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文學的兩個時代 　　

屬於冒險犯難的探險家時代大致上是結束了，但屬於深思內省的旅行文學家時代卻還生機盎然，方興而未艾。 　　

旅行文學是關於行動的文學，一邊是行動，一邊是文學。受了探險家時代的精神感染，旅行文學家做為一個行動者，也不能讓這行動顯得過於簡單；好的旅行文學作品，因而也都包含一條極富創意而不無難度的旅行路線，和一些不尋常的遭遇，再將這些素材融合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學類型。通常在這些色澤繽紛的文字背後，至少有一雙結實的步行之鞋，以及一雙敏銳的異鄉之眼。　　

探險家時代的旅行者，他有一個抽象的目標要完成；像第一位抵達北極極心的勞勃．培利(Robert E. Peary, 1856-1920)，懸命一生的目標就是要到達極點，但多年之間不斷協助他完成旅程的愛斯基摩族人始終不能明白，他們一再向培利說：「為什麼要去那裡？那裡什麼都沒有。」　　

愛斯基摩人像是指出國王尷尬的新衣的小孩，「那裡」的確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看不見的「北極」(North Pole)，你必須用指南針量了又量，才能確定自己是否真的站在上頭。探險家時代的旅行者對旅行地而言，他們更像是侵入者、佔領者，或者至少是個標本採集者，想想看培利抵達極心時的口氣：「極地如今是我的了。」(The Pole is mine.) 　　

後期的探險者與旅行家，已經不再像是這樣；到了二十世紀，僅存的探險家在那些僅存的未探索之地面前，他們的態度轉為謙遜，轉為對另一種地理、文化、種族的讚嘆與欣賞。最好的例子可能是橫越阿拉伯南部沙漠「不毛之域」(Rub al Khali, the Empty Quarter)的英國人探險旅行家威福瑞．塞西格(Wilfred Thesiger, 1910-2003 )，塞西格多年漫遊阿拉伯沙漠、沼澤阿拉伯(伊拉克境內)、非洲北部與東部、以及興都庫什山等地，他是一個旁觀者、記錄者，對他種文化的欣賞者。在他的著作裡，一再流露出他對別種文化的了解與珍惜，當那些文化在西方世界衝擊下逐漸傾頹時，他的傷逝之感更甚於該文化的族人。　　

如今好的旅行文學大體上不再是「極地是我的了」這一派，而是受塞西格影響，疼惜他種文化的那一派。他們大都隻身旅行，不假太多文明力量，悄悄來到一個地方，又悄悄地離去，帶走的只是一點攝影，若干筆記。這不是當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遊絲路的情況，來時挑夫與駱駝成群 (還有幾輛福特汽車公司贊助的卡車)，去時帶走大量敦煌文物，回國時則是新聞頭條和英雄式的歡迎。　　

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遊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而不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

‧ 旅行文學的兩種書寫 　　

用這樣的歷史了解，比較容易體會BBC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大旅行》(Great Journeys, 1989)一書的價值與意義。 　　

《大旅行》本身是一個「記錄片」攝製的大型計畫，它邀來七位旅行名家，設計了七條路線，旅行家記錄旅行，攝影機則記錄旅行家和他的旅行。這七位旅行家在當今文壇地位崇高，拿負責遊絲路的柯林．施伯龍(Colin Thubron, 1939- )來說，他是著名的旅行家與旅行文學家，他遊中亞的《失去的亞洲之心》(The Lost Heart of Asia, 1994)、以及遊俄羅斯的《在俄羅斯人當中》(Among the Russians)都是現代旅行文學的經典之作。而負責尋覓「波里尼西亞三角」(Polynesian triangle)的娜奧米．詹姆士(Naomi James)更是第一位女性之身隻手航行環繞地球的大人物。 　　

七條路線各有特殊的歷史意義，絲路曾是亞洲與歐洲的重要連繫，千年險阻增添了它的神秘；而「波里尼西亞三角」則是大洋洲人活動的廣大海域，這些海島民族驚人的航海能力始終是個引人興趣的謎題；「胡志明小徑」 (Ho Chi Minh Trail)則是越戰期間最神秘的補給路線與不可思議的軍事工程。 　　

我們前面說旅行文學建立在行動與文學的互動上，選擇旅行路線的想像力決定了後來的文學內容潛力。《大旅行》一詞雙關地暗示作家們的旅行，更指的是這些旅行曾是歷史某一個民族的「大行動」或「大旅行」。有了好的旅行題目，又有了好的旅行作家，我們當然有機會得到好的旅行作品了？當然，但也未必。 　　

別忘了這裡要創作的是一部記錄影片，而不是旅行寫作；就如同施伯龍說的：「一本書記錄一場旅程，一部影片卻創造一場旅程。」書寫旅行，是事後的反省與回憶；影像記錄，卻必須在「當下」取得，你不得不有計畫，有安排，某種意義底下，這就是「製造」或「背叛」。施伯龍提到一個記錄影片不得不「不忠實」的例子，影片要拍一個他在嘉裕關外遠眺大漠的鏡頭，但關外正在進行修繕工程，擋住了畫面，他們只好在關內拍(拍起來嘉裕關的樣子是一樣的)，作者必須像明星似的，假裝眺望著根本反方向的戈壁沙漠。 　　

旅行者本來是隻身與背包，現在卻多了腳架、燈光、攝影機，以及在一旁忙來忙去又要在鏡頭上看不見的一大群人。「一個旅行追獵糾纏著另一個旅行」，而我們在螢幕上將只看到其中一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讀旅行書時，我們看到「某人」在旅行，而在電視的旅遊節目上，我們只看到彷若中立的「旅行地點」(destination)。 　　

所幸我們面對的是「英國國家廣播公司」，這是一家以創造「私體日記」(private journal)式記錄片而聞名的機構。在影片裡，「作者」或「議論者」仍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經常從事媒介使用本身的反省。影片不只是工具，它仍然有書寫與思索的能力，作者在其中扮演的自覺角色也仍然活躍而旺盛。　　

如果我們在《大旅行》這本書裡，不只是讀到七條獨特旅程的旅行記錄，更讀到「一場旅行糾纏著另一個旅行」，注意不同媒介的特質，又注意到旅行書寫的本質，那這場閱讀的收穫，就不能再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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