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運動中，人命很賤。

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亞（Pramoedya Ananta Toer）的短篇小說《Acceptance》如是告訴我們。

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亞生於1925年，在東爪哇一個名為Blora的小鎮誕生，其家族屬於書香世家，父親從事教育工作，也是民族主義者。他曾因其理念，先後分別遭殖民者荷蘭殖民者、蘇卡諾和蘇哈多政府逮捕。他在2006年4月30日逝世，享年81歲。

普拉姆迪亞的一生與政治脫不了關系，是印尼左派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之一，他不但從事政治運動，也把其經曆寫入小說中。

他曾說過：“政治無法與生活切割開來。認為本身是非政治的人也一樣，他們已被融入主要的政治文化中，只是他們不再有感覺到而已。”

筆者閱讀的兩本短篇小說——《All That Is Gone》乃從印尼文版《Cerita Dari Blora》（1952年）短篇小說集中精挑細選出的七篇短篇小說之英文譯本；另一本則是《It’s Not An All Night Fair》譯自印尼文版的《Bukan Pasar Malam》（1951年）。

《All That Is Gone》共收錄八篇小說，多為普拉姆迪亞半自傳式的小說，除了將他的政治運動經曆融入故事中之外，也描繪了他兒時的經曆。

印尼建國的種種磨難

從普拉姆迪亞的書寫中，我們可以讀到印尼從一個荷蘭殖民地，到掙紮獨立以及獨立後建國所經曆過的種種磨難。

在《Acceptance》中，對Blora小鎮的居民來說，變化發生得太過，一個政權替代另一個政權。盡管在獨立時，對新生國滿懷憧憬，但很快地人民就成為殘酷的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

普拉姆迪亞通過蘇莫家庭，帶出了自1940年代開始席卷位於東爪哇的一個小鎮Blora的政治運動，從日據時代直到獨立後的國內不同政治思想者如共和聯邦主義者、左翼共產黨、民族主義者等展開的內戰和殺戮。

小說中特別著重談論獨立後，共產黨執政時，將人當作雞只宰殺的時代。通過蘇莫家長女Ies參加了共產黨，帶出共產黨的理念。而在實現無階級理念的過程中，不跟隨紅潮者便是絆腳石，是可以隨時除之而後快的雞只。

然後，在共和聯邦軍隊打敗共產黨控制了Blora之後，同樣的清算和殺戮重演。

普拉姆迪亞通過角色Diah的見聞道出“無論死者是誰，他們都應該被當作人對待”的道理。

短篇以此結尾：面對了種種的磨難，人們學會了如何將心事收在心底。學會了接受這是生命的一部分，讓好的歸好；壞的歸壞，只有通過接受才有可能有所改變。盡管結尾頗有隨遇而安的大智若愚境界，但也難免有一種認命而不作出反抗的意味。

緬懷式的政治小說

普拉姆迪亞的作品繁多，但筆者只來得及閱讀兩本。但筆者發現，普拉姆迪亞的文字憂悒，且敘述中有著滿滿的緬懷心情。盡管書寫的題材關乎政治，但文字的鋪陳，帶著淡淡的憂傷。

在中篇小說《It’s Not An All Night Fair》中，敘述者是個入獄四年後甫遭釋放的年輕男子。他因其政治理念而遭逮捕。得知父親患上肺結核，將不久於人世，他展開了一趟回家的旅程。

通過旅程，他發掘出父親從一個民族主義者兼教育工作者，入獄、出獄，到後來選擇不問政事的心情轉折。

除了是敘述者的回家之旅之外，也是他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小說充滿著圖像書寫，從敘述者觸目所及與景色勾起的回憶，幾乎可拍成電影了。

這種緬懷式的書寫，在《All That Is Gone》短篇中也可看到，通過描繪Blora小鎮Lusi河水的漲退，描繪了一個家庭的變遷。而記憶中的人和事，最終都已被歲月沖掉，一切不複返。

除此之外，也不難發現，普拉姆迪亞的作品多以家庭為主，可見其家庭對他人格與世界觀的塑造影響至深。對照家以外，動蕩不安的世界，一家人能繼續站在一起，成為彼此的後盾，是普拉姆迪亞多篇作品的題材之一。

馬印兩國思潮軌跡相似

一些研究東南亞文學的學者點出，普拉姆迪亞屬於Angkatan ‘45流派，屬於此道的作者多是二戰之後從事創作的作者，他們多接受傳統教育，與二戰之前主導印尼文學的Pudjangga Baru流派不同，後者接受荷蘭殖民者教育。

時代背景的差別，致使這兩種流派選擇了不同的文學題材和表達方式。Angkatan ‘45以社會寫實手法，創作並思考國內政治的狀況；Pudjangga Baru流派則崇尚自然主義書寫。

若對照馬來西亞與印尼的殖民和後殖民經驗，兩國政治的思潮發展軌跡有太多相似之處。只是如今看來，印尼的民主化過程比我們走得更前了。

盡管普拉姆迪亞的《布祿四部曲》（The Buru Quartet）可算是東南亞本土文學最重要的大作之一，但他的短篇小說也是其重要的創作軌跡之一。他的短篇也更貼近印尼的口頭文學。

普拉姆迪亞的作品讓我們了解政治和生活無法切割開來，人無可避免地，要被每個時代的思潮席卷著，重要的是，我們以什么態度應對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