哥哥都遠到台北，另謀生計。哥哥在夜市擺攤賣紅豆湯，父親早上在菜市場賣豬皮，下午則推車賣冰。當我考上台北的大學時，我還曾幫父親推車賣冰。

後來，我從大學圖書館裡，找到一些資料，才知道當時台灣紡織業的突然蕭條，是受到美國紡織品入口政策改弦易轍的影響。當時，台灣受到牽連，因而倒閉的紡織廠，共有一、兩百家之多。

另外，美軍駐台官兵的囂張跋扈、作威作福，更累積了反美情緒。「劉自然事件」也許就是這種情緒的猛爆點。

1957年3月20日，服務於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的劉自然，在駐台美軍上士雷諾的住宅門前，被誤認為小偷，而遭雷諾槍殺。不久，雷諾被判無罪釋放。5 月24日上午，劉自然遺孀身著黑色喪服，率眾到美國大使館門前抗議。砸毀館中的汽車、傢俱，燒毀文件，並毆打使館人員。大批群眾撕下美國國旗，破壞僅隔一街的美國新聞處，並包圍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還縱火焚燒警車，衝入台北市警察局。群眾越聚越多，到了晚上，眼見局面無法控制，台北市因而實施宵禁。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劉自然事件」或「五二四事件」。在那個已經宣佈戒嚴，情治單位嚴格控制人民思想和行動的年代，竟然發生這樣的事情，以致傳說是在政府的放任，甚至鼓動下，才發生的反美事件。

把這一時段，做為我寫這篇同志小說的背景，不想控訴什麼，也不想埋怨什麼，只想側錄苦難的記憶。這一苦難，不但發生在「本省人」和「外省人」身上，也發生在同志身上。

這篇小說用了一些日語，特別要感謝「苦難之外」（http://blog.webs-tv.net/wellein ）的台長味兒倫，為我修改，並提供了一些寶貴的建議。

（2006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