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世界主義






世界主義，古已有之。






中國傳統和先秦儒家思想的天下觀，有它「中國即九洲」謬誤的華夏中心主義一面，也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一面，孔孟皆曾作跨國游說，以普世仁義替代邦國利益。佛教更是徹底的世界主義，衆生無分別的平等，人無國界皆有佛性。






西方世界主義最早誕生於公元前四世紀，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故乡」 ，認為對一個智者來說，世界是開放的，一個善靈魂的故土是整個世界。犬儒第欧







根尼被問是哪裏人的時候，回答「我是世界的公民」。世界主義的歐語字源由此而來。






早期有世界主義想法的希臘人，多是曾經出外旅行或被放逐的人，見過非我族類，故對自己城邦的成規有所反思。







不過古代世界主義最強力的思想來自三世紀希臘羅馬時期的斯多噶學派，以助人為己任，他們往往離開自己的城邦，去服務異鄉人。他們認為每個人首先都是人，只是在附帶的情况下才是政體的成員。塞涅卡說：「我來到世界幷非因爲想占有一塊狹小的土地，而是因爲全世界都是我的母國」。




希臘悲劇裡安提戈涅認為有比城邦法律更高的法律，基督教裡也主張凱撒歸凱撒、上帝歸上帝的理念。不過，早期基督教雖受當時盛行的羅馬斯多噶學派影響，但作出了很微妙的變化，分開了人間的國度與天國，而不是按古希臘世界主義者一向的分類，即自己出身地的邦國與外面的世界。世界主義基本上是種世俗的主張。






早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尚未引進世界主義，早期的自然法學雖偏向個人權利，卻沒有人類四海一家的含義，而社會契約論者以單獨國家為主體，而把國際歸為無政府領域。

不過，因為旅行和國際貿易的擴充，道德上和文化上的世界主義在啟蒙時期再次冒現。孟德斯鸠、伏爾泰、狄德罗、休謨、杰佛逊都以世界主義者自居。












斯多噶學派在十八世紀再受到重視，被作為是人類共同體的一個理想來提出。這時候世界主義成了啟蒙道德哲學的重要資源。邊沁指出人類盡有去苦取樂的共通性，康德則認為人皆有理性，同屬一個共同體，個體既是世界公民也是現存國家的公民，每個人的自由是所有其他人自由的基礎。康德並提出永久和平的構想，主張友愛好客，每個人有權移民，國家不能把人民當作私產，異鄉人到了別人的屬土，也有權不受敵意對待，世界上任何一角侵犯了人權，普世都會感同身受。












這種平等思想延伸至抗拒封建等級、殖民主義與奴隸制度。












美國革命與早期法國大革命都是世界主義精神體現的高峰期，美國世界主義革命家潘恩(Tom Paine)除了策動美國革命外，也參加法國大革命，並死在歐洲。他说：「 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












當然，也有啟蒙思想家對世界主義存疑，如盧梭就問如果你愛所有人，不就是什麼人都不愛？












這時期經濟上的世界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變化是分不開的，經濟上的世界主義者都反對國家的重商主義而皆支持自由貿易，密尔1848年的《政治經濟學》首先指出資本越來越世界化，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說資產階級通過對世界市場的剝削使每個國家的生產與消費有了世界主義的性質。












馬恩所談的世界主義，一方面有現在所說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意思，另方面也指各國的無產階級看到了共同的階級處境，創造了國際主義工人運動的契機，所謂工人無祖國，最終國家將消失，建立無階級的社會。












啟蒙時代是世界主義的黃金年代。歐洲雖在十七世紀中已建起了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威斯伐里亞秩序，但佔思想主流的是世界主義。至少有一派學者認為直到十九世紀前，民族主義並不成氣候。












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












世界主義與稍晚出現的民族主義有什麼關係呢？。












由啟蒙時期到二十世紀一次大戰前，世界主義遇上過三次大逆流：












第一次逆流是1792至94年法國大革命後期；












第二次逆流是1806年後德意志啟蒙人士的「變臉」 ，由世界主義轉向種族的浪漫民族主義。












第三次逆流是1914年社會主義運動由國際主義轉向民族主義。












不過就算在十九世紀，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一樣大行其道之際，很多知識份子仍兼備兩種身份，或遊移於兩者之間而不認為自相矛盾。他們可能是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但他們都兼有著一種當時的民族主義者的特徵，認為自已的國族文明可以是進步的載體，將引領全球其他地方進入世界主義的紀元。












把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看成對立，只是二十世紀的事。












一方面，上世紀初至一戰前，西方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大致都已認定民族主義是反動的，故與世界主義是對立的。其後發生的兩次大戰更證明這個想法。












另方面，非西方國家和殖民地的一些政治思想家也分拆的對待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但取向迥異，認為民族主義是革命的：這些地區想學西方國家一樣，轉化自己成為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那些已立國的强調主權獨立，尚未獨立的或想分裂出去的則强調民族自决，都以民族主義作為是正面和建構國家的意識形態。他們用民族主義建立了自己的西方現代式的民族國家，卻為了生存而有必要反對西方列強的民族主義，即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












雖然非西方和新國家的民族主義者裏也有傾向世界主義的，後者往往只被看成一種遙遠的理想；更多時候，民族主義者是排斥世界主義的，反殖理論家法農就是反世界主義的著名例子。












鲁迅也說過不論是民族主义者或世界人，皆是伪士。












列寧和斯大林皆曾嘲笑過世界主義者，認為他們是無根無忠誠的人。斯大林口中的無根世界主義者，被認為指的是蘇聯境內的猶太人。












受蘇聯影響，四九年後的中國，世界主義地位比自由主義好不了多少。中國一度主張過的輸出革命，雖有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意味，但當時是以第三世界主義的話語來作框架的。中國更貫徹的是不結盟、強調主權不可侵犯的民族主義。












到了今天，中國特殊論的論述大為流行，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如果你到中國重點大學談世界主義，那些已經變臉的人文學科老師和大學生，大概也會對你一臉不屑。












世界主義最廣泛的定義是指超出自已族群的傳統(時間) 與土地(空間) 的界線，在這個意義上，羅馬帝國、中國朝貢制度、奧圖曼帝國、拿破倫歐洲、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和蘇維埃共和國都有著類似世界主義的跨域跨民族的表象，難怪許多要求主權獨立或民族自決的民族主義者會抗拒世界主義，而世界主義往往被聯想起異族入侵、強國霸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歐洲中心主義、外來文化、崇洋媚外。孫中山就說過："帝國主義天天鼓吹世界主義”。












反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












在一些民族主義者的心目中，世界主義與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分不開的，因此是有罪的。這正如有些论者會認為基督教、貿易、啓蒙思想、科學、西方人文學科以至整個西方開始的「現代」都是跟帝國主義的侵略連在一起的、儒教與中國專制是有共生關係的、日本禪佛教是支持過軍國主義的，因此也都是有罪的一樣。












用同樣的邏輯，跟帝國主義分不開的民族主義更應是有罪的 -- 歐洲列强和日本都不是老牌的多民族帝國，而是民族國家，它們的帝國主義侵略行為其實是一種民族主義的表現。中國共產黨人瞿秋白早就說過：「我們今天知道，帝國主義鼓吹征服，幷不屬于世界主義範疇。掠奪他人，乃是真正的狹隘民族主義」。




不過，頭號犯、元凶若是帝國主義，那麼世界主義、民族主義之流，只是從犯，犯了窩藏犯人之罪，罪不致死，正如我們不必把儒家與中國王朝專制一起埋葬。






如果現在連民族主義都能重見天日，世界主義更應恢復名譽。

用學界的說法是：它們與西方大國的某段歷史在時間上有著聯繫，但我們不要把各種思想的歷史經歷與它們的有效性混為一談



事實上，從世界主義裡，我們可以找到對治帝國和霸權的資源。世界主義的代表性哲學家康德就曾强烈反對殖民主義，批判「我們大陸上的文明國家…造訪他國時所施加的不公正」。現在，用以制衡單邊主義的多邊主義主張，也是世界主義在國際政治上的體現。






因為歷史理由，許多民族主義者以為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是不可調和的，甚至把後者等同帝國主義。可是，世界主義不單不等同帝國主義，並且是反帝國主義的。



這裡，我提出一個論點，就是：非西方民族國家的反帝國、反霸權主張，豐富了世界主義的涵意，恰恰能讓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重新走在一起。




這方面，中國一些思想家如王韜、李大釗、林語堂，就曾經超前的提倡過一種世界主義，即反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這種反帝的世界主義，可以配合另外兩種超前的主張：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如梁啓超所倡導者，和反帝國主義的區域主義，如孫中山的亞洲主義。(註)



中國學者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一書中形容的上世紀前半段用中文寫作的上海作家：「他們那不容質疑的中國性使得這些作家能如此公然地擁抱西方現代性而不必畏懼被殖民化」。同樣的，晚清到1949年以前的一些思相家也有同等氣度，做到反帝反殖卻不離棄世界主義。這段時期才是中國思想的豐收期，是不可忽略的當代傳統。



就是這種反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加上前文所說的受過多文化主義洗禮的多文化雜種世界主義，讓我們看到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是可以調和的。



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

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世界主義的有效性更形突出，重要學者如康德傳統的哈貝馬斯、斯多噶傳統的努斯鮑姆、功利主義傳統的辛格(Peter Singer)，都在主張世界主義。



令人矚目的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晚年重拾啓蒙價值，包括世界主義。除了提出寬恕與好客原則外，他在2001年的訪問裡強調以國際法和國際刑事法庭來推進基於世俗化人權觀的世界主義。



以往的自由主義論述，包括羅爾斯的正義論，一向都假定了論述是發生在一個民族國家範圍內的，而國與國之間仍是霍布斯式的無序。近期的重大進展，一是以世界主義視角來處理全球治理，二是自由主義的論述更注意到了民族主義這個隱蔽的命題，提出了「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這個重要的說法(其實梁啟超在上世紀初已有此主張)。




無論是從世界主義的角度切入，還是站在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立場，雙方又回到可以對話的距離。




英國學者赫爾德(David Held) 以論述世界主義民主治理而著名，他指出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以為過去一百年無甚改變，當今世界跟金本位的大英帝國年代沒大分別。另一種則是狂熱全球派，以為民族國家已無關重要，赫爾德認為這派人誤解了全球化的性質。現在站在世界主義立場的政治學者其實甚少主張成立世界政府，並大多認為民族國家和各國政府在全球化時代仍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曾對赫爾德的世界主義民主觀點有所批評的加拿大學者金里卡(Will Kymlicka)，被認為是少數民族研究和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主要論述者之一，不過金里卡也認為：「啓蒙世界主義者和自由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爭論是十分有限的。我認爲，如果把自由民族主義描述爲是對世界主義的拒絕，這將是一個誤導。假定在自由民族主義和啓蒙世界主義之間存在許多共同之處，幷且他們都認可自由平等的普遍價值的話，我寧願說，自由民族主義包含了一種重新定義的世界主義」。




金里卡並說：「在國際關係層面，自由民族主義者已明顯同意建立以自由貿易、國際法發展、包括廣泛尊重人權和禁止領土侵犯爲基礎的世界秩序，而在國內層面，認同了自由民主憲政、機會平等、宗教寬容以及更廣泛地向多元主義和文化交流開放的觀點」。




以我看來，正如自由主義重新被認為可以與民族主義共生，被重新定義(多文化雜種、反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也可與多種型態的民族主義互補。




我更進一步想補充一點：世界主義固然可以與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互通，亦可以與不完全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並存。不完全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如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民族主義、合作主義的民族主義、儒家民族主義，都可以同時帶有世界主義成份。



甚至，啓蒙世界主義在加入了二十世紀的多文化雜種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後，我們幾乎可以想像一種新組合，就是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或叫民族主義的世界主義。



民族主義者要認識到，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不能互相排斥。



世界主義成份稀薄的民族主義(或文明主義、本地主義)是危險的，上世紀的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本世紀的主戰原教旨主義，都是例證。



讓世界主義缺席的民族主義，是不符合國家民族的利益的。


　現在，華文圈有兩種民族主義論述是缺乏世界主義信念的，一種認為大國崛起難免一戰，一種預設了二十一世紀必將再出現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衡突。 當然，美國方面也有同樣的言論，雙方互為鏡像，貌似對立，實乃同出一辙。



　　站在中國立場，我們可以接受甚至肯定有世界主義成份的民族主義，這樣的民族主義講民族自尊、國家富强、文化認同，同時有促進國際交流與維繫和平的强大意願；我們要警惕的是宿命的認為終須一戰的民族主義與「文明衝突論」的民族主義，因為它們沒有世界主義的價值觀，不相信文化和文明可以並存甚至交融，不努力尋求和平的選項，只為戰爭與衝突提供正面反應，結果步入製造敵人的路徑依賴而最終可能是自我實現了預言。沒有世界主義成份的民族主義，將是戰爭與死亡的民族主義。這是為什麼，在到處都是民族主義論述的時候，我們也要多談世界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