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川〉是一中篇小說，曾刊於1990年5月6～12日《自立晚報•本土副刊》。小說以當時震撼整個台灣政界和社會的「野百合學運」為背景，敘述一段男同志之間的悽美戀情。


那輛已經開了好幾個小時山路的計程車，斜斜地停在崎嶇的崖壁上，看起來顯得有氣無力。午後起著薄霧的九分仔，籠罩在基隆外海沙沙的潮水聲中，總是分外沉悶。金瓜石破舊的礦工人家，伴隨著白茫茫、滿山遍野盛開著的菅芒花，一戶接著一戶地直往九分仔挨靠過來。
「真悲情啊……」
我喃喃地對那名叫阿川的計程車司機說。事實上，我也不確定他是否能夠體會我的心情？只覺得他是一個深沉得和他年齡不能相襯的人，蒼白的鷄蛋臉，一雙憂鬱的眼睛，還有那兩片黑黑厚厚、笑起來可以令人感染到傷痛的嘴唇，說他才二十七歲，沒有人會相信呢！包租他的車子，經過木柵、石碇、平溪，繞過一山又一山，打從老遠的台北市區，來到這個曾經有過輝煌歷史而今卻已沒落的荒涼山城，總應該相處了大半天了吧？但卻只能聽到他那嗯呀嘿的簡短回答，從不曾聽他說過一句完整的話。
「噯！有什麼好悲情的！」沒想到這次他卻開口了。
「有什麼好悲情的？」我興奮地辯解著，彷彿是找到了知音一般：
「有部正在上映的電影，叫『悲情城市』，談到二二八，就是在這拍的。」
「什麼是二二八呀？」
「四十多年前，阿山仔殺害台灣人的一個悲情的日子。」
他點了點頭，似乎瞭解了，我們也不再交談。
半個月後，我又包租他的車子出遊。這次是從陽明山的巴卡拉公路，轉到三芝鄉，然後折回淡水鎮，穿過漆得火紅的關渡大橋，來到觀音山上欣賞夕陽。金色的淡水河口，金色的台灣海峽，連那三三兩兩偶爾飛起的海鷗，也都染滿耀眼的金色。
「你常常這樣出來遊玩嗎？」
「一個月總要一兩次……」我解釋著：
「台北太沉悶了……」
其實，我只說出了一部分的原因。半個月了，總是無緣無故想念著他那沒有笑容的臉龐；那是一張看了令人忍不住就要跟著墜入悲苦深淵的臉龐呀！我想，這才是再一次包租他的車子的真正原因吧！
「人就像是天上的飛鳥……」只見他迎風站立在危崖上，手上把弄著一支被夕陽染成金色的菅芒花，遠眺著淡水、三芝方向的外海，幽幽說著：
「像天上的飛鳥，一下子還在東邊，一下子卻又飛到西邊……」
「是呀！我們已經走了好多路了！」我隨口應著。
「人死了，據說會到另外一個美好的地方；像飛鳥一樣……」阿川又說。
「不是飛鳥，而是像坐程車！呆瓜！」我笑罵著，不會兒，又正經地說：
「其實，人哪裏有鳥那麼自由自在？人常常受到思想、信仰和政治的束縛，哪裏有什麼自由可言！思想、信仰和政治，要你做什麼，你就不得不做什麼；人哪裏有什麼自由可言！」
只見阿川迷惑地看著我，似乎乞求我多給他一點解釋，而我卻暗暗嘆息一聲，寧可讓自己埋入沉默之中。
那一夜，天空忽然飄起毛毛細雨，我帶他去看『悲情城市』，銀幕上外省人和台灣人互相追殺著；幾個操著異鄉口音的軍人，手拿機槍，正在搜捕一群台灣青年。那時，離開二月二十八日已經好久好久了，他們躲藏在深山裏，一起種菜耕田，並且研讀馬克思的著作。山坳下，美麗的小花迎風飄搖著；山坳上，他們辛苦種出來的青菜，一棵一棵向著熾熱的太陽，映出明亮的綠光。另一方面，軍人們的追趕之聲，逼真地傳自銀幕兩旁的麥克風，偶爾還雜著數起槍聲和哀哀的號叫。而那為我開車的阿川，卻早已一頭栽在我的肩膀上，呼呼睡了起來。
第二天，他打電話向我道歉，說他開車太累了，並說他從報紙上的報導，已經約略知道什麼叫做「二二八」。最後，他還像是哲學家一樣地補了一句：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座悲情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