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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主角：李家同
　文／李家同（ 記者邱瓊平/整理 ）2008/01/23

　　我一輩子都在教書，從30幾歲就開始教書，20年前，我已是個老師，天天和學生在一起，讀書、進修、做學問；從年輕時代，我最關心的就是教育和學生，除了在大學課堂上跟隨我上課的學生，還有更多在貧困環境裡被忽略的窮孩子，更是我最關心的一群。


我回來 因當年受刑人一句話

　　即使任教30多年，年近 70歲的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但我退休之後，還是要和學生在一起，拉窮孩子一把，做學問、多進修，人生還有太多沒搞懂的東西，我要繼續搞懂。

　　我出生於上海，初中念的是成功中學、高中念師大附中，畢業後考取台灣大學電機系。我從大學開始當義工，當時台大的同學家境都很好，但我發現社會上有很多窮小孩，他們的父母較為弱勢，所以也無法補習，回家也得不到父母的協助。我大學就開始幫他們補習，沒有參加任何社團，而是自己去找一些家境不好的小孩 「抓」來教，希望幫助這些孩子脫離貧窮。

　　大學時代，我也到監獄探訪受刑人，跟他們一起聊天、打球。記得那時候台北監獄在愛國東路，我和一位黝黑的受刑人很談得來，因為他愛看書，我就設法送很多書給他看。

　　李家同教授性格開朗，經常笑臉迎人。他常常一手接電話一手上網，幫人解決困難。

　　這名受刑人經常談到他媽媽，還說他媽媽來看他都會吃閉門羹，但我始終不太相信。有一天我打聽到他家的住址後便去拜訪，一進了客廳，就發現氣氛不尋常，才知道家人沒有跟他來往，也明白他媽媽從沒有到監獄看過他。

　　從他家離開之後，我騎著腳踏車，轉彎時聽到腳步聲，他上了年紀的媽媽追出來叫住我，臉上寫滿迫切和思念，急著問我「: 我要怎麼找到我兒子?」後來這名受刑人寫信告訴我，他們母子終於見面了。

　　那時我正在辦理手續，準備要到美國念書。離開之前我到監獄見他最後一面，當他聽到我要遠赴美國唸書的消息時，整張臉暗了下來，笑容也消失，他低聲說 :「我們之間的距離會愈來愈大，不可能繼續做朋友了…」然後，他想了好一會兒，又問我：「有沒有考慮留下來？」

　　當時，我什麼承諾也沒給他，但30多年前，當我從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計算機系博士畢業後，馬上回到清華大學數學系服務。我知道，多多少少是因為 他當年問我的那句話─「有沒有考慮留下來」。雖然後來我與這名受刑人沒有再見過面。到清華任教之後，我知道清大附近有一個德蘭中心，專門幫助弱勢的孩子。我和太太經常去捐錢，後來有了老爺車之後，就常去做義工，教小朋友學英語和數學。德蘭中心的孩子多半來自破碎而窮困的家庭，而有更多是來自原住民部落。

　　我很早就注意這些弱勢的孩子，也決心要助他們一臂之力。我們不要以為自己的力量微薄，其實身邊隨時都有助人的機會，一己之力可以發揮很大效益。就像後來我到靜宜大學任教，一名在台中啟明學校就讀的學生寫信給我，他知道我向來樂意幫助盲生，因此要求我去教他英文，我也答應了。助人真的不難，不是嗎？

　　其實，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師雷格教授就是盲人，當時我們都稱指導教授為「老板」，我感激他也佩服他的毅力，更因此結交到多位盲人朋友，而我也到台中惠明學校當義工。


現在的種子 下一代的花

　　我總認為，義工不是一兩天做好玩的，而是長期性的，我大半輩子都在做義工。這些年，台灣的弱勢家庭越來越多，我不忍心看著這些家庭的孩子長大後一樣在社會底層翻不了身。2002年時，博幼基金會成立了，我們以921重創的災區為主，免費幫埔里和信義鄉弱勢家庭的孩子補習功課，至今已經有五個年頭，且有很多大學生加入這個行列，一起做義工，我們深信「窮困孩子的唯一希望來自教育」，希望提升窮小孩未來的競爭力。

　　從我讀大學起，幾十年的義工經驗，一直和窮小孩在一起。孩子是未來的希望，我總想，窮小孩尤其值得關心和注意，台灣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教育出現了差距。有些學生的程度非常好，有些孩子卻非常差，每當大家為金字塔頂端的孩子鼓掌時，卻沒有人關心程度很差的孩子在底層掙扎。

　　博幼基金會的做法就是「因材施教」，根據每名孩子的程度而給予不同的課後輔導。如果有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不會加法，那就會先從加法教起，不會跳到減法或乘法。 我認為，「現在的種子是下一代的花，而這一代的花就是下一代的果實」。舉例來說，如果把一個小孩的英文教好，讓他可以跟上其他同學的腳步，那麼，這個孩子 長大後如果為人父母，當子女有英文方面的問題時，他可以解答孩子們的疑問，比起什麼都無法回答好得多。

　　20年來台灣教育政策的轉變，讓我也有很深感觸。以前的大學入學門檻高，且大學生人數少，但現在教育政策鬆綁，政府廣設高中和大學，但因背景和條件不同，現在的大學生和過去的大學生不能互相比較。部分大學生程度不理想，更是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大學這麼多，未來勢必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政府應建立大學退場機制，但要如何訂出退場的條件，更是政府極需面對的問題。如無法要求大學關門，那麼就要承認部分大學生的程度不夠好，我建議教師要改變教學方式。舉例來說，大學生的英文程度如果很差，就不能教莎士比亞，應從國中程度教起。

　　另外，政府推動一綱多本和多元入學政策，對窮小孩也極為不利，當班上其他經濟條件較好的同學有各種不同參考書可以練習時，經濟條件弱勢的小孩買不起不同的參考書，更遑論補習。活潑教學對他們而言更是負擔，多元入學對他們也不利，他們沒有能力參加甄試。

　　所以我認為要縮小教育的差距，但讓人擔憂的是，儘管現在政府已經投入一些資源，對弱勢學生進行課輔，但政府的注意力還是不夠，給錢之後不管學生的學習成效，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我建議至少要有評估。


不編織夢想 人要活在當下

　　我當了一輩子的老師，也當了一輩子的義工，數十年來如一日。我其實一輩子不做任何的計畫，也不刻意編織什麼夢想，我認為人必須要活在當下，能夠把現在的事情做好已經不容易了，何況是夢想。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一輩子投身教育，我要建議，別和小孩或是學生講大道理，我有一個女兒，現在已經28歲，但我從來不管她，應該說是管不了。因為不是講了大道理之後，他們就會懂，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則」，作為讓他們可以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