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難忘的書店（之四）／詹宏志

（本文摘自《綠光往事》, 馬可孛羅出版）

我曾經有一位詩人上司，年少時是追隨蔣介石國民政府流亡台灣的小兵。熱愛文學的小兵來自河南鄉下，不曾見過世界，也不曾想像海洋。渡海來台時只聽說台灣是個小島，在基隆港下船上了岸，在雜沓的逃難人群中，他還特意踮起腳尖遠眺，想看看小島的另一邊在那裡。

他自嘲地對也還很年輕的我說這個土包子放洋記的故事，一方面是想對照襯托他後來行遍世界的生涯奇遇，一方面也許是想勉勵我這個小徒弟：「嘿，看哪，即使昔日土包子如我，後來都能行走天涯，揚文名於世界，你們這些有幸讀了很多書的後生晚輩，更不該妄自菲薄…。」

他的故事我是明白的。儘管台灣是一個島，四面環著海，從地圖上看，正中央連綿不盡的廣大山脈也只距離大海兩公分，彷彿伸手就可觸及。但真實的台灣並不小，如今這個小島不僅摩肩擦踵地蟄居著兩千三百萬人，還擁有登山者心嚮往之的一百座超過三千公尺高山（號稱「台灣百岳」，但百岳的選擇以山形奇險峻秀為主，真正超過三千公尺的山峰只有九十九座）。

我自己就成長在完全接觸不到海洋的山城縣份，身旁包圍的是稻田、菜圃、果園和養鴨的池塘，抬起頭則看見山嵐飄忽、水墨暈染的青色遠山。少年的我夢想要瞻望世界，也曾經踮腳尖伸長脖子無數次，不但看不到海洋，連我的視線想要越過國小操場，窺見同學王小美家的後院，也還看不到呢。

青少年的初中時期，學校開始上英文課，我似乎覺得這蟹行橫書、音調奇特的新語言，隱藏著開啟遠方神祕之門的允諾，可以讓我真正跕高腳尖，探望我屢屢想見的海洋，以及從它延伸出去的彩色大世界，我很想多看一點寫有英語文字的書類，但在封閉時代的窮鄉僻壤，到那裡尋找貨真價實的洋文書呢？

我在家裡翻箱倒櫃，先是找出一些附近教會拿回來的英文耶誕卡片。西方人把用過不要的耶誕卡片捐出來，傳教士把它們帶到遠方，當做小禮物送給僻地的小孩子，誘引他們對教堂發生興趣。我手上有好多張我很寶貝珍惜的彩印鑲金的西方耶誕卡，它們都有令人喜愛的美麗圖案，有的畫著紅衣的耶誕老人和他的麋鹿雪橇；有的畫著嬰兒耶穌誕生在馬槽裡，旁邊還跪拜著來祝福並獻禮的東方三博士；還有的畫的是平靜的西式房舍，沈睡在一片潔白祥和的雪景裡…。

這些圖案當然給了我對西方世界的許多想像，特別是那種睡在雪景裡的洋房，如果美國人真的住在這樣的房子裡，那他們一定是住在天堂。但這些卡片裡的英文太少了，寫來寫去都是一些Merry Christmas, Seasonal Greetings, Best Wishes，其他就沒有了。因為這些都是用過的舊卡片，有時候也有未裁剪的書寫文字，上款可能用鋼筆寫的是Dear Mom或Mr. and Mrs. Brown之類的字樣，好像也沒有更多神祕知識的線索。

我又從家中的櫃子裡翻出一本英文版的湯瑪士．曼（Thomas Mann, 1875-1955）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 1924），這一本精裝英文版鉅作為什麼會出現在我們家的櫃子裡（顯然當時我們家裡沒有人能讀它，更無從擁有它），至今仍是一個謎，也許是某一位父親的客人留下來的。父親交往許多不平凡的友人，有的人會從遠方來看他，有時候會帶來一些神奇的禮物，也有的朋友會住下來幾天，有時候會留下一些忘了的隨身之物。

卡片上的文字對我來說不夠用，但這本書對初中一年級的我又太難了。我真正能假想自己對英文所做的努力，還是在家中大聲朗誦英語課本的課文："Sitting on a bench in the Park..."，我英文老師的日本腔發音顯然影響了我，在台中讀書的姊姊立刻用嘖嘖聲，對我的怪腔怪調發出不能苟同的斥責。

有一次，也是從教會裡的同學那裡，拿到一本由澳洲一個教會組織發行的傳教刊物叫《信仰》（Faith），薄薄三、四十頁，內容大致上都是闡述聖經教義，或者是某些基督徒生命體悟的故事，英文平易淺顯，又有彩色插圖，我一面查字典覺得可以看懂，花了好幾天把它看完，心裡感到很興奮。讀到書末的版權頁，我又看到一個天大的福音，它說這雜誌免費贈送給想閱讀的人，你只要寫信來我們就送你一份。

真有這樣的好事？我鼓足了勇氣，到郵局買了一張海外空郵郵簡，生平第一次寫了一封幼稚可笑的英文信，從Dear Sirs開始，到最後的Sincerely yours，寫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又怕被兄姐識破。索取信寄出之後，我耐心一天一天算著日子，最後在兩個月後的某一天，我終於收到寄來的雜誌。我聞著那來自遠方新鮮油墨的香氣，小心翼翼地翻讀著每一頁，故事或圖片對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個個英文句子，叮叮噹噹響著另一種聲響，散發一種異國氣息，我彷彿穿透了山城周圍禁錮著我的群山，踮腳望見了遙遠的海洋。

那本雜誌一寄五、六年，等我長大來到台北讀書，英文書不再困難了，不說大學裡的圖書館有著汪洋一樣的眾多英文圖書，任你摩娑採擷，學校附近還有翻印英文教科書的書店，台北外國人出沒的中山北路則有一整條街翻印英文暢銷書的盜版書店，只要少吃一頓飯存一點錢，你是可以找到許多英文書了。

可是看見的書愈多，卻帶來愈多不滿足。一本書引領你知道更多書，我不可避免會在一本書裡讀到許多另一本書的消息，可能是作者提到它，或者在作者介紹裡知道了作者曾經寫過別本書；或者一本平裝書的背後，列了同系列出版的許多書種；這些愈來愈多的訊息，讓我知道，我找不到的書是比以前多太多了。以前我是沒有書可讀，如今我卻知道還有那本書我不曾遇見，有了明確的對象，那種相思是更嚴重了。

這個時候，我知道我的困難是台灣本身的封閉了，也許只有離開海島，才是窺見世界更好的辦法。我的第一個國外英文書店是香港的「辰衝書店」，香港的英文書進口比台灣歷史悠久，識貨的內行人也多，有好的英文書店並不奇怪，我在尖沙咀樂道的辰衝書店總店找到許多社會科學、文學歷史的好書，都是當時台灣不易見的（但這個優勢香港現在似乎是逐漸失去了）。

不久之後，我在日本神田書店街上找到另一家英文書店「北澤書店」（Kitazawa Shoten），發現它比香港的「辰衝書店」更符合我的期望。它不僅賣新書，也賣舊書，更有許多後來即使我在英美書店也難得看見的文史理論書，書架編目分類也頗為嚴謹，書店的工作者顯然是書目知識淵博之人，選書精良的高明眼光也令人佩服。我每次在神田狩書，從靖國通一路向西，逛到北澤書店就停住了，再也走不了，就算走出門，手上沉重的收穫也讓我沒辦法再逛了。

再後來，我當然就直接走到英語世界的書籍世界之中，在紐約或倫敦的各色書店裡徜徉。但在那樣的時刻來臨時，我不能不感謝像「辰衝書店」和「北澤書店」這種下一個世界的代理者或啟蒙者，它們是一個台灣鄉村小孩踮起腳尖時，望見的第一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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