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23 00:54:07和平是最偉大的戰略！
﹝轉貼﹞香港商報：找出化解中國社會矛盾之鑰匙
本报专稿：找出化解中国社会矛盾的钥匙
2005年01月05日 03:46 香港商报
在全球一枝独秀高速增长的经济神话之中，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巨厦和盘旋伸展的高速公路背后，一个幽灵，一个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幽灵，正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改革本身并不是完美的，我们不能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泛道德化的批判，但又必须找出这些矛盾的症结之所在。
中国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衍生出一系列‘转型病’，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大问题：第一，农村贫困化；第二，官员腐败屡禁不绝；第三，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拉大。正是这些矛盾，诱发社会信任的丧失和社会冲突的加剧，激化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引起社会骚乱。如果拿不出极大的魄力解决这些矛盾，其结果必然是──既无法实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无法平稳实现‘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这一战略目标。
在观察家眼中，中国常常呈现一种强烈的反差：一个是经济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三而外汇存底高达五千亿美元的中国，是联想计算机收购IBM个人计算机业务从而震动世界的中国，是上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豪赌人民币增值的中国，是全球跨国公司分食辉煌的经济盛宴的中国。然而，还有另一个中国，贫富悬殊的吉尼系数可能高达0.5以上，400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下岗工人生计艰难，官吏贪污腐败屡禁不绝，矿难频仍杀人无数堪称世界之最……这就是中国社会当前面对的深刻矛盾。在全球一枝独秀高速增长的经济神话之中，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巨厦和盘旋伸展的高速公路背后，一个幽灵，一个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幽灵，正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改革本身并不是完美的，我们不能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泛道德化的批判，但又必须找出这些矛盾的症结之所在。如果不能适时地找出化解中国社会矛盾的钥匙并加以解决之，我们将会付出难以预测的重大代价。
一、大面积突发事件：社会转型不畅的警讯
去年10月，重庆万州区和四川省汉源县先后发生警民暴力冲突，规模之大，程度之烈，为中共建制以来所罕见。前者据说是因一名诈称为当地官员的人打了搬运工而引发，数万名群众在当地政府大楼集结抗议，冲击了政府办公楼，烧毁了公务车，并同防暴警察发生了冲突。后者是因为当地农民抗议电站征地，县政府却采取强硬措施，还曾动用警察逼迫部分村民搬到高山，住在临时工棚，终于酿成重大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去年11月，陕西省陈家山煤矿发生重大矿难，166名矿工葬身井下，消息传出，闻者为之色变。而入秋以来，频繁发生的重大矿难事件，可能创造死亡人数的历史新高。去年头9个月，内地共有4000多人死于煤矿事故，是驻伊美军死亡人数的4倍。有媒体计算，中国煤矿每百万吨的死亡率为4.17，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即使人均收入仅为中国一半的印度，煤矿死亡率也只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矿难屡禁不绝，频频抹黑国家形象。仅仅因为能源价格上涨，竟能致使全国煤矿事故处于失控状态，不能不使人们对政府部门的管制能力产生严重怀疑。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各地发生的示威、罢工、警民冲突、大规模上访等突发事件，呈现上升和激化的趋势。如果说矿难频频发生主要基于较为单纯的经济因素，那么，一系列示威和警民冲突事件，则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尽管这些事件在中央直接干预下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这些大面积的突发事件所释出的深层信息，值得当政者认真思索。当下，中国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衍生出一系列‘转型病’，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大问题：第一，农村贫困化；第二，官员腐败屡禁不绝；第三，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拉大。正是这些矛盾，诱发社会信任的丧失和社会冲突的加剧，激化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引起社会骚乱。如果拿不出极大的魄力解决这些矛盾，其结果必然是──既无法实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无法平稳实现‘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这一战略目标。
二、每年以GDP十分之一解决三农问题
据官方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人口人均收入比农村人口人均收入高出3倍，城乡收入差距高居全球之冠。农民一年的现金收入，还不够看一次大病，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公开说，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至今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中国农民在教育方面也受到政府明文规定的歧视。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农家子弟，本来就比城市学生少得多，但这些‘幸存’下来的农村学生考大学时，不但得不到国家照顾补偿，其考试成绩反而必须高出城市学生，如此才能争取到同等的教育机会。这简直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教育制度。几年前，一位农村基层干部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里写下了震撼人心的三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一状况至今未有大的改观。如何解决中国农村贫困化，海内外精英学者们开过很多药方，如有人提出，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不合理，不给农民以民主，三农问题永远无法解决。然而，目前中国农村处于‘民智未开，旧俗俱在’的状况，在民主素质最低的人群中率先推行民主，对于解决其贫困化问题岂非缘木求鱼？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一句话，人太多，地太少。据内地农业问题专家测算，在9亿中国农民之中，具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但是，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只有约1.2亩，其中三分之一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中国农业只需要1亿人左右的劳动力，换言之，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上去。目前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估计在6千万左右，农民进城成为劳务工约有1亿人，尚有3亿4千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出路。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无异于一个‘笼中巨兽’，如不善待，必有大患！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村问题，二十一世纪看来仍是如此。在笔者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功夫要下在三农之外。作为一个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进而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国家，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进行持续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农村城市化、城镇化，鼓励中小城市向周围农村扩张，引导农民向中心城市聚集。一方面，多数农民可以逐步转变成城市居民，既创造需求也拉动消费，另一方面，留下来的少数农民通过土地集中，能以现代化农场为单位进行集约化经营，从而真正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这是一个中华民族造新血求新生的世纪工程！比一百个三峡工程的意义还大！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对农业投资严重不足且呈下降趋势，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国家投资农村和农业分别为582亿元、566亿元和547亿元，只占当年GDP的5％左右。笔者认为，中国有必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极大的魄力，集中全国的财政力量，把对农村投入提高到GDP的10％即一万亿人民币左右，这笔钱应主要集中于两个用途︰第一，有计划大规模建设农村小城镇；第二，为进城农民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支持，政策性引导农民自愿转变为新的城镇居民，争取在10到20年内，把农民在国家人口中的比重，从现在的70％降至50％甚至40％以下，最终实现‘通过减少农民来造福农民’。
三、以‘放而不乱’的媒体监督约束制度性腐败
从中国投入反腐败的大量资金和巨大人力看，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成本不可谓不高，但是，腐败大案要案新案仍然屡见不鲜。内地有媒体分析指出，中国官员贪污腐败已经从生活腐化型发展到贪婪攫取型，而且贪污腐败的金额日益增大。据世界反贪污组织‘透明国际’最新发表的2004年度清廉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71，只得分3.4，而及格标准须在8分以上。这一排名虽然可能失之片面，但仍然值得警觉与反思。为什么中国腐败现象在党和政府严厉打击之下仍然无法禁绝？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腐败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贪污受贿是最常见的一种。在美国，在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贪污受贿行为也时有所闻，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些行为是个别的，非制度性，无损整个国家和社会机体的健康。然而，当一个国家缺乏足够的监督机制，贪污行为就常常呈现群体性特征。也就是说，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产生制度性腐败的根本原因。所以，根治腐败这个顽疾，必须建立足够有效的监督机制，舍此没有它途！比如说，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前提下，如贪污受贿10万元被发现的概率是30％，那么贪污受贿10万元不被发现的概率就是70％。而在有效的监督机制之下，贪污受贿被发现的概率是90％，不被发现的概率只是10％，这就足以对绝大多数潜在贪污受贿者起到阻吓作用。建立足够有效的监督机制，不外两种选择︰一种发展多党制政治，通过对权力的制衡达到对权力的监督，但这并不符合中国当下的基本国情；另一种选择是，在保证执政党领导的前提下，把监督权逐步而有序地开放给第四权──新闻媒体。贪赃枉法、草菅人命、钱权交易、买官鬻爵、巧取豪夺等等腐败现象都具有‘见光死’的特点，新闻舆论监督可使腐败者千夫所指，声名狼藉。同时，新闻舆论不是政治实体，属于非权力型的监督机制，所以，这种监督又可以操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对高超的驾驭者而言，完全可以做到‘放而不乱’。因此，在中国的现阶段，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可控制，易操作，代价小，见效快的约束腐败机制。如果说关于开放媒体监督的提法在几年前还不过是一种浪漫的书生之见，在互联网BBS走入千家万户的今天，开放新闻舆论监督的确是一种利多弊少的明智选择。
四、把‘亲民’制度化法律化以纾缓贫富悬殊
即使那些敌视中国的人，也不得不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怀有敬畏。20年间，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跃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堪称二十世纪一大经济奇迹。然而，改革是一次普惠基础上的利益再分配，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改革进程中受益程度不同，这一点，越到改革后期就越明显。有报道说，中国85％的人占有15％的财富，15％的人却拥有85％的财富，尽管这种说法从未有准确的统计数据证实而显得有些耸人听闻，但是，在当代中国，不同收入者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和沿海内陆之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已经到相当悬殊的程度，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找到如下‘不完全统计’的数据︰中国目前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农村刚达到温饱线，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有5600万人，年收入85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为8500万人。与此同时，中国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但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是900万个左右，劳动力失业压力非常之大。据有关部门估计，如果把城乡贫困人口、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民工等各类弱势群体的人口加在一起，总数高达近2亿人，约占中国人口的14％左右。这种状况万万不可等闲视之。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施政的核心理念，就是‘亲民’。胡锦涛曾庄严地发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誓言，闻者为之动容！显而易见，社会财富向精英阶层过度集中而相当一部分人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既不符合‘亲民’理念，也不利于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的分化和冲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改一下行政救济制度就能解决，也不是各级官员开几次会议或到基层走访一下给几个红包就能奏效。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和人民代表大会如何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思想具体化、制度化、法律化。中国已经在宪法中写入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现在，中国应当加强对弱势群体宪法权利的保护。特别是针对城乡贫困人士、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民工等弱势群体制定各有侧重的倾斜保护制度，把‘亲民’从人文关怀上升到宪政关怀。
一个幸福的中国，不一定是一个均富的中国，但一个贫富过于悬殊的中国，一定不是一个幸福的中国。
作者:毕竟
2005年01月05日 03:46 香港商报
在全球一枝独秀高速增长的经济神话之中，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巨厦和盘旋伸展的高速公路背后，一个幽灵，一个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幽灵，正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改革本身并不是完美的，我们不能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泛道德化的批判，但又必须找出这些矛盾的症结之所在。
中国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衍生出一系列‘转型病’，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大问题：第一，农村贫困化；第二，官员腐败屡禁不绝；第三，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拉大。正是这些矛盾，诱发社会信任的丧失和社会冲突的加剧，激化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引起社会骚乱。如果拿不出极大的魄力解决这些矛盾，其结果必然是──既无法实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无法平稳实现‘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这一战略目标。
在观察家眼中，中国常常呈现一种强烈的反差：一个是经济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三而外汇存底高达五千亿美元的中国，是联想计算机收购IBM个人计算机业务从而震动世界的中国，是上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豪赌人民币增值的中国，是全球跨国公司分食辉煌的经济盛宴的中国。然而，还有另一个中国，贫富悬殊的吉尼系数可能高达0.5以上，400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下岗工人生计艰难，官吏贪污腐败屡禁不绝，矿难频仍杀人无数堪称世界之最……这就是中国社会当前面对的深刻矛盾。在全球一枝独秀高速增长的经济神话之中，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巨厦和盘旋伸展的高速公路背后，一个幽灵，一个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幽灵，正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改革本身并不是完美的，我们不能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泛道德化的批判，但又必须找出这些矛盾的症结之所在。如果不能适时地找出化解中国社会矛盾的钥匙并加以解决之，我们将会付出难以预测的重大代价。
一、大面积突发事件：社会转型不畅的警讯
去年10月，重庆万州区和四川省汉源县先后发生警民暴力冲突，规模之大，程度之烈，为中共建制以来所罕见。前者据说是因一名诈称为当地官员的人打了搬运工而引发，数万名群众在当地政府大楼集结抗议，冲击了政府办公楼，烧毁了公务车，并同防暴警察发生了冲突。后者是因为当地农民抗议电站征地，县政府却采取强硬措施，还曾动用警察逼迫部分村民搬到高山，住在临时工棚，终于酿成重大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去年11月，陕西省陈家山煤矿发生重大矿难，166名矿工葬身井下，消息传出，闻者为之色变。而入秋以来，频繁发生的重大矿难事件，可能创造死亡人数的历史新高。去年头9个月，内地共有4000多人死于煤矿事故，是驻伊美军死亡人数的4倍。有媒体计算，中国煤矿每百万吨的死亡率为4.17，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即使人均收入仅为中国一半的印度，煤矿死亡率也只是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矿难屡禁不绝，频频抹黑国家形象。仅仅因为能源价格上涨，竟能致使全国煤矿事故处于失控状态，不能不使人们对政府部门的管制能力产生严重怀疑。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各地发生的示威、罢工、警民冲突、大规模上访等突发事件，呈现上升和激化的趋势。如果说矿难频频发生主要基于较为单纯的经济因素，那么，一系列示威和警民冲突事件，则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尽管这些事件在中央直接干预下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这些大面积的突发事件所释出的深层信息，值得当政者认真思索。当下，中国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衍生出一系列‘转型病’，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大问题：第一，农村贫困化；第二，官员腐败屡禁不绝；第三，社会收入差距日益拉大。正是这些矛盾，诱发社会信任的丧失和社会冲突的加剧，激化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引起社会骚乱。如果拿不出极大的魄力解决这些矛盾，其结果必然是──既无法实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无法平稳实现‘中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这一战略目标。
二、每年以GDP十分之一解决三农问题
据官方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人口人均收入比农村人口人均收入高出3倍，城乡收入差距高居全球之冠。农民一年的现金收入，还不够看一次大病，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公开说，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至今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中国农民在教育方面也受到政府明文规定的歧视。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农家子弟，本来就比城市学生少得多，但这些‘幸存’下来的农村学生考大学时，不但得不到国家照顾补偿，其考试成绩反而必须高出城市学生，如此才能争取到同等的教育机会。这简直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教育制度。几年前，一位农村基层干部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里写下了震撼人心的三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一状况至今未有大的改观。如何解决中国农村贫困化，海内外精英学者们开过很多药方，如有人提出，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不合理，不给农民以民主，三农问题永远无法解决。然而，目前中国农村处于‘民智未开，旧俗俱在’的状况，在民主素质最低的人群中率先推行民主，对于解决其贫困化问题岂非缘木求鱼？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一句话，人太多，地太少。据内地农业问题专家测算，在9亿中国农民之中，具有劳动就业能力的人口估计达到6亿人左右，但是，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只有约1.2亩，其中三分之一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根据劳动力与土地的正常配比，中国农业只需要1亿人左右的劳动力，换言之，有5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上去。目前乡镇企业解决的农村就业估计在6千万左右，农民进城成为劳务工约有1亿人，尚有3亿4千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出路。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无异于一个‘笼中巨兽’，如不善待，必有大患！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村问题，二十一世纪看来仍是如此。在笔者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功夫要下在三农之外。作为一个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进而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国家，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进行持续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农村城市化、城镇化，鼓励中小城市向周围农村扩张，引导农民向中心城市聚集。一方面，多数农民可以逐步转变成城市居民，既创造需求也拉动消费，另一方面，留下来的少数农民通过土地集中，能以现代化农场为单位进行集约化经营，从而真正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这是一个中华民族造新血求新生的世纪工程！比一百个三峡工程的意义还大！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对农业投资严重不足且呈下降趋势，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国家投资农村和农业分别为582亿元、566亿元和547亿元，只占当年GDP的5％左右。笔者认为，中国有必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极大的魄力，集中全国的财政力量，把对农村投入提高到GDP的10％即一万亿人民币左右，这笔钱应主要集中于两个用途︰第一，有计划大规模建设农村小城镇；第二，为进城农民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方面支持，政策性引导农民自愿转变为新的城镇居民，争取在10到20年内，把农民在国家人口中的比重，从现在的70％降至50％甚至40％以下，最终实现‘通过减少农民来造福农民’。
三、以‘放而不乱’的媒体监督约束制度性腐败
从中国投入反腐败的大量资金和巨大人力看，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成本不可谓不高，但是，腐败大案要案新案仍然屡见不鲜。内地有媒体分析指出，中国官员贪污腐败已经从生活腐化型发展到贪婪攫取型，而且贪污腐败的金额日益增大。据世界反贪污组织‘透明国际’最新发表的2004年度清廉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71，只得分3.4，而及格标准须在8分以上。这一排名虽然可能失之片面，但仍然值得警觉与反思。为什么中国腐败现象在党和政府严厉打击之下仍然无法禁绝？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腐败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贪污受贿是最常见的一种。在美国，在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贪污受贿行为也时有所闻，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些行为是个别的，非制度性，无损整个国家和社会机体的健康。然而，当一个国家缺乏足够的监督机制，贪污行为就常常呈现群体性特征。也就是说，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产生制度性腐败的根本原因。所以，根治腐败这个顽疾，必须建立足够有效的监督机制，舍此没有它途！比如说，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前提下，如贪污受贿10万元被发现的概率是30％，那么贪污受贿10万元不被发现的概率就是70％。而在有效的监督机制之下，贪污受贿被发现的概率是90％，不被发现的概率只是10％，这就足以对绝大多数潜在贪污受贿者起到阻吓作用。建立足够有效的监督机制，不外两种选择︰一种发展多党制政治，通过对权力的制衡达到对权力的监督，但这并不符合中国当下的基本国情；另一种选择是，在保证执政党领导的前提下，把监督权逐步而有序地开放给第四权──新闻媒体。贪赃枉法、草菅人命、钱权交易、买官鬻爵、巧取豪夺等等腐败现象都具有‘见光死’的特点，新闻舆论监督可使腐败者千夫所指，声名狼藉。同时，新闻舆论不是政治实体，属于非权力型的监督机制，所以，这种监督又可以操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对高超的驾驭者而言，完全可以做到‘放而不乱’。因此，在中国的现阶段，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可控制，易操作，代价小，见效快的约束腐败机制。如果说关于开放媒体监督的提法在几年前还不过是一种浪漫的书生之见，在互联网BBS走入千家万户的今天，开放新闻舆论监督的确是一种利多弊少的明智选择。
四、把‘亲民’制度化法律化以纾缓贫富悬殊
即使那些敌视中国的人，也不得不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怀有敬畏。20年间，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跃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堪称二十世纪一大经济奇迹。然而，改革是一次普惠基础上的利益再分配，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改革进程中受益程度不同，这一点，越到改革后期就越明显。有报道说，中国85％的人占有15％的财富，15％的人却拥有85％的财富，尽管这种说法从未有准确的统计数据证实而显得有些耸人听闻，但是，在当代中国，不同收入者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和沿海内陆之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已经到相当悬殊的程度，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找到如下‘不完全统计’的数据︰中国目前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农村刚达到温饱线，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有5600万人，年收入85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为8500万人。与此同时，中国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但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是900万个左右，劳动力失业压力非常之大。据有关部门估计，如果把城乡贫困人口、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民工等各类弱势群体的人口加在一起，总数高达近2亿人，约占中国人口的14％左右。这种状况万万不可等闲视之。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施政的核心理念，就是‘亲民’。胡锦涛曾庄严地发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誓言，闻者为之动容！显而易见，社会财富向精英阶层过度集中而相当一部分人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既不符合‘亲民’理念，也不利于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的分化和冲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不是改一下行政救济制度就能解决，也不是各级官员开几次会议或到基层走访一下给几个红包就能奏效。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和人民代表大会如何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思想具体化、制度化、法律化。中国已经在宪法中写入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现在，中国应当加强对弱势群体宪法权利的保护。特别是针对城乡贫困人士、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民工等弱势群体制定各有侧重的倾斜保护制度，把‘亲民’从人文关怀上升到宪政关怀。
一个幸福的中国，不一定是一个均富的中国，但一个贫富过于悬殊的中国，一定不是一个幸福的中国。
作者: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