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消逝的追尋(之二)╱詹宏志

本文來源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410/1547037/

發表於《蘋果日報》2019年4月

在舊版的「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系列旅遊指南裡，每一本書的「出版者的話」（From  the  Publisher）的欄末，都會有一段話，說：「萬事變動不居──價格會上漲，時刻表會改變，好地方會變壞，壞地方會倒閉──沒什麼事持久不變。」（Things  change──prices  go  up,  schedules  change,  good  places  go  bad  and  bad  places  go  bankrupt──nothing  stays  the  same.)

雖然這段警語說得好像頗富哲理，彷彿勸世俗諺一般，但本質上它其實是一段「免責聲明」（disclaimer），意思是說，萬一閣下在書中讀到的資料不正確，那只是世事難料、或人心不古，千萬別找我出版者麻煩。但對我而言，連這段狡猾的辯詞也是古老美好事物的一部分，自從「寂寞星球」2013年賣給了美國媒體集團之後(它本來是一對旅行家夫婦在澳洲創設的獨立出版社)，這麼浪漫俏皮的免責聲明也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冷冰冰、毫無幽默感的法律文字（因為真的很無趣，我就不要在這裡抄引了）。

唉，真的，世上事物變動不居，好地方會變壞，壞地方會倒閉，好人會墮落，壞人會凍蒜，這當然是自然之事，只是你也不見得會立刻適應。史坦福旅行書店遷址營業，只是地球運轉中很小的一件事，何況它還兢兢業業，重開一家更新潮、更明亮的書店，更不要說人家現在已經把網路書店整理得非常像樣，上網動動手指就可以輕鬆買書，你又何必說人家書店今不如昔？你根本就不該再去逛實體書店的，不是嗎？

傷心事其實不止於此，讓我再舉一個例子，我也來說說金彥鎬在他書序裡提到的倫敦「福耶爾書店」（Foyles）吧。愛書人金先生在他的《書店旅圖》書中提到「福耶爾書店」時說：「這間書店擁有的書架總長為世界之最，已載入金氏世界記錄中。福耶爾兄弟無心插柳柳成蔭，不但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也給世間許許多多迷戀書籍的愛書人造就了福利……。」

這裡提到的福耶爾兄弟的無心插柳，其實是福耶爾書店的「創世故事」，話說1903年福耶爾兩兄弟都去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雙雙落榜，灰心喪志之餘，乃決定把家中所有考試參考書都拿出來當二手書賣，不料都順利賣出，兩兄弟因而看到一個光明前途，他們聯手開了一家號稱最大的「考試與教育用書書店」，這個切入角度顯然獲得成功，賣書的範圍乃從考試及於各種教科書，再進而及於一般圖書；書店先開在查令十字路135號（其實最早在西肅庭），後來營業擴大再搬到121號，最後再把隔壁邊間買下來，一路增添建物書架，最後成了受到認證的世界最大書店。

福耶爾書店的全盛時期應該是1930年代一路到了1980年代，這段期間它幾乎做什麼都對，它辦的與作者會面的「文學午餐會」（Foyles  Literary  Luncheons），一場可以吸引兩千人；它辦了各式各樣的讀書俱樂部（兒童書、宗教書、歷史書、推理小說、羅曼史等），都吸引大量讀書人的目光與熱情參與；它的郵購部門據說一天要處理35000封採購信件；總之，那是實體書店的黃金歲月，而福耶爾書店是當中的天之驕子。

80年代後葉大概是福耶爾書店走下坡的時候，正好也是我開始來到福耶爾書店的時候。在我開始每年固定造訪倫敦覓書購冊的時刻（我當時還是一個力爭上游的圖書小編），我就聽到各式各樣關於福耶爾書店的笑話；評論者嘲笑它落伍的結帳系統，你拿著選好的圖書去「開單」，然後帶著單子排隊去結帳，最後再拿著付費收據去領書（如果你是80、90年代在大陸新華書店買書的人，看到這裡一定覺得很懷念）；評論者也嘲笑它的書架上圖書眾多卻雜亂無章，人們說：「如果一本書福耶爾沒有，你就不用勞煩到別處去找了；但如果福耶爾有書，你也找不到……。」

我初次來到倫敦，循線索就來到位於查令十字路的「福耶爾書店」；那時候書店動線詭異（因為是兩棟不同高度與不同布局的樓面打通），結帳顧客大排長龍，木頭書架直頂天花板，架上圖書灰撲撲佈滿灰塵，圖書多到幾乎要從書架流溢出來，包含許多奇怪的書名與選題，並且很多書已經被翻到不成人形，似乎乏人整理。

這麼落伍不合時宜的書店，看起來和倫敦做為一個有歷史的老城完全對味，對書呆子如我來說，簡直如獲至寶；我就是害怕書店「井然有序」，那意味著你是什麼「寶」也淘不到的，只有被時間遺棄、遺忘的，才是蒐書者珍愛的寶庫。讓我先跳開來講一個我親身經歷的台灣故事……。

也是80年代後半，我坐在台北市公館的「金石堂書店」裡的「金池塘咖啡店」寫稿；突然間想到一段可能的引文，印象中似是出自錢穆先生的《中國思想史》，手邊沒有書，我想這不成問題，旁邊就是當時台灣最新、最大、最現代化的書店，幾乎可以當做我的圖書館。我走進書店，在架上搜尋，奇怪的，我竟然找不到；一本重要的書在這家大書店裡找不到，有點不可思議，我只好求助於店員，店員進入電腦檢索，狐疑說：「奇怪了，本來是有的，可能是賣完了。」因為用書孔急，我只好從咖啡店收拾起身，坐了車到「學生書局」（當時是錢氏《中國思想史》的出版者），一進門就看到該書擺在平台最顯著的位置，我拿了一本書準備去結帳，打開來竟然發現書中貼著金石堂書店的「書條」，所以這本書其實是金石堂的「退書」……。

這就是「現代化」書店的意義（今天我們可以再加一句，這就是「大數據」的意義）；書店裡有「銷售統計」，如果你不是周轉夠快的書，書店意識到這是一本佔了位置不貢獻營收的書，或者庫存太多超過周轉效率，它就要跳出來「指定退書」了，任憑你是錢穆大師也不能留。

同一個時候，我到了當時比較「傳統」（落伍？）的書店，像台北重慶南路書街裡的「三民書局」，在它密密麻麻像圖書館一樣的書架中發現了錢穆先生的《民族與文化》，那是香港龍門書局出版的，本來是港幣定價，旁邊又用鉛筆寫上了台幣定價，但太久沒有賣出去，物價奔騰，所以那個鉛筆定價又被槓去，重寫一個價格，新價格又被劃去，再寫一個價格，那本書從香港出版再運抵台灣，在書架發黃、蒙塵、重寫三次價格，直到被我拿去櫃台結帳，已經度過二十幾個年頭，如果三民書局像金石堂書店一樣「有效率」，這本書早就消滅了，不會有機會來到一位渴慕者的手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