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六阿姨的聘禮／詹宏志

（本文摘自《綠光往事》, 馬可孛羅出版）

　　兩名工人模樣的男子吃力地抬著一個木頭架子上樓來，狹窄的樓梯通道讓他們迴旋困難。抬上來的架子約莫是六尺長、兩尺寬，架子上滿滿地放著一個一個的大餅，大餅上貼著一張紅紙，寫個囍字。兩個人把木頭架子抬進來，放在榻榻米上，低頭欠個身，算是行了禮，父親正襟跪坐，頭髮梳得油光整齊，他彎腰深深鞠躬回禮，工人們隨即退了出去。

　　緊接著又進來另外兩名工人，這回我認出其中一位是附近糕餅店的師傅，毛巾還綁在額頭上，他們抬進來另一個木頭架子，架子上一樣滿滿擺著貼有囍字的大餅，父親再度鞠躬回禮，他們也退出了。然後是另外兩名工人，架子上是同樣的大餅和裝飾；然後再有兩名工人，又是一架子的大餅…。

　　可能已經來了約莫十個架子，榻榻米上已經排得到處都是了，架子上都是一模一樣的喜事大餅。但工人和架子還沒停，像水流一樣，來了一隊，還有一隊。樓梯口已經擠滿了好奇窺探的鄰居小孩，使得搬運工人的行進速度更加緩慢，我們自家小孩一樣好奇，我躲在媽媽背後觀看，哥哥姐姐們則藏在父親背後的房間，拉開紙門張望著。

　　突然間，工人抬進來架子上的內容主題起了變化，這一回架上不是大餅了，而是一堆一堆的糖果，有冬瓜糖、花生糖、牛軋糖，還有大塊的冰糖等等，五顏六色，十分誘人。兩名工人退出去，另外兩名工人上樓來，同樣是一架子五顏六色的糖果。探看的人更多了，不再只是小孩，連大人都來湊熱鬧，父親堆著憨憨的笑容，忙著鞠躬給送禮工人回禮，又要點頭和觀看的鄰居打招呼。這時候，擔著糖果的架子還繼續川流地送上樓來。

　　糖果的架子走了一陣子，架上的陳列又變了，這回是各種花糕了。雪白色的方糕、米黃色的花生酥糕，一塊塊疊起來，堆成梯狀，每個架上有好多堆。然後糕餅店的老闆也抬著其中一個架子上樓來了，放下架子，立即趨前向父親道賀，一面拿起搭在肩上的毛巾擦拭他的滿頭大汗。

　　花糕走完，新的架子裡的內容複雜起來，有瓜子、甘納豆、橄欖之類的零食，我對甘納豆特別垂涎，因為那是我最愛的零食。架子上有的也擺著香皂、肥皂之類的日用品，一塊一塊疊成金字塔型；還有一塊一塊折好的布料，或者緞子、絲綢，或者是布面，甚至還有可做西裝的高級毛料。

　　屋子裡裡外外全都堆滿了架子，工人還是兩名一組地陸續搬東西進來。這時候鞭炮聲響起，準姨丈進來，滿臉誠惶誠恐立刻撲跪在父親面前，父親慌不迭地去扶他起來，兩個大人拉拉扯扯，嘴裡講著各種客套的話語。我聽到父親說話的內容，意思好像是要他把東西拿回去，心裡不禁暗暗著急起來。

　　準姨丈，也就是後來的六姨丈，和六阿姨交往已經一陣子了，偶而還會來家裡做客，和我們家人也已經熟了。他講著一種奇腔怪調的臺灣話，還帶著濃濃的鼻音，常常被我們小孩拿來模仿取笑；媽媽說因為他是福州人，講的話和我們漳州人不一樣。準六姨丈有自己的事業，是我們往來親友中經濟最寬裕的人，他的提親得到父親首肯之後，今天送來的聘禮就是豐碩壯觀而禮數周到的，鄰里街坊之間面子已經做足了。

　　媽媽有六個妹妹，也就是我的六個阿姨。媽媽的父母親在戰爭時期就都已經過世了，六個阿姨都由大姐夫（也就是我的父親）扶養成人，現在父親也是以家長的身份來主持這些小姨子的婚事。六阿姨年紀較小，準備結婚卻比較早，三阿姨、四阿姨都還沒嫁呢。不，我這樣說也不對，七阿姨年紀最小（所以叫做Sueko日文裡「末子」的意思），卻早在一年之前已經嫁人，只是她嫁的夫家較窮，沒有這樣的聘禮場面。

　　但父親意志堅定，最後用長輩的口吻，下了像是命令的話：「大餅我跟你收下來，其他你拿回去，這樣已經足夠了。」媽媽也立刻在一旁幫腔：「對呀，這樣已經足夠了。」

　　兩個男人又言詞推讓了一陣，但肢體已經緩和了。準六姨丈終於回過頭，對著即將搬架子的工人揮揮手，工人會意止步，轉身退回去，走在後面的搬運工也都吆喝著回頭了：「不收了，不收了，回去吧。」準六姨丈也跟著退出去，屋子裡突然間就平靜了。

　　看到大人們離開，我高興地在禮物架子中跳來跳去，檢查各種聘禮的內容與用途，我當然最覬覦那些多達數十包的甘納豆，粉紅大顆的納豆飽滿結實，每一包都是兩斤裝，份量十足，我想像我們小孩可以大把大把地吃它，不必再小心翼翼一顆一顆地囓咬著。

　　不久後，糕餅點店的老闆肩上披著毛巾匆匆跑來了，父親不知道對著他低語說了些什麼，又拍拍他的肩膀，糕餅店老闆一直點頭，汗珠從他額頭上滴下來。糕餅店老闆離開幾分鐘之後，一群工人又回來了，一樣是兩人一組，他們開始把送來的架子連同上面的禮品抬回去，一架子一架子拿走了。

　　所有的小孩都呆若木雞站在旁邊，驚駭地看著搬運工作的進行，看著那些美好的東西成為曇花一現的夢想，如今又重新一樣一樣地消失在眼前。我沒說話，我才四歲，輪不到我說話。不知道是那個小孩先開的口：「媽媽，為什麼這些東西要退回去？」

　　媽媽還沒有完全感受到小孩子們的失落和失望，只是淡淡地下了堅決的結論說：「我們不能收，收了以後我們怎麼還人家還得起？」

　　要等到很多年後，我們有了錄影帶的觀片經驗，我們才會說那像是「倒帶」一樣，但那時候我們不懂得這樣說。工人們先把衣料拿起了，然後把日用品也拿走了，然後開始搬運那些零食。瓜子、橄欖我都不那麼在乎，很快他們就開始搬那些甘納豆了，每一個放有甘納豆的架子抬了出去，我的內心就陰沉一分，也破碎一分。

　　終於，他們要搬運最後一個放有甘納豆的架子了，他們顯然無意留給我們任何一絲的希望，我忍不住衝出去，攔住工人，緊緊抱住那個架子，大哭了起來。

　　工人停站在那裡，忍不住地偷笑著，一面轉頭看著我的母親，媽媽走過來把我抱開：「乖，那不是我們的東西，我們要還人家。」

　　我明白那是最終的命運了，每一次的抗爭最後都是同樣的命運，你永遠不可能對抗大人的最後決定，我有限的生命經驗已經明白這件事。我不吵鬧了，噙著眼淚，一面還輕輕抽泣著，安靜而認命地看著工人們把那些放置在房內的禮物架子一個一個搬出去。

　　其中的大餅已經被媽媽指揮阿姨們收了下來，並且一面忙碌地送往左鄰右舍，空架子也讓工人收回去。禮物搬空之後的日式屋子，不知怎地，看起來比原來空曠荒涼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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