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5-25 23:21:20凡才
真理，不是科學的問題，而是價值和選擇的問題
許多後現代主義學者，都曾經從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來對有關語言論述的議題進行深入的檢討。他們認為：真理其實是一種「論述」（discourse），而非一種「存有」；真理其實是一種「建構」（construction），而非一種「再現」（representation）；真理其實是對現象七拼八湊的「組合」或「裝配」，而非來自某個對象的「複製」或「生育」；真理不是等同的「是」，而是關係的「與」。真理沒有「錨」，真理只有「變向」（becoming）。
大部分的後現代主義學者們相信，真理其實就是語言（包括書寫）的副產品。但語言並不指涉事物的「本原」，語言本身的任何變異都是為了「變異」本身而服務的。因此，語言所指涉的任何「實在」，都只是「不實在」語言的衍生產物。一句話，事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解釋。
雖然，把知識當作是一種「建構」而非「再現」的想法，與二十世紀中葉左右才開始的後現代主義思潮，有密切的關係。但其實，康德早就深入討論過這個問題了。康德相信：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只能止於它所呈現的殘缺不完整部分，也就是它被我們實際所經歷到的樣子；事物的「本質」，無論如何是絕無法被充分理解的。
類似的想法，也隱含在韋伯的想法之中。韋伯贊同與他相同時期的新康德主義者（Neo-Kantianist）―溫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兩人的觀點，認為「價值判斷」乃是從事科學研究時，永遠無法迴避的問題，同時，它也是進行社會學研究時，必須採行的必要手段。而且，韋伯還相信，科學家們在組合分歧離散的社會現象並重新賦予次序時，會不斷受到自身所處文化規範和社會價值的影響，而無可避免地把個人的主觀性或文化的價值判斷，引入到研究方法、研究資料、研究取向、甚至研究結論的決定過程之中。因此，科學家們用來理解現象時所運用的理論模型，必然是由「先見」或「成見」所構成的認識工具；所謂的客觀性，不過就是一種有計劃的主觀施為罷了。
為此，韋伯主張說，歷史與文化的最後基礎，並不是普遍性的規律，而是隱含在社會與文化中的變動「價值」。
後現代主義學者―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則與韋伯口徑一致地認為：科學雖然堅稱自己不需要任何「後設語言」（metalanguage），就可以根據客觀資料的呈現來進行獨立的分析運作。但實際上，科學知識不可能光靠本身的系統化程序，就能簡單地獲得信度與效度。相反地，在任何科學知識產生之前和產生之後，它們都會不斷受到社會價值的期許與社群規範的約束，而使自己不斷為政治與哲學這兩種主要敘事方式繼續效勞。
在李歐塔看來，所謂的「後設語言」指的就是判斷某個陳述和命題好、壞、真、假的預設標準。這個預設標準並非來自於事物的本質結構，也不是某種真理體系的副產品，而是文化、歷史、權力、利益和現實的綜合產物。儘管科學一再堅稱要用純粹的客觀性原則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但它無論如何根本不可能排除後設語言的主導地位，同時也不可能避免去借用各種專家集團代代相傳的「敘事」（narration），來貫徹自身的權威和主導地位。
但是，有些科學家不但有意隱瞞價值本來就一直和科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的事實，而且他們甚至還宣稱，將主觀意志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些人壟斷科學的主導地位，堅持要求別人相信，只要使用經過設計和規劃過的科學研究程序，就能讓研究客體以系統化的方式自我「重現」。在他們那裡，有關認識的工作，往往被擺在主觀與客觀的二元對立關係中進行。他們一相情願地相信，所謂科學的任務，就是一個將認識對象的「本質」，「複製」到認識者腦袋裡去的工作。如此一來，傳統的知識工作，便成為一種追求「同一」和否定「差異」的工作。一般人在輕信上述想法之後，便以為除了「再現」事實以外，其餘有關認識和瞭解的科學工作，都不再有任何的價值。
事實上，這種主流的科學觀點，早自柏拉圖時期就已經存在，後來並演變成實證主義最重要的學說內涵；同時，它也是自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以來，科學界所奉行不渝的基本方針。在實證主義的主導之下，科學一直被人當作是一座聯繫主、客兩端的友善橋樑；而非離間兩者的罪惡幫兇。但其實，後者才是主流科學的成就。
實證科學的霸權和偏見，一直持續了許久，後來終於受到包括胡賽爾、哈伯瑪斯以及諸多後現代主義者們的嚴厲批判。他們認為，只要人們繼續堅持用傳統的工具理性來作為主要知識策略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繼續停留在僵硬的「技術理性」和僵化的「生活世界」當中；忽略意義乃是人在其生活世界的實踐過程中被授與的事實。而一旦，我們對「技術分析」和「形式理性」的重視，超越了我們對滿足人的生存和社會生活最重要目的之一的溝通合理性的重視之後；到時，人們就會在社會溝通行動停止的情況下，喪失意義的最重要來源。
其實，黑格爾老早就說過，真理是無意向的（imageless）；真理並不能把任何東西帶到它那裡去。「認識」其實就像一個有「缺口」的湖，而無關乎本質的「不是」或「否定」，就是使這個知識之湖，得以永恆流動的「缺口」。由於「知識之湖」以「否定項」為其缺口，因此，舊的知識得以不斷流出，新的知識可以不斷流入。新、舊知識在缺口之間，不斷流進、流出，「知識之湖」因此而成為一個充滿生機的地方。
我們應當留意，「認識」不只是一座瞬間「聯繫」認識者和認識對象的「橋」，它同時還應該被視作是一堵存在認識者和被認識對象之間，不可跨越鴻溝的「被阻隔的牆」。「認識」是具有無窮變化的「與」的關係；這個「與」的關係，使得被認識對象只有在與其它事物發生「關係」了以後，才會呈現意義。
「認識」從來就只是認識者與認識對象之間一個「偶然的黏著」。
大部分的後現代主義學者們相信，真理其實就是語言（包括書寫）的副產品。但語言並不指涉事物的「本原」，語言本身的任何變異都是為了「變異」本身而服務的。因此，語言所指涉的任何「實在」，都只是「不實在」語言的衍生產物。一句話，事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解釋。
雖然，把知識當作是一種「建構」而非「再現」的想法，與二十世紀中葉左右才開始的後現代主義思潮，有密切的關係。但其實，康德早就深入討論過這個問題了。康德相信：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只能止於它所呈現的殘缺不完整部分，也就是它被我們實際所經歷到的樣子；事物的「本質」，無論如何是絕無法被充分理解的。
類似的想法，也隱含在韋伯的想法之中。韋伯贊同與他相同時期的新康德主義者（Neo-Kantianist）―溫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兩人的觀點，認為「價值判斷」乃是從事科學研究時，永遠無法迴避的問題，同時，它也是進行社會學研究時，必須採行的必要手段。而且，韋伯還相信，科學家們在組合分歧離散的社會現象並重新賦予次序時，會不斷受到自身所處文化規範和社會價值的影響，而無可避免地把個人的主觀性或文化的價值判斷，引入到研究方法、研究資料、研究取向、甚至研究結論的決定過程之中。因此，科學家們用來理解現象時所運用的理論模型，必然是由「先見」或「成見」所構成的認識工具；所謂的客觀性，不過就是一種有計劃的主觀施為罷了。
為此，韋伯主張說，歷史與文化的最後基礎，並不是普遍性的規律，而是隱含在社會與文化中的變動「價值」。
後現代主義學者―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則與韋伯口徑一致地認為：科學雖然堅稱自己不需要任何「後設語言」（metalanguage），就可以根據客觀資料的呈現來進行獨立的分析運作。但實際上，科學知識不可能光靠本身的系統化程序，就能簡單地獲得信度與效度。相反地，在任何科學知識產生之前和產生之後，它們都會不斷受到社會價值的期許與社群規範的約束，而使自己不斷為政治與哲學這兩種主要敘事方式繼續效勞。
在李歐塔看來，所謂的「後設語言」指的就是判斷某個陳述和命題好、壞、真、假的預設標準。這個預設標準並非來自於事物的本質結構，也不是某種真理體系的副產品，而是文化、歷史、權力、利益和現實的綜合產物。儘管科學一再堅稱要用純粹的客觀性原則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但它無論如何根本不可能排除後設語言的主導地位，同時也不可能避免去借用各種專家集團代代相傳的「敘事」（narration），來貫徹自身的權威和主導地位。
但是，有些科學家不但有意隱瞞價值本來就一直和科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的事實，而且他們甚至還宣稱，將主觀意志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些人壟斷科學的主導地位，堅持要求別人相信，只要使用經過設計和規劃過的科學研究程序，就能讓研究客體以系統化的方式自我「重現」。在他們那裡，有關認識的工作，往往被擺在主觀與客觀的二元對立關係中進行。他們一相情願地相信，所謂科學的任務，就是一個將認識對象的「本質」，「複製」到認識者腦袋裡去的工作。如此一來，傳統的知識工作，便成為一種追求「同一」和否定「差異」的工作。一般人在輕信上述想法之後，便以為除了「再現」事實以外，其餘有關認識和瞭解的科學工作，都不再有任何的價值。
事實上，這種主流的科學觀點，早自柏拉圖時期就已經存在，後來並演變成實證主義最重要的學說內涵；同時，它也是自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以來，科學界所奉行不渝的基本方針。在實證主義的主導之下，科學一直被人當作是一座聯繫主、客兩端的友善橋樑；而非離間兩者的罪惡幫兇。但其實，後者才是主流科學的成就。
實證科學的霸權和偏見，一直持續了許久，後來終於受到包括胡賽爾、哈伯瑪斯以及諸多後現代主義者們的嚴厲批判。他們認為，只要人們繼續堅持用傳統的工具理性來作為主要知識策略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繼續停留在僵硬的「技術理性」和僵化的「生活世界」當中；忽略意義乃是人在其生活世界的實踐過程中被授與的事實。而一旦，我們對「技術分析」和「形式理性」的重視，超越了我們對滿足人的生存和社會生活最重要目的之一的溝通合理性的重視之後；到時，人們就會在社會溝通行動停止的情況下，喪失意義的最重要來源。
其實，黑格爾老早就說過，真理是無意向的（imageless）；真理並不能把任何東西帶到它那裡去。「認識」其實就像一個有「缺口」的湖，而無關乎本質的「不是」或「否定」，就是使這個知識之湖，得以永恆流動的「缺口」。由於「知識之湖」以「否定項」為其缺口，因此，舊的知識得以不斷流出，新的知識可以不斷流入。新、舊知識在缺口之間，不斷流進、流出，「知識之湖」因此而成為一個充滿生機的地方。
我們應當留意，「認識」不只是一座瞬間「聯繫」認識者和認識對象的「橋」，它同時還應該被視作是一堵存在認識者和被認識對象之間，不可跨越鴻溝的「被阻隔的牆」。「認識」是具有無窮變化的「與」的關係；這個「與」的關係，使得被認識對象只有在與其它事物發生「關係」了以後，才會呈現意義。
「認識」從來就只是認識者與認識對象之間一個「偶然的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