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05 03:52:12東城居士

[隨感]作人貴直,作詩貴曲

  「詩如其人」這句話,可以是句委婉的罵人的話。或者罵其詩傷於快直,或者罵其人城府深沉。



  胡南溟《大冶一爐詩話》一書似乎欲以文學謳歌日本統治,不值一觀;但他大力標榜的「諷刺之正」,卻有令人深思之處。他說:「近代諷刺之詩,非不靡麗,非不敢言,失諷刺之體,使人難堪。」文學因有諷刺的作用,因而必須委婉,使人讀之,能知道自己的過失、又不至於惱羞成怒。令人怒而不令人思的詩,對胡南溟來說,就不是正體的詩。
  這種「以委婉方式說人過錯」成為詩的性格,不獨近代有之,遠自《詩經》的時代,就已如此。詩作為外交詞令,可說是「有話不直說」的民族性的展現。非不欲直說,而是直說了,在外交場合上,便輸人一著。因此必須用委婉的方式,將心中所要說的全部譯成一套符碼,再讓對方去破解這套符碼。這樣的動作其實是承認溝通中必有的誤解,並將誤解扶正,使它理所當然,成為文學的性格。
  原本最好的狀況,應當是沒有誤解的溝通。人與人從想說、到說出、到被人理解,都沒有耗損、變形,語意百分之百的傳達了。這樣的情形真的存在嗎?它或許存在,或許不存在。我們不妨假設它是不存在的,這樣我們對於充斥於現實中的誤解比較不會感到焦躁憤怒。既然它不存在,那麼不如一開始就承認誤解的必要,在傳達╱理解的過程中,讓雙方都意識到符碼╱破譯的必然。因此用詩來當外交辭令。用詩來大聲說出自己的立場,再看看對方怎麼破譯;對方也用詩作出回應,我們也以我們的方式加以理解。
  能不這麼複雜嗎?以中國人的民族性來說,恐怕是很難的。即使表面上想說大白話,回歸簡簡單單的溝通,溝通的雙方、或者單方,也免不了揣測:「他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說沒別的意思真的是沒別的意思嗎?」人們揣測大白話背後的訊息,使得原本不是詩的語言和詩一樣曲折難解。「人情練達即文章」,說得正是這種情形。要讓人情練達,那就跟經營一篇文章、安排文中寓意一樣的複雜難辦。
  因此中國人有一部《詩經》,可以用來作為政治溝通的共通語言,可謂是一幸事。它至少讓這種複雜的溝通浮上檯面、並縮小範圍。不用詩的時候,應當就是不揣測的時候。在複雜的生存競爭中,人們有權要求回到簡單的溝通。

  將《詩經》視為這樣的政治語言之後,對於「詩無達詁」一語的體會當可更深入。「詩無達詁」是必然的,它指出了「簡單溝通」的一去不復返,它提示了詩不會有「達詁」,因此解詩、破譯時當有此體認:你現在已經找不回簡單的溝通了,不會有人承認他的語意讓你百分之百的接受了。

  詩的「含蓄」,本來是一種美感,但其實它也演變為一種溝通策略。以語焉不詳、雲龍一爪的語言形式,不將自己所有語意推上檯面,那麼對方在破解時,對你也就永遠感到幾分神秘而不得不戒慎畏懼。

  詩從生活出發,後來變成一套這麼複雜的語言。它含蓄委婉的美感形式,正好對詩人的現實生活有直接的幫助──例如有效的溝通、或者避禍──,但即使沒有這層幫助,詩也不應當就此而變成不含蓄不委婉的。含蓄委婉的美感不能用理性思維剖析,只得從讀者的心去感受。但我們可以理性地剖析出附生在美感外層的兩層實際功用:一層是就作者而言,可以避禍、可以有效的溝通;一層是就讀者而言,含蓄的形式因容量廣大,讀者可以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中,對文本投入不同的經驗。換言之,因為詩不走向娓娓道來的親切溝通,因此它更能溝起讀者在不同年紀所擁有的不同經驗、記憶,而有不同的體會。



大體而言,能寫出好詩的人,大都具有耍心機的天賦;但人以詩人自命的同時,往往又輕視耍心機、玩手段,而更願讓生命簡單些。因此而有了前面那句話:「作人貴直,作詩貴曲」。

  人們對詩人可能有許多刻板印象。我想,或許人們認為詩人是個性直爽的、不拘小節的、浪漫的、易感的……。但這不妨礙他們具有精密思維能力去架構一篇完整的詩。

  「文學我」和「現實我」並不必然統一,元好問有詩曰:「心情心畫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如果風格即人格,那麼〈閒居賦〉高情萬古,它的作者潘安仁怎麼是個向權貴鞠躬哈腰、送塵而拜的無格詩人呢?可見詩不一定就是心聲。或許,「文學我」和「現實我」是互相救濟的。一個詩人,在現實生活中,懦弱了、投降了、鞠躬哈腰了,但他心中對美善的信仰仍然存在,他不承認鞠躬哈腰是一種美善,於是他以「文學我」自我救贖,在文學世界中,建構出一個現實社會中無人可以侵犯傷害的理想之我,甚且希望後人認識的、只是這個文學之我、不要再是那個可憐猥瑣的現實我了。如果人們不曾認識這個現實我,那麼這個文學我就能用很美好的形象留存下來。文學我與現實我在分離之初,便已帶有宿命的悲哀。
  另一個可能是「現實我」救助「文學我」。「文學我」已經走向精密設計一途,簡單溝通的渴望漸行漸遠,那麼在現實生活中,人就不要這麼複雜吧!因此,一刀剖開,作人貴直、作詩貴曲,二者皆得其貴,乃適得其所。現實中的人笑詩人天真、笑詩人笨;詩人也笑,我不是不能懂人情世故,而是不願去懂。我有心機深沉的能力,只是擱置不用,而用單純的熱情與人們相處。單純地相信人們的善良,則固然有惡人以惡心惡行對待詩人,詩人也相信他的邪惡只是源於懦弱;等他有一天夠堅強、夠勇敢,能肩負起道德了,那麼他或許會默默地改變過去懦弱時養成的惡心。而詩人只佯裝什麼事都沒發生,認為他始終都是善良。如果有改變,就是從懦弱轉變而為堅強而已。
  「相信」的力量,有時能改變現實。

                          2004/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