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上旬的「社會公義影展」系列播映的第一場紀錄片『阿紫』(The Good Daughter)，是記錄一位從越南的窮鄉僻壤飄洋過海，嫁入雲林農村家庭的外籍配偶「阿紫」，在兩地、兩個家庭之間的角色與處境的影像敘事。

在觀看紀錄片時，總會不斷勾喚起我認識的人、相仿的經驗、處境雷同的案例，而感到不平與無奈交織的心情起伏。

比如說，阿紫的婚姻顯然有著強烈的經濟的目的。即便丈夫阿龍對待阿紫相當的體諒與寬容，然而無論原生家庭或阿紫本人，是否都視阿紫為賺錢的工具？對於這段異國婚姻寄予厚望，期待成為改善越南家人生活條件的一個出口、一條幫助脫離貧困泥淖的繩索或渠道？而阿紫的經濟聯姻，是否也正代表著臺灣與日俱增的外藉配偶和跨國婚姻當中，已佔有一定比例的某種現象或實情呢？

紀錄片讓我聯想起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後，許多父執長輩就像片中的阿紫一般無止盡的付出，省吃儉用只為提供海峽隔離數十載的親人持續的金錢資助以改善生活，然而對岸的親戚們一個接著一個的需索，卻像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

也讓我聯想起許多年前認識的一位嫁入鄉下農村家庭的陸籍配偶。對於她的了解多半來自旁人描述而非她自己發聲(類似映後座談時怡君指出的「沒有話語權」)。看著阿紫的故事，心裡卻浮現著她的身影。因而深感阿紫的故事相當真實。

與談人怡君提到，阿紫在紀錄片中是沒有話語權的，這讓她感到憤怒。然而，在臺灣的農村社會，越傳統的家庭的價值觀恐怕越偏向父權思想，即便是家中的女性長輩，也可能正扮演著父權思想的貫徹者而不自知，因為她們也正是由父權社會所形塑。因此，在這樣傳統的家庭中媳婦缺乏話語權是事實，而沒有身分證的外籍媳婦嫁入這樣的家庭，更是被多方限制、沒有出口得以喘息的，或許還面對著更多的不信任、歧視，甚至不平等的對待。

看完紀錄片後再重新審視英文片名(The Good Daughter)，我才突然意識到它其實有著多重的意義：

對於阿紫在越南鄉下貧窮的原生家庭而言，父母期待這位爸爸最疼愛的女兒能夠嫁得好人家，她也順從越南的社會風氣與親人的殷切期望，放棄原有的男友，成為一位離鄉背井嫁到國外，改善了家庭經濟的「好女兒」。而且，「好女兒」並不就此停止，她還要設法爭取丈夫的支持與靠著自己的勞力賺錢，繼續以金錢資助貧窮的原生家庭，幫助他們改建房子。甚至，即使她嫁入的農村家庭生活是辛苦的，在回越南探親的短暫停留裡，也要風風光光的慶祝，讓原生家庭感到非常有面子。(圖書館老師認為其中有文化脈絡的因素。)

對於阿紫嫁入的夫家而言，她除了是阿龍的妻子與孩子的母親，也被期待是一個勤快、順服聽話、沒有意見、沒有工作酬勞的媳婦，與責無旁貸的勞動人力。

與前面幾部記錄片較明顯的不同是導演拍攝本片採取的記錄角度，似乎介於「完全的觀察者」與「參與的觀察者」之間，甚至可能更偏向前者。也因此，映後座談的與談人怡君認為，導演並沒有愛護她拍攝的主角阿紫：紀錄片中包括夫家不友善的話語、鄰居言談間關於外籍配偶負面的新聞事件過多。也可能造成觀看者對於外籍配偶的誤解及刻板印象。她也認為，導演是置身事外的，在本片呈現了阿紫身處的難題，卻沒有提供阿紫另一個選擇或出口。現場的學生、老師、社區民眾們，對此也都有不同的看法與討論。

做質性研究的人都知道，研究工具是研究者本身，即便期望研究盡可能客觀，卻很難完全避免主觀的成分。而敘事與影像敘事更是如此。當我們在選擇如何運用收集到的田野資料，加以裁剪，來敘說一個故事時，就已不是現象的本身，而是一種詮釋與再現(re-present)，可能就已帶著某些個人經驗的透鏡、觀點與視角了 ; 而觀影者們也同樣帶著個人經驗的視框與無可避免的主觀在觀看。

當然，拍成紀錄片、公播的目的，就是希望引起更多的關注與不同觀點的交流與討論，所以透過映後座談，能夠讓這部紀錄片激盪出更加豐厚的意義。

至於為什麼這樣一個單一個案值得記錄與拍攝呢？因為某些個案的經驗與故事，或許正是足以代表某一族群/群體的典型，他們反映了某些時代背景之下的社會現象、這一群人刻意選擇或沒得選擇下的境遇，與落入這樣的處境之下，內心的交戰與掙扎。個人的生命故事是連結著一個社會群體的一個剖面、是劃過某個時代的一條「穿越線」。他人故事的片段喚醒了每個個人的經驗，引起更多的共鳴與反思，這就是個案敘事的公共性吧。

雖然『阿紫』的拍攝與剪接，或許還有許多類似研究倫理那樣值得討論的議題，像最後公播的影像敍事版本，被拍攝者們是否都知情且同意 ? 但正如圖書館老師所提醒，或許更值得我們好奇與關心的是，透過紀錄片披露這些有關臺灣外籍配偶的現象與議題，似乎已經過了三十年仍沒有很大的改變，為什麼會是這樣？是否意味著還有根深柢固的甚麼，需要被覺知、被搖撼與轉動？

謝謝新竹高中圖書館的老師們、與談人怡君，讓這場紀錄片放映與映後座談有更豐富的對話，學生和社區民眾的提問與分享也都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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