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文〕


　　歷史上有人讚揚秦始皇”書同文”的功勞，在今天大陸知識份子眼裏，更是萬世不朽的豐功偉業。然而，秦朝僅僅傳了三世，是歷史上最短命的朝代，文字的改革也未能阻止它的夭亡。”書同文”給我們的文化卻掘下了一條深深的塹溝，帶來了不能彌補的損失。先秦的書籍不僅被大量燒毀，少數幸存下來的，也無法閱讀。漢朝的傳注學之興旺，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兩漢學者們發掘、篡改、僞造、翻譯、整理和注解古書，使儒家著作流傳下來，成了萬代的經典。但春秋戰國，史稱”百家”，其間淹沒、散軼的，何止十之八九。這是祖國文化的一大災難。

　　漢字的簡化和白話文的日語化（我們本來不是沒有白話文，《金瓶梅》、《紅樓夢》全是用白話寫成的），如同兩把快刀，再一次割斷了文化的發展。今天大陸人中，認識未簡化的漢字，能讀中文書的人，鳳毛麟角。凡民國以前的文章，一概成了古董、絕學。文化要繼承、發展；政治要借鑒、改革。但是，繼承了，才能發展；借鑒了，才能改革。否則，一切從頭做起，摸著石頭過河，不栽跟頭才奇怪呢？周有文、武、周公，而孔子說：”鑒於二代”；漢有蕭何、曹參，而史稱：”漢承秦制”。歷史上聰明毓智的人們成功的經驗正在於學習、借鑒前代的成就和教訓。我們經歷了百十年的混亂，綱紀制度，破壞殆盡；文化風俗，蕩然無存。因爲語言文字的緣故，既難於學西，又不能承中，想起來，令人痛心萬分。

五論繁體字與簡化字！（國人必看！）
廢除漢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是偶像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這條危險的道路已經走了快一百年了。最早的“拉丁化”提倡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錢玄同（北京大學和北師範大學教授）。三十年代的中囯共產黨總書記、左翼作家瞿秋白說：“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頁。）魯迅認爲“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勞苦大衆身上的結核”，“倘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魯迅全集六卷一六○頁。）蘇聯對於這種傾向曾經給予支援，西方漢學界著名語言學理論家幾乎都一致地認爲漢字是落後的語言文字，是殘餘的象形文字，而拼音文字才是科學的、先進的文字。西方的傳教士也早已開始編創中文的拼音系統。從威妥瑪式到耶魯大學式，從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到臺灣的注音字母第二式，從北洋政府的注音符號到中國大陸全面推行的中文拼音，世界上出現了不下一百種中文拼音系統。其中由中共元老林伯渠（前國家副主席）、吳玉章（前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國務院文字改革會主任）在海參崴（一九三一年）草創，瞿秋白（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制定，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在國務院修改通過的《中文拼音方案》影響最大。當時的意見是先用它來注音，幫助識字，一旦時機成熟廢除漢字取而代之，在漢字未被取代之前，先實行漢字簡化，並取消異體字，廢除繁體字。當時並非沒有直言異議之士，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一來，所有持異議者竟被打成右派，降職降薪，勞教、勞改。（其中包括《昭雪漢字百年冤案》作者之一李濤先生。）

　　經過文革的極左衝擊之後，國人已經漸漸冷靜下來，廢除漢字，改用拼音，同音錯字的問題無法解決。電腦利用拼音輸入中文的實踐更顯示出拼音無法取代漢字的必然性。比較客觀的看法是，作爲漢字識字輔助工具和與西方文字的轉寫中間環節，中文拼音簡單易學，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已有的字母和讀音，是比較優秀的方案。中國進入聯合以後，聯合國（一九七二年）正式接受了這一方案，東西方大多數國家都接受它，作爲數學漢語的拼音工具。中國大陸的人名地名一律以中文拼音拼寫式爲標準式。同時也到此爲止，以拼音廢漢字的想法差不多無疾而終。

　　

　　對漢字的重新解析

　　長期以來西方治學家從他們的文化的背景出發，認爲漢字是落後的象形文字，應該逐步向拼音文字靠攏。從西方留學歸來的中國語言學家也認可了這種看法。安子介先生不願認同：“如果英文二十六個字母能解決問題，美國就沒有文盲了。”他運用自己對世界多種語文的認識，寫出了《劈文切字集》、《解開中國文字之謎》等中文、英文著作，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過去的語言學因襲西方式的體系，可是中文沒有詞尾，沒有複數，名詞沒有性、數、格變化，動詞沒有人稱變化，詞類也不確定，很難用西方的理論加以規範。安子介提出漢字記錄的不是固定的語音，而是觀念。日月目雨這些字是以形表義，不記錄語言。方言衆多，漢字始終沒有改變“書同文”的狀態。因此他說，漢字是中國人的第五大發明。



　　安子介分析了漢字的結構和優點。音形義三個要素，形是非常重要的。不同於西方文字。“形”容易記住，意義集中在字形裏面。漢字有很多意義聯想的組成部分，不僅有趣，也便於記憶，安，屋頂之下，一個“女”。表現女性柔弱，不宜在外，“宜室宜家”，才是安全的。家，屋頂之下，豕表示豬，代表牲畜，說明農業社會裏一個家庭必須有一定的家畜。女和母在古代的甲骨文中這兩個字基本形狀是一樣的：母字比女字多了兩個點。表示乳房，象徵著同是女性，不同在於生養和哺育孩子。愁字表示生産力低下的社會，秋天裏人們爲過冬而發愁。這些漢字一以分析之後，往往很難忘懷。他說，“漢字的秘密完全在小篆的學形中，只要將漢字放在一個文明曙光初露的農業社會中去加以理解，就可以豁然而通。”他把五千八百八十八個漢字作了分類，進行深入分析解釋。從歷史背景出發，通過觀念化、哲學化的途徑發現，這些解釋不僅可以理解，還可以看出文明的積累、構思的巧妙、觀念的豐富和形象的生動。他的分析解釋，既尊重前人的合理假說，也不排除“望文生義”的“杜撰”。根本目的是方便學習漢字的人去理解和記憶。

漢字組詞能力強

　　漢語的組詞能力強。最活躍的基本單位是字。每個字都有特定的含義，語音簡單、明確，高度概括抽象，組詞能力強。例如車，電車，馬車，手推車，汽車，火車，德文、英文多用不同的單詞。他們通過統計和篩選發現，報刊文件中只要掌握三千多個常用漢字，幾乎就可以讀懂平常的絕大部分文章。漢語的辭彙實際上主要就是由這些字組合而成的。所以只要攻破了識字大關（三到四千字），難寫難記的問題就不存在了。再加上漢字組詞有一定的聯想關係，比較容易會意，所以至少並不比其他語文難學。安先生的理論尤其對於掃盲工作有特別的意義。他編寫的《安子介千字文》在國內農村試點以後，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漢字落後還是先進？

　　漢語是先進的語言。資訊學有個重要的原理指出，“如果發出許多資訊，有一部分資訊是重復的；那麽這一部分被重復資訊的信息量等於零”。德文和一些歐洲語文還有許多原始語言的殘留痕迹。也就是說，發出重復資訊。漢語已經充分發育，成熟度高，重復資訊較少，精練簡潔。Ich bin lehrer.我是教師。Ich，已經說過“我”，不必再重復，而bin的意義又強調“（我）是”。三本書，drei Bucher既然說了三本，再強調書的複數，就是重復，就是發出無效資訊，就是浪費資源。“的”字的抽象概括的産物，英文of也比較進步，德文dex xxs, der和dessen以及其他性數格重復變化，都屬於比較原始的語言表達手段。從資訊學的我度來分析，西方的語文才是比較落後的、沒有完全成熟的語文。（漢語也部分重復資訊，例如量詞。）

　　漢字與腦外科實驗

　　很有意思的是，上海華山醫院腦外科醫生劃助安先生的理論開展實驗證明，漢字用腦與拼音文字用腦在部位上有所不同。人們常說：邏輯左腦，藝文右腦。上海的醫師發現，失誤症患者聽不懂語言資訊，卻還能理解漢字傳達的圖文資訊。發出口頭命令，患者不懂，出示漢字命令，患者卻懂。這個結果告訴我們，運用和領會漢字是左右腦同時並用。而拼音文字，往往只運用了左腦。也就是說，漢字對於中國兒童的智力開發具有重要作用。不必照搬西方兒童教育上的“開發右腦活動”。日本教育家石井勳的實驗也證明，漢字比片假名在表現思想地正確性高，傳達速度快。假名或羅馬字在閱讀上耗費時間。漢字則一目了然。

　　漢字簡化是歷史性的大錯

　　安子介理論推翻了文字是語音的記錄符號這個西方長期以來的定論，指出了文字，尤其是漢字是文化資訊符號的論點。在橫向上，操不同方言的中國人，甚至日本人、韓國人都借助漢字傳遞資訊，而與語音很少發生聯繫。在縱向上，歷史上的漢字的含義延續至今，保存的是意義資訊，而語音已發生很在的變化，對意義傳遞影響不大。雖然安先生的書沒有說出對簡化漢字的批評，（他具有全國政協高級領導人的身份），國內支援他的學者也僅僅含而不露地提出“識繁認簡”的主張。但是閱讀過安子介理論的讀者，自然很容易得出結論：安子介理論根本動搖了簡化政策的基礎。漢字是東方的拉丁文。過去中等知識水平的中國人就可以直接閱讀古典文獻。漢字簡化造成了斷層。一九九五年一批學者教授上書全國人大，聯名提議興辦專門不校，培養專業青少年從事古典研究。表明中國人民與古典文化的紐帶已受到嚴重損傷。



　　簡化漢字無助於掃盲

　　簡化漢字首先是階級鬥爭理論的産物：“漢字太繁，簡化有助於勞動人民學文化。”臺灣海峽兩岸和香港的幾十年分治，客觀上爲中國語文政策設置了比較研究的實驗分組。臺灣五十年代起注重教育，保證教育經費，扶助平民子弟入學，而不是減少漢字筆劃，終於爲嗣後的經濟起飛準備了人才基礎。臺灣到七十年代已經掃除文盲。

　　香港長期以來素有“文化沙漠”之稱。遲至一九七四年才開始實行義務教育制度。所以早年離港“闖蕩”歐洲的華僑教育程度普遍低下。香港經濟逐年興旺，港府推行義務教育之後，文化沙漠景觀逐漸淡出，八十年代科學人文活動日益增色。香港的中文教育基本上仍以繁全爲正體，但普及教育速度不慢。文化城市的姿色已初露端倪。

中國大陸實行簡化四十年，至一九八○年才停止産行所謂的“階級戰線”，即工農、幹部子弟優先和限制黑五類子弟接受教育的政策，然而文盲人口仍高達近兩億。半文盲理難以統計。其中大部分仍是工人農民。簡化漢字無助於教育普及，已經可見分曉。實際上，關鍵在於國家的教育投資和社會的安定程度。簡化政策不僅沒有推助教育，“同音歸併”反而增加了社會語文的嚴重混亂。

　　

　　簡化漢字無助於電腦化

　　簡化漢字原是爲了簡便求快。簡繁閱讀速度無異，只是筆寫稍微簡單一點，可是中國民間早已流行約定俗成的行書字體，實在處不上是簡化之功。決定性的結論更在電腦輸入成功以後，實踐證明繁簡輸入一樣快。不論是中國大陸的拼音輸入，還是安子介數位輸入，或是臺灣的注音字母，以及北京的五毛字型和臺灣的倉頡碼，都可能達到不亞于英文輸入的速度。輸入簡體信號也可以顯示、列印出繁體，鍵盤命令可以立刻轉移簡繁。簡繁兩體反而增加了輸入的錯字率，出現了世界上幾乎任何國家都不存在的兩種體系的轉換錯字麻煩，海外中文雜誌，凡是使用中文國標碼輸入再按繁體排印的，都有一套共通的“電腦錯字組合”，令人啼笑皆非。

　　中國是靠文字統一的國家，簡化政策造成了中華民族在“同書同文”兩千多年後實際上的不盡同文，簡化字成了中國統一道路上的人爲障礙。

　　短期來說，《簡化字總表》減少了漢字，從歷史文化的長遠觀點來看，反而增加了大量漢字（簡化字）。每個圖書館都必須設置兩套檢索系統，連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也不能例外。人力物力的耗費是無法統計的。

〔未完請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