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重訪嘉明湖.... 104-7-31
距離研討會徵稿截止日期剩下不到兩週，七月底的週五那天應該是要討論論文的。但後來先幫忙老師趕製隔天演講就要用的教具，就順道向老師分享了在往返嘉明湖的三天當中看到的幾個問題。
包括步道嚴重的沖刷、崩壞(尤其是從向陽山屋往稜線而上的那段陡上坡， 最嚴重的地方可以停進一輛大巴士，從箭竹草坡下嘉明湖的下坡路也因為過度踐踏明顯侵蝕)；商業性登山團體；一日之內就要在登山口、向陽山屋與避難山屋之間負重來回好幾趟的辛苦揹工；山上的剩菜廚餘問題；山屋的太陽能發電早已損壞，卻沒有人管理。
我們認同使用者付費的合理性，也認為透過使用者付費，應該能夠提供更好的登山品質和管理。但住在避難山屋那晚，有山友提到，住宿山屋向每個人收費卻沒有電，據說太陽能早就壞掉很久了，卻一直沒去修理。遇到一些很常去的山友，他們說，「公務員不知道問題在哪裡，因為他們很少很少會上來看，山屋只有一位外包的先生在管理床位。」也有山友們表示，「廚房空間太小、位置設計不良、沒電的問題，也已經反映很多次了，等待下一次發包不知何時？反觀一些國家公園，十多年前早已落實登山人數總量管制，而且遠比嘉明湖偏遠許多的山屋，始終都有電。」
老師也說出了她的直覺，「商業性登山製造了階級」。她回憶以前讀生物系，去野外調查的時候，請的是山林能力與經驗知識受大家尊敬的嚮導，不是無聲地幫大家負重、負責煮飯(客人享用七菜一湯，自己卻吃不下，躲在山屋外一個角落煮泡麵)、還得承受各種過度負重傷害的揹工。
我回想起商業隊伍都就寢後，阿德和我在山屋的廚房裡收拾鍋爐炊具時，聽到的對話(因為我們是兩大兩小的小隊伍，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準備)，以及下山時在登山口等我們的司機大哥說起的許多事情。他直言，沒有管制之前，曾經一天有八百多人在嘉明湖。揹工這種行業大概最多做十年，二十幾歲開始做揹工，到三十幾歲膝蓋就壞得差不多了。如果老闆懂得珍惜他的員工，就會讓他們輪流做嚮導和揹工。
商業性登山的興盛，似乎是對步道傷害最大的元兇。過去體能、經驗與負重能力，對於登山者形成天然的篩選和限制，也對於登山人數形成自然的管制。現在只要付得起錢，完全沒有經驗的人也可以不用揹裝備爬高山。同時，是將原住民揹工豐富的山林經驗與嚮導知識的價值，進行扁平化與價格化。
雖然從今年開始，登山人數已根據山屋住宿容量進行總量管制，對於減緩步道的過度踐踏與沖刷侵蝕，應該會有些幫助。然而觀察商業團體在山屋製造的垃圾(雖然都有帶走)、剩菜廚餘量仍很多，山屋附近的某處森林永遠聞得到廚餘的味道。
我認為，要解決登山路線的環境問題，其實應該回歸到小隊伍，每個人各自分擔自己的裝備、自己製造的垃圾廚餘，小團體登山、小團體炊煮。
環境教育強調自然經驗對於環境敏感性形成的重要性，也強調人有需要親近自然的天性，因此鼓勵人多去接觸自然。
然而，高山的行腳若變成透過高消費換取門檻降低的輕鬆旅遊，相形之下是否也減低了過程中與土地的深刻互動，以及對於野地美學感知的豐富？同時，也在珍貴的高山土地上製造大量難以抹滅的痕跡。
最後，我覺得似乎還是要回到李奧波的那句話：
當我們要去推廣對大自然之美的領悟與欣賞時，不是要建築更多條通往鄉間的道路(也不是要把登山變得更輕鬆便利、門檻變得更低、或開闢新的露營區、吸引更多的人親近山林...)，而是要在依然不甚優美的人心中，去建構更敏銳的感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