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文學相對論】楊澤VS.詹宏志（四之一）小鎮來的少年

 楊澤：上世紀五○年代生，成長於嘉南平原，七三年

楊澤：

我是上世紀七三年來台北上大學的，在那之前，我們互不相識，你來自你的草屯，我來自我的嘉義，土性，土氣不脫，都算外縣市長大的小鎮少年。

我在嘉義市街一路長成，叫自己家鄉，眾人眼中頗有規模的西海岸老城「小鎮」不免委屈了它，這當然是相對於台北而言，但當年台北，相對於大都會紐約巴黎，處處「洪荒未闢」，其實也只是大點的小碼頭吧，這樣一說，讀者也就明白我的意思囉。

 我從小待不住家，愛往外跑，書店是聖殿，也是避難所。嘉義市是中南部出版集散地，這點大大便宜了我。除了離家門幾百公尺不到的蘭記，明山，紅豆，惠我獨多的，還有國華街一帶的舊書店（因此挖到吳濁流禁書《無花果》，多少知些父輩口中的二二八祕辛），以及民國路上那家獨一無二的山本書店（暱稱「三本五十六」），印得刷亮的盜版新潮叢書和金庸小說一律五折！

二通中正路上的紅豆書局值得一提，它離美樂美唱片不遠，選書不見得多有特色，但除了送自製書籤那套，還懂得在門口擺出大長桌來放新書（包括熱門洋片中英對照對白小冊），盛夏午後拉下帆布遮陽篷，日影書影相映，別具風情。

少年時曾在林森路上頂豪華氣派的新都戲院看過二輪名片《養子不教誰之過》（詹姆斯狄恩，娜妲麗華，Rebel without a Cause），觀眾少，冷氣疑似開得太強，劇情又過激（以當年標準而言算「傷風敗俗」），我大受刺激之餘，只能起坐徘徊，一個人最後躲在酒紅色的落地絨布幔後，不斷發抖！

詹宏志：

但，楊澤，雖然你說我們都是來自小鎮的少年，我的草屯畢竟比你的嘉義市小得多，也更接近農村；我們雖然也有一條熱鬧的街市（桶店、腳踏車店、百貨行、雜貨店、布莊、青草店、糕餅店、西藥房、電影院……），但同學當中六、七成是農家子弟。

我的小學炎峰國小正好在街市的邊緣，學生一部分來自街市店鋪的家庭，更大一部分來自山腳里的農村家庭，還有一小部分同學的父母是教師或公務人員。

回想起來，街市小孩手邊比較有錢（不一定他們比較富裕，而是店鋪交易有現金流動，他們相對容易「取得」零用錢），而農村小孩幾乎是沒有零用錢的。街市小孩有消費行為，吃外食、買零食、去租書店、去戲院，手上偶爾也有珍奇物件（一塊磁鐵、一本課外讀物、一把小武士刀、一個會發出哭聲的娃娃、一台自行組裝的收音機等），家裡種田的小孩，除了過年時偶爾拿到壓歲錢，穿著新衣跑到街上想看場電影或買點零食，其他時候生活上都是穩定重複、自給自足的，連每日帶來的便當，菜色也很少變化，是比較缺少想像力的。

我特別提這些話，想要說的是，如果沒有街市小孩，我是無從接觸「現代性」的，從生活體驗來看，現代性是從消費行為才萌芽的。但我的現代性接觸，其實有點偶然，草屯小鎮當時有十所國民小學，只有兩所有較多街市學生，其他都在農村裡，如果我上的是更農村的小學，我的現代性啟蒙可能還要晚得更多，你想要把我套進「小市鎮知識分子」的企圖就會難以得逞了。

我和農家小孩比較要好（因為我們同屬沒有零用錢的一族），但我從街市小孩身上看見消費生活所帶來的物質多樣性，進而看到慾望的多樣性，再看見人格與價值的多樣可能性，我已經懞懂地離開農業社會的超穩定架構，預備成為來自小鎮的亞茲別了……

楊澤：

現在回頭看，我們各自從外地到台北求學，正好趕上戰後城鄉大遷移的一個轉折。

先說你提到的亞茲別，我很好奇，你似乎一直忘不了〈我愛黑眼珠〉和〈來到小鎮的亞茲別〉，他當然是七等生筆下社會不適應者中最有名的。像另一怪客「隱遁者魯道夫」，他們是某種先驅者，卻是逆著現代文明走的。

但你一定也記得，當年台北通化街上熙熙攘攘，無非外縣巿來此討生活的人！他們的愛恨生死，你提到的（大寫的）「慾望」命題，至少有一小部分，不久就被我們共同的老友東年寫進他的小中篇〈大火〉裡。

東年是基隆人，略長我們幾歲，他跑過船，好以自然主義的冷凝作風直視都會底層，這點和稍後的黃凡有幾分像，相對而言，黃春明，王禎和寫的鄉土故事，明顯懷舊溫厚得多，其實是他們上一代人不忍遽離故土而有的頻頻回眸！

說到這裡，想起台北長大的朋友如韓良露或舒國治，一定和我們這些外來者有挺不同的城市生活圖像吧。如果套用城市學的說法，第一層是賺錢的城市，第二層，第三層分別是居住與觀光的城市，作為習於人情世故的老外省小孩兼city kids，他們表明是在第二層過他們的老日子，而你我作為初來乍到的異鄉人，則只好先在第一層浮沉。我發現德國人愛繞口令般討論「同時代的不同時代人」和「不同時代的同時代人」，也和他們當初劇烈的城鄉變遷經驗有關。

80年出國前，我始終在學院裡發展，除了台大公館一帶的大學生活圈我熟，我的台北地圖空疏得很。我對台北充滿好奇與想像，但苦無直接經驗，只能透過文學體驗人生。

也因此，我一直挺羨慕你的「社會經驗」，雖然對那經驗的本質不甚了了。像一般年輕人，我愛往西門町跑，尤其你供職漢中街《幼獅文藝》那些年，我三天兩頭往那邊跑，電影院，國軍文藝中心，中華商場……我喜歡人群，喜歡那種「萬人如海一身藏」的感覺，大概就緣於此。

詹宏志：來自南投縣草屯鎮，超過三十年的編輯

是的，楊澤，我愛引用七等生的文字，譬如說亞茲別或沙河悲歌，因為他是我文學啟蒙時期的重要閱讀經驗。他所以重要的原因是，我一方面無法看懂，一方面卻又覺得深深受到吸引。

 我上國中的時候，每個班級都「被迫」訂購一本《幼獅文藝》（因為這是救國團旗下文化事業的出版物，而那是黨國不分的時代呀），我當時是班上的學藝股長，負責保管每期到來的新雜誌；理論上我要服務所有想借閱雜誌的同學，但記憶中從來沒有一位同學來向我借過《幼獅文藝》，我每一期雜誌都直接帶回家，反覆閱讀每一頁。

但這本黨國不分的雜誌，卻是一個怪物，它是一流的文藝雜誌呀！隱藏著各種窺探世界的線索，我在這裡讀到魯稚子的影評（那些我從來看不到的電影），讀到講劉國松、何懷碩的藝術創作的報導，看到龍思良的刊頭設計、阮義忠精采的小插畫（他那時候還沒一頭埋進攝影），當然還有大量的當代作家的創作。

我讀到余光中、葉珊等的詩與散文，我讀到張曉風精采的〈西狩獲麟〉，我讀到朱西甯的早期小說和後來困擾我的〈冶金者〉；眾多小說家當中，段彩華是最好讀好懂的，對一位閱讀經驗無多的國中生，段彩華的短篇小說〈押解〉足以讓他笑出聲音來，也因而吸引他追求更多「好看的」小說，那個時候我還沒有裝腔作勢的需求。

但雜誌中出現的七等生（大概是〈AB夫婦〉那個時期的短篇小說），卻是讓我困惑的作品，我完全不知道他要說什麼，卻深深被他的語調所吸引，我很想模仿他的腔調（我把那些文藝腔的文字寫在周記裡，老師好像無動於衷，只批了一個「閱」字；而當我從格言集抄來一些金句警語時，老師就會批「見解過人」），這就開啟了我與文字孤獨的搏鬥經驗。

人生經歷有時神祕難解，三、四年前我還在孤獨揣想，這些遠在天邊的作品作者究竟是何意義？幾年後的大學一年級，我就因為奇特的因緣來到《幼獅文藝》工作（《幼獅文藝》的主編瘂弦先生站在編輯研習營的一張海報前，問這是誰的作品，旁邊的學生把我推出去），從前那些天上的星星，一下子全部掉到我身邊；段彩華捧著保溫杯，不發一言坐在我面前，余光中、張默、洛夫、朱西甯、司馬中原都會突然出現在辦公室，大聲喧譁，間或還有一些滑稽突梯的黃色笑話夾雜其中，那是最不可思議的奇幻夢境，只有費里尼的《羅馬》庶乎近之……

我才來到台北大城半年，來到西門町還會迷路，但我已經是台北文壇角落不為人知的一名小工，而且已經身處風暴的中心了。

楊澤：

我80年出國讀書，90年返國，十年內世事變化之大，民進黨成立，台灣解嚴，股市上萬點……我個人不能例外，也多少累積了點人生經驗，嘗到些酸甜苦辣。

一個人在異國生存奮鬥，伴隨著語言及文化鴻溝，挑戰及刺激四面八方而來，雖不至自怨自艾，心中卻免不了自我懷疑，自我顛覆的苦楚。

洪致，我還是習慣以這個恐怕少人知，卻是你最早拿來寫詩，寫散文短篇小說，畫插圖的筆名稱你，我仍記得，八一，八二年間吧，你在紐約《中時》那陣子，我從紐澤西的學校搭車去皇后區報社看你，工作上的困境讓你看來有幾分消沉，所幸不久你即下旗歸國，回台北東區開你的「麥田」咖啡館，重振旗鼓。

八三年後，因緣湊巧，我也在同一報社幹起類似你最早在《幼獅文藝》及《聯副》的編輯策畫工作，很快認識了一些海外文壇的傳奇人物：劉大任，郭松棻，李渝，張北海，木心……我慢慢理解到，純文學的創作是條寂寞的路，創作者常長期處於自我放逐的狀態（流落海外者不待言），但這底下有甘有苦，有成功有失敗，創作者能否苦中作樂，是否可以苦盡甘來，到最後往往跟他個人從小到大世界觀，人生觀的不斷開拓，對風土人情世故的深一層掌握，脫不了關係。

我記得，方旗有短詩一首，記他初抵紐約的感受，以小木偶皮諾丘自況，以「黑鯨」擬紐約，寫他坐巴士進紐約城，宛如遭巨鯨吞入腹中，一滴水滴落海面，啊沒有誰曾察覺。紐約是座大都會，不折不扣的metropolis而非一般大城，這點沒去過的人也許難以想像其大，其盛，其荒，其海市蜃樓，其冷酷無情。老紐約極少見，眾人都是「紐約客」爾。木心是老上海，他愛說紐約是一俊少，卻青春暴烈之極（言下之意：舊上海乃一風華貴婦，卻垂垂老矣）。去紐約的人（made it to New York）眾多，在紐約成功的人（made it in）少見，我認識李安多年，他是熬過來的幸運兒。

詹宏志：

的確，楊澤，紐約的短暫停留確實在我身上留下某種印記；我是1982年到1983年在紐約工作的，工作本身沒有太多好說（在美國的中文報紙工作其實是很邊緣的存在，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像在火星散發地球的革命傳單），真正起作用的是紐約市的氛圍。

我偶爾也會興起加入紐約主流社會的念頭，也就是那種「if you can make it in New York, you can make it anywhere」的美國夢，但那時候我對中文媒體的悲願還太強大，覺得中文的編輯和出版夢想應該在中文土壤上發揮，在美國待了一段時間，我就覺得該回頭了……

80年代初的紐約其實是貧窮破敗、治安淪落的，地鐵的每個車廂都布滿塗鴉，時代廣場完全成了脫衣舞場和妓女拉客的紅燈區，夜晚街角總有街友用汽油桶升火取暖，每個晚上都聽得見警車的賽倫與遠方的槍聲……

但殘酷大街之外，藝術夢想卻仍然純粹而天真，我看到奮鬥成名的華人藝術家以及許多還在力爭上游的年輕藝術家，看到各種勇敢氣壯的概念與創作。那一年正是身體藝術家謝德慶表演一年不進室內的時候；有一次謝德慶因為身帶雙節棍防身被紐約警察逮捕，法官還為了不破壞創作特別選在戶外開庭，並且當「庭」釋放了他（沒收了雙節棍）……

這樣尊重藝術的紐約和這樣心境純正的年代著實令人難忘，這個經驗會一輩子跟著你，就像海明威描述的巴黎，那是一種「移動的盛宴」（a movable feast）。

在紐約我生活艱苦卻精神滿足，我從不曾有一個時期像在紐約那樣充滿對藝術的嚮往，但我終究還是倉皇辭紐約而去，我害怕我再不走，就永遠走不了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