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長導言：

民進黨在評論倒扁運動時常說：「反貪腐不能有兩套標準，國民黨黨產是過去50年貪腐利益大集合，為何施明德視而不見？」

這個觀點我基本上贊成。當然，這絕不是說民進黨本身對於貪腐問題就可以不必檢討。事實上，目前有學者提出「裙帶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作為對民進黨貪腐型態的一個觀點。

民進黨這幾年雖然向下沉淪快速，但累積到目前，還只算是小病。國民黨卻早已是病入膏肓。小病醫治容易，病入膏肓要醫治就很難。

被稱為「五十年貪腐利益總集合」的國民黨的「黨產」，在過去的年代，究竟是如何得來的？又是什麼樣的環境與政經結構，允許國民黨這樣取得利益？

以下轉貼一些重要文章，深入探討屬於台灣特有的「黨國資本主義」是如何運作的。明白了黨國資本主義，你才能明白，為何國民黨黨產是個嚴重的道德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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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籍﹞ 解構黨國資本主義 -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

作者： 陳師孟 林忠正 朱敬一 張清溪 施俊吉 劉錦添 合著
出版日期： 1991年9月出版
定價： 200 元
總經銷：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ISBN 957-97010-4-0
中央圖書館 分類碼
CIP 流水號 ----
頁數： 280

《章節大綱》

第一章　台灣黨國資本主義的架構與演化(一)：公營事業
第二章　台灣黨國資本主義的架構與演化(二)：隱藏性公營事業
第三章　台灣官營事業的規模與營運
第四章　官營事業民營化的理論分析
第五章　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國際現況
第六章　民營化方式的比較
第七章　民營化的配合措施
第八章　官營事業民營化的優先事業
第九章　行政院推動民營化政策的檢討
第十章　摘要、結論與建議




書籍全文可至下列網址下載：(PDF檔)

http://ts.yam.org.tw/ts_old/critical2004/party-media/index.htm



對照讀物：

後威權下再論「民營化」　瞿宛文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

發表於「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

2003 年10 月4-5 日


http://intermargins.net/taishe/ch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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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黨國資本主義談台灣經濟結構

張清溪

台大經濟系/2006.3.25


戰後的台灣『經濟意象』是什麼？或問：可以代表台灣這個美麗之島，它吸納外來叉發展出帶有自我獨特個性，在二次大戰後世界經濟史上站有一席之地的台灣經濟主體性是什麼？則很不幸的，有個不光彩的體制，叫做『黨國資本主義，(KMT-State Capitalism)，恐怕是必須被提到的。這個黨國資本主義裡的『黨』，
是中國國民黨，它在二OOO年總統大選後下台了，但黨國體制仍然影響著今日的台灣經濟(不止是經濟)，也阻礙台灣的現代化。


『黨國資本主義』體制有其獨特性。它與美式的『競爭性』(competitive)資本主義、東南亞的『家族』(clan)資本主義、或蘇聯解體後的『親信式』(crony)資本主義都不相同，與北歐的『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s)或共產主義
(Communism)也不一樣；但又都有些關係。


所謂『黨國資本義』，根據陳師孟等(1991，頁24)的定義，是指『披著『自由經濟』的外套，穿著『資本主義』內衣，長著『國家主義』的身軀，包藏一顆『集權主義』一黨專政禍心』的經濟制度。具體地說，黨國資本主義之異於競爭性資本主義者，是在一黨專政下，有三個體制異物：龐大的公營事業、隱藏性公
營事業、以及黨營事業(包括黨產)。


黨國資本主義的核心是政黨，與家族(或說家國)資本主義的核心是家族、親信式資本主義核心是黨政密友不同，雖然這些核心都擁有經濟特權。黨國資本主義與福利國家雖然都是政治力深入經濟事務，但其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專營生產事業，後者只顧消費與分配，很少有公營事業。但說黨國體制未涉入分配也不對，只是它限制在『軍公教』福利，怪不得國民黨叉被稱為『軍公教福利黨』，而這些福利政策，如超優惠的退休制度，則成為台灣現代化的阻力。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都是所謂的『列寧式』政黨，意思是『以黨領政』。要做到這點，除了依賴暴力外，還要控制經濟。共產黨是赤裸裸的掌控一切，生產、消費、以及財產權。國民黨則擁有黨營事業、控制公開的與隱藏的公營事業，並將相當多的國家占為黨產。就政府介入生產而言，國民黨與共產黨很類似，只不夠是『小巫見大巫』。在政黨輪替後，黨營事業基本上是解決了:黨產問題『積非成是』，國民黨正努力脫產中:公營事業則拖泥帶水，正考驗民進黨的智慧。黨國資本主義體制主宰了台灣戰後經濟五十年。在這個體制下，經濟不是不能發展。相反的，它還發展得被稱為『經濟奇蹟』。只是，在這種發展模式下，民營事業受到獨寡占公黨營事業的排擠，而發展前景有難以突破的瓶頸，且有相當部分的生產成果被『黨國』剝削去了。


台灣在黨國體制下，經濟能夠發展，是因為國民黨採用『開放經濟』政策，意即發展國際貿易。因為這樣，美國的壓力就發生作用了。包括政治的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就在內外壓力下，逐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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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黨國資本主義的興起 張清溪

前言


所謂『黨國資本主義劍，根據陳師孟等(199l，頁24)的定義，是指『披著『自由經濟』的外套，穿著『資本主義』內衣，長著『國家主義』的身軀，包藏一顆『集權主義』一黨專政禍心』的經濟制度。台灣為什麼會變成『黨國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呢？本文從經濟制度討論的『黨國』體制，基本上是指黨營事業與公營事業，及其所建構的台灣政治經濟體制。


一﹑ 社會、經濟、政治背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二次大戰。這時，台灣面臨一個歷史的交匯口。一是日本終結五十一年的台灣統治政權，大量在台灣的日人(包括許多在台土生土長的日本人)放棄在台的家財事業，返回日本。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統治後期，努力發展工業，台灣人也受益，但仍然無法享受日本人的公平待遇。當時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所得差異大，致使在銀行的儲蓄，也有天壤之別。例如，日治末期(194l-43)台灣人工資平均約為日本人的一半(男性56％，女性49％);經統計迴歸分析，考慮其他影響工資率因素後，除商業以外的各業，均 仍存在對台灣人極為顯著的工資歧視(劉鶯釧、謝欣玲，1998)。影響所及，1942
年，人口只有台灣人十六分之一的在台日本人，存在銀行的儲蓄，是台灣人的1.5倍(黃昭堂，1981，頁200-201)。同年，在台灣的專科以上學生，台灣人只占16.4％；雖然，當年台灣人6-14歲學齡兒童就學率已經高達70％(張清溪，1994b)。這時，日本人走了，台灣人殷切期待一個公平合理的統治者之來臨。


二是接替他們的是從中國大陸節節退敗的、缺乏法治文明的國民黨政府與素質低落的軍人；使得在日本法治與剝削下生活五十一年的台灣人，迎接來的是一個剝削又無法治的軍事政府。這讓台灣人非常失望:其中還有一個因素是陳儀。戰後被派來台灣的行政長宮陳儀，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二年問，擔任福建省主席。根據George Kerr的記載(1991，頁73-79)，在這期間，他施行了『必然的國家社會主義』。這個所謂的『必然的國家社會主義』，按Ken的說法，就是一個『複雜的國家壟斷制度，圖搾取地方財富，收入官僚私囊而將足額財富，解繳國庫，以滿足層層官僚』。因為有這些不良記錄，所以當蔣介石指派他為台灣行政長宮時，遭到很多人的反對，包括美國國務院的質疑。


但是，該來的還是來了。二次大戰於一九四五年八月結束，十月二十四日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抵台。隨同而來的國民政府軍分乘廿七艘艦艇到達基隆，另有憲兵、警備司令部務團、警察近三千人從福州來台。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典禮，並開始接收日本人在台財產企業。根據George Kerr的觀察記錄(1991，第五、六章)，此後的日子相當混亂，國軍不守軍紀，騷擾百姓，官員接收日產上下其手，引起在日本高壓但有法治之下生活半世紀的台灣人極大反感。


美國陸軍中將魏德邁致美國國務卿的《中美關係白皮書》(1947.8.17，第309頁；見Kerr，1991，頁11)裡，有這樣一段話：『以我們的在台經驗，極清楚前行政長官陳儀的施政已使人民對中央政府離心，許多人不能不感到，日治下的台灣情況反而比較良善。﹒﹒﹒台灣人民殷切期望自日本桎梏下解脫出來，然而陳儀和
其劊子手卻以殘忍、腐化、貪婪、倒行逆施的種種暴行加諸於和睦的人民身上。陸軍以征服者姿態行事，祕密警察公開恐嚇，並助紂為虐協助中央官僚剝削人民。﹒﹒﹒這島上盛產煤、米、糖、水泥和茶葉，水火力發電也頗富饒。日本人早已把電氣化施行到偏遠地區，並已建設優良的鐵路、公路網線，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有閱讀、書寫能力。中國大陸之情形卻正好與此相反。﹒﹒﹒』


政治上影響更大的是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變，以及其後長期的白色恐佈。這讓台灣人普遍不敢關心政治，讓統治者更容易為所欲為。


台灣人這時面對的第三個交匯口是經濟狀況的轉變。一方面因為戰爭導致的是生產工具破壞，台灣農工生產明顯受到影響。一九四五年台灣的總產值，還不是戰前最高水準(一九三九年)的25％，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才恢復到這個水準(吳聰敏，1991)。但另一方面，『不事生產』的人口卻急遽增加。這裡所稱『不事生產』是指不從事農工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之生產者。因為隨同國民政府在1945-49年間來台的人口中，軍公教的比例很高，加上國民政府實施軍公教『實物配給創以及對農民不利的『肥料換谷』價量管制政策(1948年起:見古慧雯，1996)，其中還有支援敗退中的大陸國民政府(吳聰敏，1997)，以及貪污(Kerr，1991)，致使台灣人的生活水準相當低落。以一九五O年為例，在戰後遣送回國的日本人約46萬(包括軍人14萬人)，而從大陸來台者約100萬人，其中軍人占半數(見吳聰敏，1997)，另半數平民也以公教人員及其眷屬為主，當年台灣總人口八百萬人。


這時，在中國大陸的政經情況，也有三種變化。第一、在政治方面，抗戰勝利了，國民政府終於統一中國，包括台灣;但國、共內戰加劇，不出五年，大陸赤化，國民政府敗退台灣。這段期間，也是台灣近百年來唯一與中國『統一』的五年。第二、在經濟方面，國民政府接收『敵偽劍資產，特別是日本人在大陸的產業，形成龐大的公營事業。據段成璞等人(1992，頁173-175)的描述，國民政府撤退前的厂資源委員會』管有工礦事業29l個，占全國石油與有色金屬產量的100％、鋼鐵產量的90％、煤產量的33％、電力67％，水泥產量45％等。當時，在中國大陸的官僚資本，占全國工業資本的三分之二左右。


第三、國民黨在大陸創立黨營事業。中國國民黨的活動經費，原來在『軍政、訓政』時期，是編在國家預算裡由國庫開支。但考慮到行憲(1947年元旦公布(憲法)，12月25日開始實施)後就不能這樣做了，因此興起開辦黨營事業的念頭。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全)第十六次會議，通過廣關於籌措黨費之決議案創，訂明發展黨營事業的三個決定(應由政府辦理的移轉給政府、寬籌基金以孳息供黨費、創辦事業):五大方向(實踐三民主義等)及六大範圍(文化、電影、合作、運輸全融保險儲蓄、及農林畜牧等事業)(見梁永煌，2000，頁29-31)。翌年三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陳果夫、陳立夫提出了厂黨營事業的建立和管理計畫方案』，決定在政府接收『敵偽』工商企業時，撥出五千億法幣為厂黨營事業基金』，搜購『敵偽』事業抗戰勝利後，陳果夫於一九四八年在山東成立『齊魯企業公司』，向『敵偽產業管理局劍低價購進全國最大的青島橡膠廠及青島啤酒廠;在天津建立了『恆大企業公司』，接收了日本人企業東亞麵粉廠、東亞煙廠、中華火柴廠、協和印刷廠等多家大型企業。另外，國民黨在上海、廣州、成都、瀋陽等地，也接收了一些日本人產業，成立黨營事業。


由陳立夫擔任董事長的中國農民銀行，至一九四七年年底，共投資了七十七個企業，包括電力、鋼鐵、汽車製造、煤、製藥、農機、貿易等業，都變成了黨營事業。還有，原來國民黨控制的文化傳播業，如中央日報、中央廣播公司、農業教育電影公司等，也建立成黨營文化事業(以上見范小芳，1994，頁220-223)
在這種內外情勢夾擊下，台灣『黨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形成，似已無可避免。

二、 公營事業的形成

台灣的公營事業，可粗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日本人在台產業，經整理改組兼併而成的龐大獨寡占的公營事業:第二種是一九四九年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復業』的銀行與少數紡織廠;第三種是一九六O年代建立的中國石油化學與一九七O年代建立的中國鋼鐵與中國造船公司等。但最主要的還是第一種。


公營事業是台灣『黨國資本主義』的主要構成部分。就其接收日本人企業而形成的政府控制經營企業資本的這個性質，劉進慶(1992，頁9)稱它是『宮商資本創或『政商資本』;『就其生成史而言，它是台灣殖民地遺制與中國國民黨官僚資本的私生子。』


什麼是日本人在台灣的殖民地『遺制』呢？日本占領台灣，初期是以發展台灣農產品為主。一九三O年代開始工業化政策，引進大量日本資本，形成龐大的日資寡占性工業。在日治末期，這些在日本總督府庇護下的日本寡占資本，在台 灣所有已繳資本額二十萬以上的股份公司中，占91.1％:在五百萬資本額的大企業，則高達96.9％(劉進慶，1992，頁19-20)o正是這些巨大的日資企業，在戰後被國民政府接收轉型為獨占的公營事業，成就了台灣的『國家資本』。但要注意的是，這些原來的日資企業，都是私人企業，且都是幾家日資大型公司形成的寡占產業，並非一家獨占的產業。在這兩點上，是與戰後被國民政府收編整合的『獨
占』『公營』事業不同。


國民政府在台灣弄出這麼龐大的公營事業『國家資本』，其背景已如前述;具體這，其形成原因主要是：(1)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制定的政策(三個基本方針):(2)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以及(3)接收人員的私心。其結果是由『殖民地壟斷經濟』，躍進成『國家資本主義』。按照劉進慶的說法(1992，頁9)，這個國家資本主義，是由公營事業獨占與國民黨官僚資本階級利益結合，建構了一個支撐『官僚支配的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但後來的發展越發離譜，國民黨進一步自行建構了屬於它自己的『黨營事業創 (見第三節)台灣的公營事業，涵蓋了交通運輸、銀行金融、油電能源、肥料糖業、機械、紡織、農業化工、國防工業、廣播電視、教育等產業，除了在一九五O年代土地改革時，把四大公司(台泥、台紙、工礦、農林)移轉民營，作為地主補償財源外，基本沒有改動。這也是日後國民黨控制地方，進行地方派系分贓，以及支撐黨營事業，鞏固政權的有力工具。一直到一九九O年代進行第二次『公營事業民營化』時，公營事業體制才有較大幅度變動。


陳儀等在接收日產，組成公營事業的同時，也生成了黨營事業。一九四五年在台北成立廣台灣省行政長宮公署』時，公署內設立『接收委員會』，當年年底完成接收所有日本台灣總督府所屬的公有產業。翌年一月，該委員會下成立『日產處理委員會』，進行日人私有財產的接收及處理工作。因其中有數量與規模皆
龐大的生產事業，一時缺乏人手經營管理，只能派監理委員以維持現狀，該年五月才完成接收準備，至下半年方始正武接管工作，同時遣回留守日人，至一九四七年五月廢止『日產處理委員會』。


根據台灣省政府統計處出版的《台灣省行政紀要》(1946年度)，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底為止，接收的日人財產中，企業財產共l，295件，計7l億6，360萬元(舊台幣):『日產處理委員會』於五月廢止後，日產移交台灣省財政廳，合計至一九五O年統計所接收的日產，包括日台合資企業卻只剩860單位，其中有部分直接移交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見下文:根據張瑞成(1990)的資料統計，則為987件與978件之差)。


三、 黨營事業的創立


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沒收日本人(敵偽)財產企業時，國民黨利用自己執政的機會在中國大陸大肆建立黨營事業。但隨著國共內戰失利，國民黨這些黨營事業盡皆落入共產黨之手，只有齊魯公司在台『復業』，為的是經營軍方相關事業。


在台灣的『日產接收委員會』沒收日本人財產、企業與接收政府單位時，也將部份的財產與企業，不當的移轉給國民黨。這包括三部份。一是明列於『台灣省撥歸公營日資企業明細表』裡的十九家各縣市戲院(監察院後來的調查，發現是二十家);二是移轉時平白失縱的日資企業:三是接收當時國民黨占領使用的房地產。
國民政府沒收日本人財產企業時，不當移轉給國民黨的，以房地產居多:這在日後追查中逐漸顯現。但也有少部分日本人企業，包括台灣各縣市的十九家戲院，官方的處理就是『撥歸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經營』(張瑞成，1990，頁460-461)。因為該書是由國民黨黨史會出版，不會有誣蔑國民黨的任何嫌疑。這些戲院
一向未直接列於黨營事業名單裡，應該是隸屬於中央電影公司。像這樣戲院的財產，對國民黨而言，只是九牛一毛。


同一出版品中，在『接收日產企業目錄』裡(頁294-387)，共有987件，但在稍後『撥歸公營日資企業明細表』(頁428-461)裡，只有494件，另有484年準備標售或價讓:這樣合計978年，遺失九件。經查，在接收清單裡，由『宣傳委員會』接收的三件(台灣映畫影片部、台灣電影戲劇股份有限公司、粟田印刷所)也是被國民黨接收。據了解，當時國民政府沒有宣傳部，宣傳委員會隸屬國民黨，因此還有屬於『政府』的部分，例如坐落在台北市仁愛路的『日本送放協會』，後來成為國民黨黨營事業的『中國廣播公司』總部，也應是如此這般被不當移交國民黨的(梁永煌，2000，頁182-193)。荒謬的是，當各界質疑中廣土地時，中廣拿出一九五六年擔任交通部長的袁守謙的一封『交通部證明書』，內容為：『查中國廣播公司係前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所改組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改組完成。台灣光復時期由前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接管日據時期台灣區各廣播電台所有房屋地產，統由改組後之中國廣播公司掌理，特予證明如上。』這只能說是公產不當成為私產的證明，卻被解釋為合法取得證明!

黨有三種不當占用房地產:一是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轉帳撥用國有特種房屋共114棟(所謂特種房屋，從資料上看都是一些普通房屋)。二是撥給省黨部二十家戲院(除前述十九家外，加一家台北的『美都麗戲院』)。三是各級政府贈送給國民黨的八十六筆土地、含三十七棟建物。但這些顯然未包括救國團在全台各縣市團委會以及各景點的房舍旅館、原坐落在台北市仁愛路的中廣、革命實踐研究院、以及台北市中山南路的中央黨部等等。除了直接由接收日產移交國民黨的企業外，國民黨在台灣執政的五十年間，建構了一個世界超級龐大的黨營事業。這讓中國國民黨成為全世界最富有的政黨(梁永煌，2000，頁11-16)，是世界各國政黨經費來自黨營事業的最大示範(Delury，1987)，後來也成為國內財經雜誌(如《財訊》 《卓越》等)與美國《時代》雜誌、香港《遠東經濟評論》(1994)、日本的《文藝春秋》(1993)等之封面報導。


在中國大陸，國民黨是因為預期到無法再在政府預算裡編列政黨的活動經費，才想要建立黨營事業。國民黨在台灣建立黨營事業，初期(1950，1960年代)的動機比較像是要安置龐大的黨務人員，因為那時還很容易在國家預算裡編入黨的經費:中期是因為配合國家政策，且是在經濟起飛階段，有很多『好賺』的行業可以透過政府特許、並限制競爭而設立獨寡占事業(特別是俞國華時期，1969-1981，俞先是中央黨部文經會主委，後合併成財委會主委;這段期間，俞長期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後叉兼任經建會主委);後期則更因為在野黨的民主化訴求，無法順利在預算上支應黨的經費了，以及選舉經費的壓力，因而大肆擴充黨營事業(劉泰英與徐立德時期，1988年以後:劉為黨管會，投管會主委，徐為財委會主委)。

國民黨在台灣最早的黨營事業，是一九五一年廣復業』的齊魯企業。同年還成立裕台企業，之後陸續成立各種事業。而主持黨營事業者，因黨部內的改組而有些許變化，但基本上就是中央黨部中央委員會下的『財務委員會』，中間曾把經營部份另立『文化經濟事業管理委員會』(1969-1972)、『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1988-1993)、或『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1993-)。財委會早期直接聽命於蔣氏父子，且多是現任的央行總裁(如徐柏園、俞國華)、財政部長(如李國鼎)或主計長(如鍾時益)兼任。這在當年的威權時代，複武匯率、外匯管制、外匯存底屬國家機密，國家財政不透明的情況下，顯然很容易上下其手。一九九二年國民黨七大控股公司建構完成(中央投資、光華投資、啟聖投資、悅昇呂投資、景德投資、建華投資、華夏投資)，範圍遍及銀行、保險、票券、證券、石化、電機、電子、天然氣、鋼鐵、建築、營造、工程顧問、環保、貿易、電視、廣播、書局、印刷、創投、控股等二十二行業，遠遠超過國民黨『六全』時訂定的『六項範圍』，也不見到把『應由政府辦理者栘歸政府』，只有把賠錢的丟給政府負擔(如中央社、中廣海外部等)。至一九九八年，七大控股公司長期轉投資二八二家事業，包括其他投資則超過三百家。其中，國民黨主導股權、經營權的『黨營事業』，以能取得持股資料的有六十六家。裡面有財務資料的四十三家，總資產六千五十四億(新台幣)，淨值共一千九百二十四億。


黃煌雕等人(2000)曾以『權益法』或『成本法』，計算一九九四年國民黨七大控股公司的市值，得到1,158億元的價值。


根據國民黨秘書長林豐正在十五全大會臨時會議所捉黨務工作報告，截至二OOO年四月底，黨產分為六項：一﹑銀行存款4,900萬元；二、有價證券44億6,033萬元：三、美金公債6億4,022萬元:四、黨務發展基金13億3,389萬元:五、上地與至於接收日產中的房地產，被不當移交國民黨的部份，因為太多了只能說是『族繁不及備載』。監察院於二OO一年四月六日函復(90院台財字第902200247號)張清溪等四人陳情『政府機關不當移轉財產給國民黨』問題時，答覆說國民房屋87億2,272萬元；六、黨營事業長期投資627億9,978萬元。總計達780億594萬元(藍天電子報，2003.12.25)。


四、 黨國資本體制的檢討


台灣經濟結構陷入廣黨國資本主義創，料想並非事前刻意為之，無論如何對台灣政經發展是有嚴重影響的。這個影響可以分為幾部分：對台灣經濟發展:對台灣政治生態；對國民黨的興衰。


政府經濟事業，不論是黨營與國營，通常都是沒有效率的，這在一七七六年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出版他的《國富論》時，已經就蓋棺論定了。他說(在該書第五篇)，國王(政府)與商人是世界上最矛盾的兩種個性，政府是最壞的商人，商人是最壞的政府。意思是說，政府經營事業，必定是沒有效率，而讓商人擁有公權力就會濫權。如此，官營事業會產生兩種後果：一是帶給政府財政負擔；二是限制民營事業的競爭。


公營事業經常虧損，這是多數情況;但也有少數盈餘豐厚，大筆上繳國庫，如台灣的中油、台電、電信公司以及菸酒公司等。但縱使表面有盈餘者，實質上仍然是虧損的。我們不必計算它們因為獨占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僅計入它們未計入的成本，以及非必要的開支(如冗員、過高的薪資)，就會『轉盈為虧』(見齊豪，1998:黃淑芬，1998:徐敏鐘，1999)。這也是為什麼在一九九O年代，世界會掀起一波『公營事業民營化』熱潮。


至於公、黨營事業阻礙民營企業發展，這可從『公、黨營事業』是台灣最主要的獨寡占者(見張清溪等，2000，頁327-329)得到佐證。理論上，因為宮營事業缺乏效率，故為了維持營運，就必須限制民間的競爭。實務上，個別事業受阻的案例很多；我就曾在一個餐桌上，見聞到台南紡織的一個大老，向同桌的李國
鼎再三致謝，說當年要不是李的協助，他的紡織廠根本就開不成。王作榮教授曾很憤慨的表示(王作榮，1972，頁296-299)，一九六O年前後政府官員仍然充滿著『管制』的思想，經常以『它不會賺錢』，『影響到別家工廠生存』、『財務結構不健全』等等為由，拒絕民營事業的設立申請，『盲目管制』。台灣戰後經濟發展雖然號稱『奇蹟』，但比之日本、香港、新加坡遠遠不如。原因可能多端，但為保護公營事業而阻礙民營事業的發展，必然是重要成因之一。因為，台灣經濟是靠外貿成長，但公營事業絕大多數都以內銷為止。工業部門的民營企業，一直到一九六O年代中期，才足以跟公營事業並駕齊驅。台灣工業的發展，顯然受到相當阻礙與延宕。


一九九O年代推展的『公營事業民營化』，最大的問題是『假民營化』；即將公股釋出到底於百分之五十，就定義為『民營化』，而其中多數仍然是政府主導經營，與公營事業『民營』化背道而馳，是『民營化後的『公營』事業』。這不論在經營效率上或經濟體制上，都是絕不可取的。


公、黨營事業過去曾是多項是弊案的主角，如興票案、台肥案、新瑞都案，這在政黨輪替後，會改善，但假民營的情況仍然亟待糾正。


黨營事業在政治生態上的弊害更大。一個長年的執政黨，利用多年的戒嚴，限制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還用獨占的經濟力去鞏固它的政權，使台灣政治生態不能良性發展。一直拖到一九九O年代，台灣的政治經濟才真的逐步開放，民主政治進入發展期。


黨營事業對國民黨黨本身的利弊叉如何呢？國民黨利用執政者掌握的政治經濟力，特別是台灣龐大的公營事業體系，以及獨寡占的黨營事業，短期顯然有利於政權的維護。但金錢上的利益會腐蝕黨員品德，對政黨的長期發展，反而不利(見張清溪，1995)。二OOO年政黨輪替後，原來看起來人才濟濟的國民政，好像就剩下官僚，一下子找不到政策戰將，與民進黨眾多總統候選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國民黨取自人民的龐大財富，理應歸還人民。但是，因為立法院還在國厭黨的控制中，致使黨產還民的行動遲遲無法進行。在這期間，國民黨大量變賣黨產，等到可以追查時，可能已經所剩無幾了(如見楊士仁，2005)。戰後撥給國民黨經營的各地戲院，也大都被出售變現了。二OO五年三月，國民黨賣掉位於新竹縣北埔鄉、佔地三十六甲的黨營事業『齊魯公司』(六億)、台北市中保大樓(十至廿億)、台中市雙十路舊省黨部宿舍(十三點二五億)，再以包裹標售方式，以平均各九百萬元將北埔、關西及新豐三處民眾服務站脫手，其中，位於北埔老街鬧區的民眾服務站近日再度以一千五百萬元轉手，第一手標購者獲利逾六成。公告現價五十二億元的國發院土地，在馬英九上任黨主席之後，以四十三億元賣出。十二月，國民黨出售中影、中廣和中視，又入帳九十億元。


結語


台灣在戰後建立了龐大的公營事業，更有世界最龐大的黨營事業，使經濟體制成為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黨國資本主義』。這個制度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社會公平與政治的民主化，都有相當不利的影響。但是，在這個制度下生活的台灣人，對制度的認識卻是很薄弱的，特別是對黨營事業的認識更是不足，多數人是不在乎(張清溪，1994a)。黨營事業在二OOO年政黨輪替後，已逐漸落幕；黨產則是下落不明。而公營事業還在負隅頑抗，看來一下子還不能徹底解決。當然，黨國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建立，有它的歷史因素，未來恐怕不容易再造。但無論如何，人類應該記取這個教訓，不要重蹈覆。﹝全文完﹞

圖：陳水扁總統面對支持者時，宣示將全力推動「公投討黨產」，作為反擊倒扁陣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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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資本主義的起落 http://www.hanlu.com.tw/EconBooks/tm/ch28-1.doc

台灣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 中國國民黨接收日本人在台殖民經濟所留下來的產業 (幾乎都是私人產業), 並將這些產業兼併重組, 建立了其後五十年的公營事業體制。 這些產業, 在當年幣值20萬元資本以上的中大型企業中, 占九成以上 (以家數計, 占戰前五十三萬家的91.7%;以總資本額計, 占91%) 。 這些包括台銀、 台鐵、 台電、 台糖、 台肥、 台機、 菸酒公賣局、 中油、 中船, 以及彰化、 第一、 華南銀行、 土地銀行、 合作金庫、 中小企銀、 台灣人壽、 台灣產物保險、 電信局、 郵政局等等。 戰後新增的公營事業, 除了少數如中鋼、 公路局 (後改為台灣汽車客運) 外, 就是由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退輔會) 成立了榮民工程事業管理局 (榮工處) 與清境農場、 食品、 製毯、 冷凍、 木材等大小不一的28家公司。 公營事業分國營 (約占一半)、 省營、 縣市營, 共一百多家 (已陸續民營化中; 見表Zref{t29-5}Z)。 這些事業在1960年代中期 以前, 其產值超過民間工業部門; 至今其資產仍非常龐大。

自1980年以來十年中, 公營工商事業資產價值占全國工商業資產總值之比例, 年有下降, 但迄1990年仍超過五分之一。 在水電燃氣業, 公營事業幾乎壟斷整個行業, 其資產價值接近全國水電燃氣業的百分之百; 公營的運輸倉儲通信業, 也有該業全國資產的六成; 礦業則在40--50%間徘徊; 製造業已低於20%。 但這些統計數字恐有相當失真, 因為許多公營事業擁有大量土地, 而其價格重估並不確實。

例如, 中央銀行在做該項調查所涵蓋的公營事業中, 製造業包括有十七個產業, 中食品製造業有四家: 台糖、 省農工企業以及退輔會下的冷凍加工廠與食品工廠。 1990年公營食品製造業資產總值510億, 其中土地113億 。

但是, 台糖公司擁有土地5萬8千公頃 (相當於兩個台北市), 最近一次土地重估是二十年前 (1975); 如改按1994年7月1日公告現值計算, 總值已超過8,000億;
% 若以市價計算, 還要更高。 經濟部所屬公營事業, 除台糖外有台鹽、 台電、 中油、 中船、 台肥與台機, 七家公司土地帳面價值1,300億, 但以1994年公告現值則為1兆2,500億。 如僅加上此項差額 (雖然年代不同, 但公告現值仍低於市價), 公營製造業資產所占比例就提高到28.5%, 而非13.7% 。
在台灣, 政府控制的資源, 除了公務機關之房地產與公務預算外, 還有前述的公營事業。 除外, 一些法律上不屬於政府單位但實質上控制在政府手中的資源, 在經濟制度歸類標準上, 仍應計入政府部門內。 這些包括三類: 公營事業或政府部門轉投資、 公費成立的財團法人、 以及中國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第一類所謂轉投資, 本意是 「政府資本低於50%的」 投資事業, 依 「法」 不算是公營事業, 其中較著名者有中國國際商銀、 台灣電視、 中華電視、 中華票券、 國際票券、 台灣證券交易所、 榮電公司, 以及全國各地 「欣」 字頭天然氣石油氣公司等一百多家 (退輔會就有四十多家轉投資事業)。 例如, 台視自成立迄今, 都由省營七行庫中的六家銀行, 投資49%股份, 完全控制但又不算公營, 不必受到省議會的監督。 第二類的有中國技術服務社、 台灣糖業協會、 資訊工業策進會、 台灣雜糧發展基金、 中興工程顧問社等數十家。 第三類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 包括齊魯公司、 中興票券、 中視、 中廣、 中華開發、 華信銀行、 幸福人壽、 中央日報、 中央電影公司等百多家 。

這些式樣繁多、 資源龐雜的政府控制經濟, 使台灣與 「競爭的資本主義」絕緣, 因為它們充斥著獨寡占或特殊經營項目。 例如, 屬於公費財團成立的中國技術服務社在1989年營業額7億84萬元, 獲利5億64萬, 占營業額71%; 退輔會與台電轉投資的榮電公司, 資本額1億8,600萬元, 1989年盈餘1億1,600萬元; 黨營事業中國電視公司員工獎金可達12個月。 這些事業的獨寡占性格絕不輸給公營事業。 這樣的政府干預也迥異於著重所得重分配的 「福利國家」。 台灣是一個世界獨特的經濟體制, 是以黨營事業為核心, 公營事業加上龐大政府財產的國家主義為身軀, 配上資本主義外觀的一個新組合, 我們稱之為「黨國資本主義」(KMT-State Capitalism)。

在黨國資本主義下, 中國國民黨利用長期一黨執政機會, 發展出一個盤據工商金融媒體重要產業的黨營事業, 享受獨占利潤; 這又配合公營事業占據重要基本工商業, 使政府操縱著龐大的資源。 這樣的經濟體制, 因為執政者的經濟利益與整體經濟成長相依, 一般而言經濟不能太差; 但在特權獨占下, 資源遭到扭曲, 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又裁判兼球員, 掠奪式的政黨吸食民脂民膏,人民只好長期辛苦工作, 享受與努力不成比例的成果。

官營事業民營化

共黨國家要實施中央集權計畫經濟, 必須有獨裁政治為依靠。 但共黨國家的特色, 並非在政治上的專制, 因為非共國家政治也不一定民主; 其真正的特色, 是在經濟上的集體制 --- 財產國有、 經濟決策中央集權。 由於法律上對財產權的私有化程度, 直接影響到人們經濟行為的動機, 因此政治結構與法律體系可說是決定經濟制度的主要因素。 在以自由經濟為基礎的 「混合式」 經濟國家, 經濟體制的混合 「程度」, 就取決於公營事業及福利措施的範圍。 若把公營事業、 福利措施、 所得重分配政策、 政府行政體制、 以及官方實際控制的其他資源如黨營事業, 合稱為「官營事業」, 則1980年代世界經濟舞台的最特出景觀, 就是官營事業的民營化。 底下分別討論公營事業民營化, 與共黨國家政治的民營化。

公營事業民營化

世界各國公營事業各有不同歷史, 但大多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變革。 台灣的公營事業, 主要是國民政府接收二次大戰後日本在台殖民經濟體系留下來的產業, 加以兼併重組而成。 在民主國家中, 公營事業規模較大的是英、 法兩國。 英國的公營事業, 主要源自二次大戰後工黨執政, 其國有化政策鐵路、 鋼鐵等收歸公營。 法國在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 執政 (1958--1969) 前後, 就有不少產業公營, 如鐵路、 電氣、 礦產。 其後再透過官方主導的 「自願」 性方式, 擴大了國有化產業。

公營事業民營化進行最積極、 最徹底的, 也是英國。 英國自1975年保守黨的柴契爾 (Thatcher) 夫人執政後, 一反過去工黨的國有化政策, 持續十年大幅度降低政府部門在經濟決策權上的地位, 將農、 工、 服務業的採煤、 原油探勘、 煉油、 鋼鐵、 化學工業、 製糖、 汽車飛機製造、 造船、 電機工程、 航太工程、 海洋工程、 電訊、 電力、 瓦斯、 投資公司、 銀行、 航空事業、 鐵路運輸、 公車、 貨運、 機場港埠管理、 渡輪、 廣播電台、 醫院、 郵局等等， 加以{ctxfbb 民營化} (privatization)。 法國是在1986年保守黨在國會得勢之後, 提出公營事業處理計畫。 其他如西德是在1982年保守的聯合政府上台後著手規畫實施, 加拿大於保守黨穆稜尼 (Mulroney) 上台開始, 美國在雷根 (Reagan) 主政下, 進行{ctxfbb 鬆綁} (deregulation) 以解除政府過去對航空、 銀行的過度管制。 事實上, 1980年代的公營事業民營化, 除了歐洲與美洲之外, 亞洲的日本、 韓國、 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 孟加拉等, 中東的以色列, 非洲的多奇、 肯亞等, 澳大利亞與紐西蘭, 甚至東歐共黨國家的捷克、 波蘭、 匈牙利等, 均推動或多或少的民營化措施。

公營事業的成效, 由於施行時間不久, 未能蓋棺論定。 但英、 法等國的民營化, 至少解除了國庫原來對公營事業的沈重負擔。 以資料可及的英國、 日本、 韓國為例, 大多能在民營化後, 轉虧為盈, 並提高服務品質。 日本國鐵民營化後第一年即獲盈餘, 超出原先的預估; 第二年七家接手的民營公司盈餘高達2118億元, 較第一年成長40%, 是原來預期的3倍。

台灣的公營事業, 曾在1953年因應土地改革, 將當時還屬公營事業的台灣水泥、 台灣工礦、 台灣農林與台灣紙業等四家公司出售民營, 籌措財源償付地主地價。 最近則在1989年由行政院宣布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 並陸續出售部分公營事業股份。 唯迄1999年為止, 除了少數不值一提的公營事業外, 政府絕大部分只是將部分公營事業的持股比例降低到50%以下, 仍握有30--40%股權; 如此, 並未真正將公營事業經營權移轉民 「營」, 只是逃避民意機關的監督, 不但無法解決困擾世界各國的公營事業無效率的問題, 反而變成政府搶奪人民財產 (強制課稅以投資事業, 卻不受民意監督。

台灣的公營事業比重, 遠超過自由世界其他國家。 前面圖1中, 已顯示台灣固定資本的投資, 「政府投資」 所占比重, 較其他自由國家為高, 特別是在1980年代世界各國推行民營化之後為然。 政府投資包括公共建設 (道路、 水壩、 學校、 下水道、 交通設施等社會「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以及公營事業投資。 公共建設具有「公共財」 (public goods) 性質, 政府有理由介入生產; 公營事業生產的, 不論是油、 電、 鹽, 或肥料、 郵政、 銀行等, 均為 「私有財」 (private goods), 都是各國推動民營化的對象, 政府經營常落得血本無歸, 有些公營事業為求生存. 只好捨本逐末, 以 「多角化經營」 (economies of scope) 的方式不務正業; 例如台糖依賴其大量土地, 從事房地產、 遊樂、 購物中心、 以及養豬等生意, 有時甚至出售土地來平衡預算。 近年多家公營事業群起效尤, 中船要兼陸上工程、 成為兩棲動物; 台電積極插手營建事業; 中油亟欲涉足石化業中下游; 台肥甚至想轉型為化工公司; 台糖則要進一步變種為土地開發公司。 這種民營企業正常的經營策略, 在公營事業就完全沒有道理。 因為多角化的作法, 充分顯示 「唯利是圖」之目的, 不符公營要件, 都可以無條件地將之 「民營化」。

經濟體制的民營化

除了各國競將公營事業民營化之外, 1980年的另一個世界經濟局勢改變, 就是共黨獨裁政府與其他獨裁政府的相繼崩潰。 不論是東歐共黨專制政府、 菲律賓獨裁的馬可仕政權、 或是南美的幾個極權政黨, 都在1980年代相繼垮台; 東德則被西德和平地合併了; 蘇聯自由化後, 邦聯國紛紛獨立, 1991年共產黨解散, 共產黨財產由國家沒收。 這種政治上的變革, 有不少是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從經濟層面來看, 這種政治的民主化也就是經濟體制的民營化。 當然, 變革並非沒有成本, 也不一定所有變革都一定成功。 它們都有待時間的考驗。 德國統一後, 原東、 西德人都很不高興, 因為東德的失業率提高, 人民生活更苦 (或許是暫時現象); 而西德人則恍然大悟他們必須支付相當大的代價去補貼東德的同胞! 東歐共黨政府下台後, 幾乎每一個國家在最初幾年連年經濟負成長。 蘇聯在1985年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上台時, 經濟已經非常不好, 成長緩慢, 而每年還要支付大筆軍費以及對外的軍經援助 (包括援助東歐與北韓、 古巴等共黨國家)。 經過五年的市場化、 自由化, 削減軍費、 停止武器競賽、 抽回駐外軍隊與結束軍事外援, 戈巴契夫的努力在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由於他在經濟改革後期的躊躇反覆, 最後眾叛親離, 不但改革的同志反目, 1991年8月甚至引起一場不成功的軍事政變。 政變結果, 保守派並未能復辟, 且各邦聯國紛紛宣布獨立, 導至蘇 「聯」 漸成空殼, 終於共產黨瓦解、 共黨財產被俄羅斯政府沒收。

黨國資本主義的沒落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 國民黨終於下台, 結束它在台灣五十五年的長期執政。國民黨沒有執政權, 過去依賴行政裁量權給它自己的特權, 已經自動解除; 但是, 國民黨留下的兩個問題仍未解決。 一是它的龐大財產, 一是公營事業的體制以及假民營化的問題。 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 可說兩袖清風; 如今卻擁有數百億(它自己公布)至數千億(合理估計)的財產, 無非接收自日本人財產, 以及爾後的黨庫通國庫以及各種特權。 這些財產有相當部分已經被國民黨用掉了, 剩下的部分, 理當盡速還財於民; 只要執政的民進黨願意努力, 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公營事業與假民營化後的公營事業, 可能損及既得利益者, 就不會輕易地隨著政黨輪政而自動解決。 蘇聯解體後的「民營化」變成「強盜化」, 其實假民營化也與此相彷。

個人的抉擇

以上介紹了自由市場以外的主要經濟制度, 以及各種經濟體制的民營化。 自由經濟下的市場機能與缺失, 已於上冊第8--12章中詳細討論過了, 此處不再贅述。 剩下的就是個人的選擇了。 我們可以很客觀的說, 沒有一個制度是在各方面都凌駕其他制度的。 而個人在選擇時, 除了其經濟效率、 穩定、 公平與成長之考慮外, 人權、 尊嚴、 自由等問題, 也是不容忽視的。 二十世紀後期世界經濟政治體制有翻天覆地的和平轉變。 這些轉變有的朝向統一、 有的各自獨立, 但都本著人民當家作主的原則。 經濟制度之優劣, 因涉及價值判斷, 實非經濟學所能給予肯定答覆。 這些價值判斷的議題, 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 每個人也都應當家作主, 獨立行使他的一分發言權與自己的選擇權。


參考資料：

劉進慶, 《戰後台灣經濟分析》, 日本: 東京大學, 1975年。

除了下文提到的低估外, 依照國民所得會計帳的定義 (16.2節), 軍隊的各種營繕工程建設, 均視為消費, 因此並不計入政府「資本」中。

1990年全部公營製造業資產7,380億, 全部公營工商業資產2兆2,566億。 當年民營製造業總資產4兆6,529億, 工商業資產合計為8兆3,887億。 因此公營製造業

資產占全國製造業資產13.7%, 公營工商業資產占全國比例為21.2%。

以上資料, 參見央行1990年之 《公民營企業資金狀況調查結果報告》, 1991年12月出版, 頁19、 21、 26、 63; 以及張文權, 〈台糖是國營事業超級大地主〉, 《商業周刊》, 1995.10.2, 頁118。

詳細參閱陳師孟等著 《解構黨國資本主義: 論官營事業之民營化》, 台北: 澄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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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資本體制的餘暉 　2003.09.21


　近來有一個「社會包圍政治」的趨勢在蔓延，從之前的教改爭議，到最近的台鐵中秋節罷工事件，以及可預期的一波波國營事業員工的抗爭，然後是九二八的教師遊行，顯示出一個社會部門動員的過程，這讓民進黨政府似乎處在一個圍城的狀態，只能見招拆招，力求平穩過關。

　這個社會動員的過程當然有政治動機，無論是行為層次的串連與包圍，還是社會形象面的塑造，對於藍綠的選舉態勢有一定的影響，但是更深層的政治意涵則是更為重要，意味著台灣現代化過程中，既有黨國體制的反撲，這才是政黨輪替這個歷史動作所面對的最大挑戰，不單是在權力上輪替，更需要在政經發展典範上超越。

　所謂「黨國資本主義」指的是以黨國為中心的政經控制與發展策略，透過市場的區隔，明顯地將社會劃分為兩個部門：一個是以國內市場為主的內需部門，涵蓋了油、電、以及重化工業，控制著原料的上游；另一個則是以國際市場為對象的出口導向部門，透過加工過程來進行國際分工，創造龐大的中小企業部門以賺取外匯。

　在過去，這樣的兩元分工方式不但支持一定的經濟成長，也確保了黨國體制的控制效果，從這個兩元分工定義而言，國家官僚，公立學校的教職員，國營企業都是屬於這個內需部門的主要成員，而透過國家的保護來隔離於國際的競爭。相對的，與國際接軌最密切的外銷部門，不單是生產與經濟成長的動力，更是兩元分工中稅收汲取的主要來源，來支撐內需部門賴以維繫的補貼與管制，這是為什麼台積電主宰世界半導體產業時，台灣的火車卻常常出軌、誤點。

　當經濟成長時，這個兩元結構間的資源補貼是可忍受的，但是一旦景氣有波動，國際化的壓力不但吸納了出口部門的資本出走，更進一步滲透這兩元結構的內需部門時，自由化、去除管制成為一體兩面的訴求，因為在財政壓力下大規模的補貼不可行，而在市場國際化的競爭壓力下，這些巨大的內需產業除了改革無以為繼，這是目前所謂「社會包圍政治」的歷史背景。

　從這裡不難理解，國營事業員工與公校教師面臨的是一個新的競爭局面，而過去的兩元保護結構已經一去不復返，這是為何在公司化、市場化之外，很難看到第三條路的可能，民進黨政府必須理解這個壓力與焦慮，透過政府的扶助介入來幫助這些部門度過陣痛期，至於主張回到過去兩元保護的主張，反而是昧於形勢的媚俗政治，因為就算能拖過這一次選舉，也無法退縮到那一個保護與補貼的溫暖子宮了。http://www.southnew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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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資本主義已終結？ 瞿宛文
2006.09.14　 中國時報

黨國資本主義已終結？

瞿宛文

在解嚴前後，反威權統治的政治運動在經濟領域的訴求，是以「解構黨國資本主義」為主軸。其用黨國資本主義而不採劉進慶先生的「官商資本」，就是將目標放在黨國，而不處理官商或公私分際的問題。「黨國資本主義」的構成包括國民黨黨營事業及龐大的公營企業，以及黨國政治力對此之操控。反對運動對黨營事業部分主張全面「追討黨產」自不在話下。對於形式上隸屬全民的公營企業，則因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影響，而主張全面自由化、民營化。

既然這部分是改革威權體制重要的一部分，在此時刻應可檢討一下，台灣民主化走到今天，「黨國資本主義」是否真的被改革了？

黨產至今已被當作是威權時代的象徵，成為國民黨最負面的資產。雖說如此，國民黨在失去政權之後，過了六年才剛在上個月第一次就黨產公開作一總說明，離真正檢討並卸下此包袱還有很大距離。民進黨則將此當作炒作議題，每逢選舉或自身爆弊案時，拿出炒作一番，大幅削減了其追討黨產運動的正當性。若將黨產當作政治改革主要標的之一，則兩大黨的態度正顯示了台灣政治的困境。

將公營事業私有化的政策，其實從解嚴之後就已開始推動。反威權陣營主要是將公營事業也當作是「黨國的禁臠」，因此只有全面開放市場並且私有化公營企業才能解決，重點放在黨國的控制上。

解嚴之後，各種特許市場逐步開放。私部門其實關切的是公營事業的壟斷權，而不是私有化。因此自由化之後，與民爭利說已不再是推動私有化的主要力量。只是自由化之後，市場力量帶來的寡占壟斷再現，公共服務出現危機，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下，兩大黨幾乎已無社會民主的政綱。

在九十年代，國民政府推動的私有化，引起諸多圖利財團的爭議。其採取的私有化方式甚為可議，或者有賤賣資產給特定財團之嫌，或者一般是以賣出官股方式進行，將官股比例降至半數以下，就宣稱已經民營化，官方仍握有控制權但已經不用被監督。陳師孟等經濟學者在一九九一年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一書，是反威權陣營的代表性著作，其中作者就清楚言明上述方式是最壞的一種私有化的方式。

但是，新世紀以來，新的執政黨不單延續使用上述「最壞的」私有化的方式來私有化公營企業，同時更進一步將公營事業黨派化、泛政治化，而不是公共化。

推動民營化至今共「完成」三十四家，只有少數不重要的企業是官股全部出清，其他則官股仍握有控制權。原先行政院核定推動民營化的家數是六十八家，但名義上的公營企業遠不只此數，實質上的公營事業單位則更是多不勝數，可容執政者指派人事的機會當以千計。

近年來執政者在人事指派上不以專業為考量而以酬庸為主的取向日明，公營企業的黨派化傾向也日益明顯，以致於股市出現了所謂的泛藍泛綠概念股。隨著藍營勢力的衰減，泛藍概念股主要只包括黨營事業，如（未賣出前的）中視元隆復華金等。泛綠概念股除了依據業主政治或利益傾向來分的奇美電、大陸工程等企業之外，公營或準公營企業如台肥、台橡、中鋼、中華電、華航、陽明、台鹽等，都被股民認列其中！咸認改革的目標應是使公營事業落實成為真正的公共資產，而非一黨的私產，但在綠色執政下，所謂的改革卻使得諸多公營企業成為股民心目中的泛綠概念股，也就是實質上的一黨私產，但是換了一個黨。

或許更令人憂慮的是此等現象似乎已被公眾所接受，認為是政黨輪替下理所當然的發展，而不在意要對公共部門建立監督體制。當初義正辭嚴要求黨國退出經濟活動者，如今則幾未曾對執政黨以此泛政治化方式民營化、控制公營企業有過指責。這或也意味著兩年後若政黨再輪替，大家預期會有同樣的現象只是再玩一次大風吹。不過既然如此，那何謂「改革」？難道當初解構黨國只是為了有機會輪著作莊？

想當初一九九○年台灣的經濟學會還發表共同聲明，提出「反對政黨介入經濟活動」，今日如何？當初情況當然也部分反映了社會要求走出威權時代的共同要求。但是，缺失在於當時的批評很不足夠，以至今日無法應付新政府的貪腐，無法幫助我們向公共化方向邁進。

在當時多數的批評指控中，黨國的罪狀似被聚焦於壟斷資源，但其實更主要的是黨國被認為不具道德正當性，同時也不處理官商關係，以致於當執政者換為被認為具正當性者，壟斷公共資源就竟然成為可被接受的作法，官商勾結與貪腐就易更形嚴重。這在在顯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對威權體制問題的檢討遠遠不足，公共資源的監督機制仍極端欠缺，我們在公共化的道路上還有長路要走。

（作者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中心研究員，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成員）






當黨國資本主義告終結◎張鐵志

2006.09.16　 中國時報

日昨，瞿宛文教授在時論廣場寫了一篇「黨國資本主義已終結？」的文章，十分發人深省。

瞿文的主要論證是新的執政者民進黨和過去國民黨同樣壟斷公共資源，並且「更進一步將公營事業黨派化、泛政治化，而不是公共化」，所以代表台灣黨國資本主義其實並未終結。本人大致上同意瞿文對於民進黨政府的批判，但是對於民進黨政府國家與企業關係能否稱為黨國資本主義則感到保留，故希望提出一些問題就教於瞿教授，以釐清當前台灣政經構造的本質。

瞿文指出：「在當時（九○年代）多數的批評指控中，黨國的罪狀似被聚焦於壟斷資源，但其實更主要的是黨國被認為不具道德正當性，同時也不處理官商關係」，這並不完全正確。因為黨營事業並非道德問題，而是直接涉及到政治競爭的根本公平性。君不見今日民進黨仍在為財務問題煩惱。

基本上，民進黨當前的金權政治模式和國民黨的黨國資本主義有本質上的差異。國民黨黨國資本主義的特色在於，其龐大黨產賦予黨組織相當高的自主性，形成了政治權力高於企業的政商關係，所以政策比較不容易被特定財團綁架，而能去籠絡財團。另外，由於當時黨營事業大舉進攻各種新自由主義政策下新開放的各種市場，從電信、金融、營造到BOT如機場捷運等，使得要進入這些產業的企業都必須與挾帶龐大政經資源的黨營事業合作。

相對的，由於民進黨不具備雄厚資本的物質基礎，需要社會的金援，所以比較容易被財團牽制。是故，今日民進黨的貪腐，一方面是這些個人操守上的問題，另方面正是因為其不是黨國資本主義，沒有龐大黨營事業的財務挹注，所以易於被資本家力量個別穿透。例如公職人員在過去有為黨募款的壓力，而許多派系老大（或許包括作為黨老大的陳總統？）也必須想盡辦法籌錢資助其他政治人物。

無論如何，國民黨雖仍保留不少不當黨產，但黨國資本主義的墓誌銘畢竟早已開始被書寫。未來即使當泛藍軍執政，當他們不再有如此龐大黨產時，政治權力的自主性必然大幅降低，所以可能同樣會面臨今日民進黨的脆弱與誘惑。

台灣黨國主義的消退，代表了台灣的民主和資本主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個「後黨國資本主義時期」的政商關係。在這個民主體制中，本質上政治權力就容易被經濟資源挾持。反過來說，即使沒有黨營事業的罪惡，政治領袖還是可能高度濫用國家的公共資源，包括在私有化等經濟資源分配過程中圖利特定企業。這些問題當然不只出現在台灣，這幾年美國小布希政府也爆發嚴重金權政治。要強調的是，分析其結構性弱點並不是為其辯護－－只要是擋不住金權利益的誘惑，就是政治道德的墮落。但要重構合理的民主治理不能只訴諸於道德問題，而是在於建構一套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源間的合理規範。

在後黨國資本主義的改革策略中，有兩個軸線是關鍵：

第一、政黨如何管理公共經濟資源。瞿文批判民進黨政府壟斷公共資源，但何謂壟斷公共資源並不是很清楚。對更主流經濟的經濟學家來說，是只要國家介入經濟活動，就會有這些貪腐、酬庸和尋租現象的出現。但如果瞿教授認為（我也認為）國家介入經濟和某程度的國有企業是必要，那麼重要的是強化各種監督機制及內部治理機制，來避免以政治酬庸而非專業考量的人事任用

第二、政黨如何與私人經濟資源互動。如果政治權力最終需要經濟資源，我們就必須讓利益交換（如政治獻金）更透明化，並有更清楚的規範，而這當然是有賴陽光法案。更根本溯源的是降低候選人的財務需要，因而須考慮公費選舉的必要性。

這裡提出的只是最基本的制度要求。關鍵的是，我們要如何準確理解台灣新政經體制的核心矛盾，如何不要讓政治權力扭曲經濟資源、不要讓經濟資源操縱民主運作。這是未來台灣民主之路最大的考驗。

（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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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回應文章　http://blog.yam.com/SoundsandFury/archives/2153480.html


我基本上同意瞿對民進黨公營事業政策的批評,但是一個學者寫起文章沒憑沒據,像是道聽塗說,實在是很糟糕的事.

裏面關鍵的論證在於

”以致於股市出現了所謂的泛藍泛綠概念股。隨著藍營勢力的衰減，泛藍概念股主要只包括黨營事業，如（未賣出前的）中視元隆復華金等。泛綠概念股除了依據業主政治或利益傾向來分的奇美電、大陸工程等企業之外，公營或準公營企業如台肥、台橡、中鋼、中華電、華航、陽明、台鹽等，都被股民認列其中！咸認改革的目標應是使公營事業落實成為真正的公共資產，而非一黨的私產，但在綠色執政下，所謂的改革卻使得諸多公營企業成為股民心目中的泛綠概念股，也就是實質上的一黨私產，但是換了一個黨。”

這裡有三個基本邏輯混淆.第一,瞿宛文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他所謂”泛藍概念股”泛綠概念股”的內容從何而來.她身邊的股友?任何調查?任何研究?無根無據就一口咬定.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即便某些股民真的認為有泛綠概念股,你也必須說明泛綠概念股是真的有政治勢力在裡面攪和而產生.如果因為某些股民認為有泛綠概念股所以就是”新黨國”的出現,那麼炒的很兇中國概念股豈不是中國介入台灣股市的鐵証?

要測試瞿的假說很簡單,我們只要看中鋼,奇美,陽明的股價,到底有沒有跟這個行業的國際行情,或是這個行業的其他廠商連動,還是彼此連動.如果彼此連動,而跟同業脫鉤的話,那麼才有可能去爭論是不是有獨特力量在推動這個”綠色概念”,如果跟同業連動的話,那就證明根本沒有什麼綠色概念股,只是某些無聊分析師的瞎掰.如果整個論證基礎只是某些人的瞎掰,豈不是糗大了.

第三個問題,她對泛藍概念股跟泛綠概念股的定義並不一致.她把泛藍概念股限定在國民黨直接擁有股權的企業,而把泛綠概念股放大到所有跟民進黨可以牽上關係的企業以及所有有公股的事業,比如認同政治理念的奇美.但是如果要用它所定義泛綠概念股的廣義方式來定義泛藍概念股,那麼這清單絕對遠遠不止.至少還要加上中常委牽上關係的的中信集團(卸任中常委不久),統一集團(卸任中常委不久),東森集團,以及無數認同國民黨的上市公司老闆.他也可以把加入馬英九的基金會的林百里,郭台銘也列入.

用這種不對稱的定義方式,當然會命中紅心.怎麼看都是萎縮的泛藍根綠色的新黨國.可是如果你讓兩者用同樣的定義,那麼要碼就是完全沒有泛綠概念(民進黨可沒有持股),要碼就是一些泛綠概念股,對上一大群泛藍概念股.

簡單來說,批判民進黨政府是一回事,但是淡化國民黨過往的黨國資本體制,以及現在仍然持續的龐大影響,是另一回事.尤其在民進黨政府人人喊打之際,這種說法會得到很大的掌聲,也會受到比較少的質疑.但是社會科學跟名嘴畢竟不同,不只要立場,也要根據.瞿老師的立場我支持,但就根據來說這篇是不及格的。


Posted by 方向歸零 at September 16,2006 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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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別讓台灣陷入裙帶資本主義的泥淖
2006.05.26　 中國時報
中時社論

第一家庭女婿趙建銘一家五人，日前遭地檢署約談到案，其中四人訊後飭回，惟趙建銘遭聲押，旋獲法院裁定收押禁見。對大多數台灣民眾而言，趙建銘涉入台開內線交易案，幾乎是證據確鑿；他與台開案另外幾位關係人蔡清文、游世一同遭收押，合乎一般人民的期待。我們相信台灣人民對陳水扁親屬並沒有針對性的偏見，但是對於第一家庭成員及親信深度涉入政商利益糾葛，則完全不能接受。


陳水扁先生位居總統要職，政經權力極大，不但未能在主政六年間為台灣建設興利，卻縱容家人與親信涉入事業併購（開發、ＳＯＧＯ、華南）、土地標租（台肥）、人事安插（不及備載）、股票炒作（燁隆）、工程承攬（高捷）、內線交易（台開）、司法黃牛（陳哲男）等包山包海的事端。雖然前述案件尚未經司法審判確定，但諸多浮現證據已然使第一家庭成為台灣版裙帶政商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核心，令許多民眾憤怒厭惡，值得我們嚴肅地討論與批判。

記得四十六年前，傅正先生在當時的黨外雜誌《自由中國》六月期中直言，「國庫不是國民黨的黨庫」，尖銳抨擊黨國不分的混亂體制。在極權統治的陰影下，這個黨國一體的扭曲制度始終沒有受到挑戰，逐漸演變成為龐大的國民黨黨營事業。四十多年來，國民黨持續執政，以權力網絡逐步吸引金脈，再以所吸金脈布線鞏固權勢，形成「以財養勢、聚勢斂財」的黨國資本主義。一九九一年，多位自由派學者著書強烈抨擊，引起知識界不小的共鳴。自此，國民黨在中央與地方的選舉迭見敗退，多少也與民間對黨國資本主義的負面認知有關。二○○○年時，國民黨丟掉政權，乃頓失政治槓桿，黨營事業樹倒猢猻散後逐漸不成氣候。再加上民進黨執政後持續追打，黨產賣的賣、捐的捐，至今只剩下象徵性的少許軀殼，黨國資本主義本質上早已土崩瓦解。

在學者與民進黨合力解體了黨國資本主義之後，台灣混亂的政經形勢是否有所改進呢？以最近趙建銘、陳哲男、馬永成等風風雨雨的涉案新聞觀之，台灣最新的政經怪獸已然誕生。它的控制神經中樞是在總統官邸；幾條主控神經分別由一妻、一婿、二秘、三師掌握，連接不同的利益環節。有些難搞的案子（例如台肥租地）得由陳總統親自出馬，才能一次喬定經濟部長與台肥董事長；其他大部分的利益分配與人事安插，都是由分支神經代行。當然，這些秘、師之輩也可能狐假虎威，自己從中狠撈一筆；但這是任何裙帶利益集團所必有的摩擦，不足為奇。如果攆走了「黨國資本主義」，換來的竟是以陳水扁家族近臣為輻射的「裙帶資本主義」，當初自由派學者千呼萬喚的改革，究竟所為何來？民眾一票一票投出來的政黨輪替，又有什麼意義？

更令人痛心的是，今日的貪腐相較於當年黨國資本主義的情境，似乎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蔣方良晚年的身體狀況不比吳淑珍好，卻不曾聽過她干預任何銀行人事。王家驊任蔣經國秘書多年，形同隱形人，哪裡敢宴邀八大金控財主？當年政戰系統極受寵信，惟僅能在情治系統內囂張，絕無能耐涉足公共工程、炒股、司法黃牛、百貨公司。蔣家有幾位親戚社會聲望並不好，然而也沒有像趙建銘這般斗膽，打電話給財政部長問明牌。國民黨時代有些紅頂商人圍繞在黨國體系外巴結搶食，卻也不曾聽聞定期到官邸請安送菜這般大膽無恥。經過趙建銘、陳哲男、吳淑珍等人諸多事例的洗禮，台灣民眾才逐漸體會：趕走「黨國資本主義」這位惡棍，新來的竟是「裙帶資本主義」的流氓；人民仍然做不了真正的主人。早年的外來政權也許有施政的盲點，但新到的本土政權卻更得貪腐三昧。四十年前少數紅頂商人的攀附鑽營，也比不上台開、彰銀、中信、遠東、高鐵等大老闆的長袖善舞。國民黨的一元化政經權力固然龐大，比起一妻一婿二秘三師，也不得不甘拜下風。


在陳水扁周邊裙帶涉案一一浮現後，台灣人民是該覺醒了。「權力使人腐化」絕無例外；這與當事人是不是台灣之子全無關係。所有的政治權力都需要人民、輿論、司法無情的監督與制衡；這與政權本土不本土也全無關係。如果台開案能讓台灣人民見識到政客的醜陋、體會到裙帶資本主義的可惡，恐怕是這件弊案對台灣社會唯一的貢獻。

國庫不該是任何政黨的黨庫，更不該成為政商裙帶的私人財庫！傅正先生地下有知，一定會同意我們今日的感慨！


(台長註：此篇社論主筆者尖銳批判當前政府的「裙帶資本主義」。這一點應予肯定。但此主筆者卻明顯缺乏民主素養，竟以貪腐一事，將整個政黨輪替的作用完全抹煞。因噎廢食，缺乏理論高度。

民主政治豈能只是為了反貪腐服務？專制政權的濫權行為又豈止貪腐一項？更何況，就政黨而論，民進黨至今仍遠比國民黨更清廉。而民進黨既然予人正在沉淪腐化的觀感，那麼2008年選民有機會進行二次政黨輪替，選一個更清廉的黨。既然如此，「政黨輪替」顯然是防止任何政黨無限腐化的絕佳手段，本文主筆又有什麼理由認定政黨輪替沒有意義？

當年兩蔣時代，全台灣各地可以大蓋私人行宮，總統可以任期無限延長，國庫可以直接變成黨庫，更可以直接進入私人口袋。兩蔣有何清廉度可言？而當年許多官員似乎較少被揭露政商勾結事件，那卻是因為當時台灣整體經濟不發達，企業數很少，根本沒什麼油水可撈之故，又能與今日官員相提並論？當年雖然很少政商勾結，公務員卻普遍收受紅包，選舉買票更是家常便飯，整個政府在當年的腐化程度，若論及貪腐金額貨非法利益佔GDP比例或是政府總財政金額的比例，絕對要遠高於今日的民進黨。

本篇社論主筆要反裙帶貪腐利益我贊成，但我堅決反對他替當年「黨國資本主義」粉飾太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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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奎德：從金融領域看“党國資本主義”

作者﹕陳奎德

中國大陸加入WTO後，如所預期，其經濟結構與世界經濟體系的不協調逐步顯現，其金融體系就是顯著的一例。

?所周知，大陸銀行不良貸款問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但是北京過去從未正式承認。然而一旦加入WTO，問題就無法掩飾了。因此，它最先浮出了水面。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就不得不承認，中國大陸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占總貸款比例高達25%。而據相當多的經濟學家的估算，戴的數位偏於保守，一般認?是在35-40%之間。

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數位！如果中國的老百姓完全理解了內中的含義，中國金融體系早就崩潰了。

當局信誓旦旦，要採取措施降低不良貸款，諸如讓銀行成?真正的經營貨幣的企業，實行自主經營，不再承擔政策性業務；參照國際通行原則，採取債務重組等各種方式處理不良貸款；提高呆壞帳準備金提取比例，及時沖銷壞帳等。

這些技術性措施顯然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試問，中國銀行如何自主？如果它們的?權永遠屬於党國，如果它們的人事任命權永遠操於中共手中，如果中國公民不能開辦自己的銀行，則銀行有自主的絲毫可能嗎？如果只在細微末節的技術層面參照國際通行原則，而在重大原則上拒絕國際通行規則：如：放開民間經營銀行的禁令，實現“中央銀行+民營商業銀行”的體系，銀行的人事由?權所有者自主決定等等，離開了這些根本的國際通行原則，中國大陸銀行的自主經營和改革只能是一句純粹的空話。

在這樣一個由官僚操縱的國營銀行體系中，一系列金融危機隱埋其中，隨時可能爆發。即使因?有國家擔保而暫時未爆，但該體制對經濟的阻滯仍然是相當嚴重的，其中最顯眼的一個就是：大陸民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極其困難。

舉世公認，中國的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的火車頭，前途所系，意義重大。但愈來愈嚴重的威脅是：它們很難獲得銀行貸款。僅以1999年?例，銀行給民營企業的貸款只占其總貸款額的百分之一！如此歧視，民營企業如何發展？

中國銀行的絕大部分貸款，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去填那些搖搖欲墜的國有企業的無底洞去了，這就是所謂“政策性貸款“。結果是，該獲貸款的得不到，不該獲得的卻源源不斷來錢，最終是流進了私人腰包。

這種對大陸民營企業的貸款歧視，蓋源於中央政府不支援以及大陸金融體制的問題。

政府不支援的原因，源於關係和政績考量，甚至還殘存有意識形態的緣由；而中國金融體制不健全，則是更基本的原因。中國大陸銀行都操縱在國家手裏，銀行給國有企業的貸款能得到國家的擔保，即使貸款變成了呆帳壞賬，仍然可以由國家來沖銷。但是如果給民營企業的貸款出了問題，銀行的貸款承辦人可能要負個人責任。近年來，各級政府仍然在以公開或者暗示的方式向銀行提供擔保，鼓勵銀行繼續向國營企業貸款，而民營企業繼續遭到歧視。

這種制度不廢除，民營企業的貸款難有翻身之日。

全球已經看到，在一些東亞國家，由於權力當局強調在“亞洲價值”指導下的經濟發展，形成某種“親族式資本主義”，結果導致1997年開始的金融大風暴，看似欣欣向榮的經濟突然間一朝崩塌。如今，北京強調“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形成某種“党國資本主義”，對於這個壞賬充盈的金融體系，何時是它宿命的“1997”呢？

(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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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長結語：

中共目前正在走國民黨過去的老路，正在大力發展「黨國資本主義」(毛澤東生前秘書李銳稱之為“權貴社會主義”，名詞雖異，但作用相近)。

依照「台灣經驗」來看，中共若不進行民主化改革，遲早也會走向國民黨貪污腐化、黑金橫行的慘狀。當年幸好台灣有民主化改革，有反對黨，有政黨輪替，因此國民黨失去政權之後，痛定思痛，才逐步揮別黑金。

然而，中共既無反對黨的壓力，又缺乏透明的司法體系與輿論監督，打擊貪污腐敗就只能成為朱鎔基、胡錦濤博取名聲的政治手段而已，越是嚴打貪腐，貪腐卻一年比一年嚴重。這是因為短期性的打擊貪腐無助於貪腐的根本性消失，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行為。隨著外資持續流入與經濟發展，貪腐問題只能越來越惡化而已。

中共應當以台灣經驗為借鏡，假如再不進行民主改革，中共就會被巨大的政經社會矛盾給拖垮，亡國亡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