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18 23:51:47和平是最偉大的戰略！
﹝推薦影片﹞兩岸人民應看：“二二八事件”與「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 Beiqing chengshi (1989)
【导演】 侯孝贤 (Hsiao-hsien Hou)
【编剧】 朱天文 (T’ien-wen Chu)、吴念真 (Nien-Jen Wu)
【国家/地区】 台湾/
【类型】 剧情/
主要演员
Wou Yi Fang ...... Hinoiei
Nakamura Ikuyo ...... Shizuko
高捷 (Jack Kao) ...... Wen Leung
梁朝伟 (Tony Leung Chiu Wai) ......
李天禄 (Tianlu Li) ......
Ikuyo Nakamura ...... Shisuqo
Shufen Xin ......
影片规格
【色彩】 彩色
【片长】 157 min
【分级】 瑞典:15/英国:15
【语言】 Taiwanese/普通话/日语
【外文别名】 City of Sadness
剧情简介
本片是台湾电影首次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重量级作品，以史诗笔触观照自日本人撤出（1945年）至国民党迁入（1949年）数年之间的台湾社会与历史面貌，并首次以侧笔描写“二二八事件”。全片无疑是大气魄的杰作。朱天文与吴念真的剧本功不可没，导演侯孝贤亦更上层楼。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自此结束“日据时期”，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基隆林阿禄家的大儿子林文雄喜得一子，为此合家欢乐。林家在日据时期经营的艺旦间，现在又重新开张。林家有四兄弟，老大林文雄经营商行，老二本来开诊所，战争期间被征到菲律宾当医生，至今生死未卜，老三文良，曾被征到上海当通译，战败后被以汉奸罪遭通缉，回到台湾，住进医院。老四文清，幼时跌伤致聋，现在在小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与挚友吴宽荣同住；和他刚来不久的妹妹宽美成为好友。
吴宽荣是进步人士，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常聚集在一起，大家忧国伤时，言多慷慨。当谈论起自光复后国民党为政不廉，民不聊生，大家不禁唱起《流亡三部曲》，怆然凄沥。
病愈出院的文良遇见上海旧相识“上海佬”，走上黑道，卷入了“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活动。文雄出面制止，不料上海佬勾结田寮帮，用检肃汉奸罪犯条例，陷害兄弟二人。文良被捕，出狱后已经变成白痴般的废人。
台湾当局宣布查缉私烟，引发“二·二八”事件(台長註：台灣人民暴動，以致於引發國民政府大規模屠殺台灣人民的事件)，同志林老师与宽友为营救被捕志士，日夜忙碌。不久，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施“缓兵之计”，逮捕大量进步人士；蒋介石调动军队实行戒严，滥杀无辜。宽美护送哥哥回到四脚亭老家避难，文清也身陷囹囵。文清被释出狱后，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宽荣在山里成立抗政府组织，并将妹妹宽美托付于文清。不久文清得知大哥在与黑帮宿敌拼搏中丧声，文清成了家中唯一的男人。文清与宽美成婚后，喜得一子。当幼子咿呀学语时，宽荣送信告知叛徒告密，基地被剿，并嘱咐他们尽快逃走。危急时刻，宽美决定与文清生死。他们终于没走，回到家中。三天后，文清被捕。悲剧还在继续……
評介：小秋
悲情城市 紀念那個時代、那些人
電影在侯孝賢的手中，是忠實的記錄工具，他一直在努力記錄台灣某個階段，某個狀況下的生活層面。這種記述的企圖在”悲情城市”格外明顯。四十年代的台灣歷史，對台灣的未來有決定性的影響，是擺脫日本政治思想文化統治真正成為”台灣”的轉折。侯孝賢的處理，客觀中滲透著同情，審慎的態度從不掩蓋其清晰的觀點。《悲情城市》不啻侯孝賢創作系列中一個極關鍵性的突破。過去自傳式、童稚或慘綠少年的深邃悲愁與懷鄉情韻，已經飛越了內向的世界，明顯地外化?更複雜的歷史與個人命運的沈思。尤其難得的是侯孝賢貫徹全片蘊藉的細緻筆觸，沒有半點控訴的乖張狂暴，其喑啞的弦歌中，似浪濤洶湧，是一陣接一陣抑制不住的歷史悲慟。令人難過的是面對歷史錯誤時，那份不可換回的沮喪和椎心刺骨的悔意。
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政權，在九份的林家四兄弟，老大文雄繼承父業做流氓，老二文龍被日本徵調到南洋打仗一去不回，老三文良從南洋回來卻發瘋了，老四文清因為耳聾不必當兵以攝影為業。台灣光復後，台灣的知識分子本來對中國政權尚抱有美麗的想像，但以陳儀為首的台灣政府在政策失當及貪汙舞弊下造成物價飆漲、民心浮動，1947年2月27日警察因查緝私煙而打死一婦人，28日爆發二二八事件，本省外省族群互相廝殺，政府並對本省精英一路抓一路殺，文清和友人寬榮亦受牽連，文清被捕入獄，後雖放回，但其他朋友卻被殺。
後文清與寬榮妹寬美結婚，育有一子，並暗中資助寬榮的地下組織，不料仍被發現，文清被捕，文良病勢加重，文雄亦在與上海人的衝突中被射殺，整個城市似乎悲情不止……。
《悲情城市》一片主要是在描述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定都台北的這段歷史，透過劇中李天祿一家的遭遇，來訴說台灣光復後初期的社會情況與人民的生活樣貌，這當中便包括了二二八事件。而除了二二八事件外，該片對於台灣的國家屬性所造成的認同危機更是作了深刻的呈現。也訴說著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統治勢力的轉變與政治環境的變遷。
故事中的主角，巧妙的由二位政治的邊緣人物--女人與聾子來擔任。是侯孝賢在處理這種悲情的、血腥的歷史事件的風格，這些政治領域中的邊緣人物，雖然不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積極參與者，然而這樣無心於政治的商人也好，公共領域以外的家庭主婦也好，或是言語不便的殘障者也好，都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迫害、牽連，比起滿場屠殺血腥的畫面，這樣再現一段過去的歷史，自然有其作者的主觀風格在裡頭。也許作者是希冀藉由這段歷史事件的再現，讓觀眾有更多的反思與寬容的胸襟。
主角文清被設計成一個聾啞人，片中唯一聽到文清講話的一幕是在火車上本省人追打外省人，文清被懷疑是外省人，他才用吃力的台語說：「我是台灣人。」，似乎隱喻了台灣人在台灣光復初期的國族身分認同困難，在無路可去的情況下才苦澀地說出「我是台灣人」──那個眾人欺、眾人騎、無人疼的台灣人。就以男主角文清（梁朝偉）而言，他所代表的意涵，確是整個敢怒不敢言、不能言甚至是說了也沒有人在意的威權體制下的民眾。
相較於悲片中的眾男人，例如：文清的攝影、文雄的咆嘯、台灣知識分子的評議與感嘆、陳儀的廣播。寬美重視自己以及家人在大時局中的不幸遭遇勝過對歷史、政治的批判，她的角色總是在付出，不管是對病人、哥哥、文清，言語間總是在替人擔心，，寬美這個角色相較於文清被設計成台灣人悲情的代表：被迫不語（小時發生意外）、被迫發言（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才說出我是台灣人）、悲情、最後隱默於歷史而下落不明……。寬美的角色則是一種救贖，似乎告訴著我們在這樣一個充滿仇恨、動盪的年代，寬美的寬容最能渡過這一切……。
由於政府在統禦上，沿襲在大陸時期官商勾結的體制，為了維護特定族群的利益，便以犧牲台灣居民作為統治的穩固性，以殖民者自居，知識份子在受228壓迫之餘，部份轉往深山從事地下活動，結局是大部份遭逮捕。臺灣是無根之城，外省人永遠喪失了故鄉，本省人卻沒有了祖國。”樽前皆是異鄉人”，他們同病，卻並不相憐，二·二八起義也好，運動也罷，只看到互相殺戮：當權的外省人有秩序的屠殺，底層的本省人便原始性的還擊，以眼還眼、以血還血。而遠鏡頭或背景景深處，我們只看見倒下去的是人。大地上的血淌在一塊了，用侯孝賢的冷靜去看，不是不悲，只不知?誰，該?誰還是這個時代大哭一場。
記得文清第一次下獄，獄警呼兩個獄友開庭，文清茫然坐在鐵窗下，畫外傳來兩聲槍響，接著獄警呼”林文清開庭”--如此驚心動魄，不想鏡頭一切，卻看到阿祿師一家在吃飯，再切，文清坐在牆邊--這段戲簡直讓人歎服。越發覺得在政治運動的驚濤駭浪中，普通人原來是如此渺小，命運如浮萍，莫論何去何從，就是生死也根本無法預測。這樣來看，文清最後生死未卜，我們也只能低歎一聲了。 梁朝偉以眼神、肢體語言的表現方式，都突顯出在這個無聲世界下深沈的悲情。
生存，有時只因一種信念。如片中一位?為了信念而死的人勉勵後代的話：尊嚴地活。寥寥幾個字，卻沈重得無法托起。尊嚴地活，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啊。寬榮和山裏的同道，文清和獄裏的夥伴，甚至大哥文雄，也是?自己的尊嚴而死。對大家來說。尊嚴地活著或者死去，一樣感人。 然而，民主、自由、幸福是多少黑頭髮年輕人振衣而起迎頸而上換來的。可是家國夢太深太重，多少人都填不滿填不平。 個人的世俗生活與大時代的理想纏在一起，分不清誰書寫誰誰影響誰，誰又更珍貴一些， 卻都是悲涼。
當寬榮死訊傳來時，寬美故作平靜地繼續餵孩子，最後終於忍不住扶住文清胳膊抽泣，沒有語言。事實上後半部分文清和寬美的戲很少臺詞，但是靜默裏有內容，不覺得蒼白無力，反倒無聲的悲涼更動人心，更有力量。一切至樂、至痛原來都是如此靜靜地、淡淡地在生命中流過，而人生最深的烙印，並非個人情事，而是歷史和政治燙過的瘡疤。即便是文清、寬美這般溫柔敦厚、與世無爭的人，也無法倖免，風暴來時，每一個平凡的人都無法倖免。
片尾林氏家族的衰頹，與寬美敘述丈夫被捕的信函，為二二八對當時的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大屠殺」，作了更廣而深遠的見證。 《悲情城市》重新提及二二八的這段歷史，在要求觀眾感傷與紀念二二八不幸的受難者之後，能以寬容的心遺忘這些不幸。 侯孝賢在《悲情城市》中深深的人道關懷有另外一個提醒，提醒觀眾在思考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時，千萬記得國家應當是為「人民」的福祉而立的。
《悲情城市》片中一開始，從新生兒的呱呱墜地，以及新店開張，可以看出充滿希望（新生兒取名為光明）與歡愉的氣氛；然而片中最後卻以一個長鏡頭從門縫中拍著林家所剩的成員的用餐場面，人數日漸稀少，最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似乎在對親人的等待中，以及現實生活的悲情下，生活還是沿續下去……。 侯孝賢在此片中，並未涉及到是非好壞的評判，而是留待觀眾自我的判定。導演用淡化的手法將辛酸的歷史故事，以較為清淡的手法處理，這卻提供觀眾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二二八事件，而不是只有悲憤、怒吼與血腥的暴力衝突。
【导演】 侯孝贤 (Hsiao-hsien Hou)
【编剧】 朱天文 (T’ien-wen Chu)、吴念真 (Nien-Jen Wu)
【国家/地区】 台湾/
【类型】 剧情/
主要演员
Wou Yi Fang ...... Hinoiei
Nakamura Ikuyo ...... Shizuko
高捷 (Jack Kao) ...... Wen Leung
梁朝伟 (Tony Leung Chiu Wai) ......
李天禄 (Tianlu Li) ......
Ikuyo Nakamura ...... Shisuqo
Shufen Xin ......
影片规格
【色彩】 彩色
【片长】 157 min
【分级】 瑞典:15/英国:15
【语言】 Taiwanese/普通话/日语
【外文别名】 City of Sadness
剧情简介
本片是台湾电影首次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重量级作品，以史诗笔触观照自日本人撤出（1945年）至国民党迁入（1949年）数年之间的台湾社会与历史面貌，并首次以侧笔描写“二二八事件”。全片无疑是大气魄的杰作。朱天文与吴念真的剧本功不可没，导演侯孝贤亦更上层楼。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自此结束“日据时期”，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基隆林阿禄家的大儿子林文雄喜得一子，为此合家欢乐。林家在日据时期经营的艺旦间，现在又重新开张。林家有四兄弟，老大林文雄经营商行，老二本来开诊所，战争期间被征到菲律宾当医生，至今生死未卜，老三文良，曾被征到上海当通译，战败后被以汉奸罪遭通缉，回到台湾，住进医院。老四文清，幼时跌伤致聋，现在在小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与挚友吴宽荣同住；和他刚来不久的妹妹宽美成为好友。
吴宽荣是进步人士，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常聚集在一起，大家忧国伤时，言多慷慨。当谈论起自光复后国民党为政不廉，民不聊生，大家不禁唱起《流亡三部曲》，怆然凄沥。
病愈出院的文良遇见上海旧相识“上海佬”，走上黑道，卷入了“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活动。文雄出面制止，不料上海佬勾结田寮帮，用检肃汉奸罪犯条例，陷害兄弟二人。文良被捕，出狱后已经变成白痴般的废人。
台湾当局宣布查缉私烟，引发“二·二八”事件(台長註：台灣人民暴動，以致於引發國民政府大規模屠殺台灣人民的事件)，同志林老师与宽友为营救被捕志士，日夜忙碌。不久，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施“缓兵之计”，逮捕大量进步人士；蒋介石调动军队实行戒严，滥杀无辜。宽美护送哥哥回到四脚亭老家避难，文清也身陷囹囵。文清被释出狱后，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宽荣在山里成立抗政府组织，并将妹妹宽美托付于文清。不久文清得知大哥在与黑帮宿敌拼搏中丧声，文清成了家中唯一的男人。文清与宽美成婚后，喜得一子。当幼子咿呀学语时，宽荣送信告知叛徒告密，基地被剿，并嘱咐他们尽快逃走。危急时刻，宽美决定与文清生死。他们终于没走，回到家中。三天后，文清被捕。悲剧还在继续……
評介：小秋
悲情城市 紀念那個時代、那些人
電影在侯孝賢的手中，是忠實的記錄工具，他一直在努力記錄台灣某個階段，某個狀況下的生活層面。這種記述的企圖在”悲情城市”格外明顯。四十年代的台灣歷史，對台灣的未來有決定性的影響，是擺脫日本政治思想文化統治真正成為”台灣”的轉折。侯孝賢的處理，客觀中滲透著同情，審慎的態度從不掩蓋其清晰的觀點。《悲情城市》不啻侯孝賢創作系列中一個極關鍵性的突破。過去自傳式、童稚或慘綠少年的深邃悲愁與懷鄉情韻，已經飛越了內向的世界，明顯地外化?更複雜的歷史與個人命運的沈思。尤其難得的是侯孝賢貫徹全片蘊藉的細緻筆觸，沒有半點控訴的乖張狂暴，其喑啞的弦歌中，似浪濤洶湧，是一陣接一陣抑制不住的歷史悲慟。令人難過的是面對歷史錯誤時，那份不可換回的沮喪和椎心刺骨的悔意。
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政權，在九份的林家四兄弟，老大文雄繼承父業做流氓，老二文龍被日本徵調到南洋打仗一去不回，老三文良從南洋回來卻發瘋了，老四文清因為耳聾不必當兵以攝影為業。台灣光復後，台灣的知識分子本來對中國政權尚抱有美麗的想像，但以陳儀為首的台灣政府在政策失當及貪汙舞弊下造成物價飆漲、民心浮動，1947年2月27日警察因查緝私煙而打死一婦人，28日爆發二二八事件，本省外省族群互相廝殺，政府並對本省精英一路抓一路殺，文清和友人寬榮亦受牽連，文清被捕入獄，後雖放回，但其他朋友卻被殺。
後文清與寬榮妹寬美結婚，育有一子，並暗中資助寬榮的地下組織，不料仍被發現，文清被捕，文良病勢加重，文雄亦在與上海人的衝突中被射殺，整個城市似乎悲情不止……。
《悲情城市》一片主要是在描述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定都台北的這段歷史，透過劇中李天祿一家的遭遇，來訴說台灣光復後初期的社會情況與人民的生活樣貌，這當中便包括了二二八事件。而除了二二八事件外，該片對於台灣的國家屬性所造成的認同危機更是作了深刻的呈現。也訴說著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統治勢力的轉變與政治環境的變遷。
故事中的主角，巧妙的由二位政治的邊緣人物--女人與聾子來擔任。是侯孝賢在處理這種悲情的、血腥的歷史事件的風格，這些政治領域中的邊緣人物，雖然不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積極參與者，然而這樣無心於政治的商人也好，公共領域以外的家庭主婦也好，或是言語不便的殘障者也好，都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迫害、牽連，比起滿場屠殺血腥的畫面，這樣再現一段過去的歷史，自然有其作者的主觀風格在裡頭。也許作者是希冀藉由這段歷史事件的再現，讓觀眾有更多的反思與寬容的胸襟。
主角文清被設計成一個聾啞人，片中唯一聽到文清講話的一幕是在火車上本省人追打外省人，文清被懷疑是外省人，他才用吃力的台語說：「我是台灣人。」，似乎隱喻了台灣人在台灣光復初期的國族身分認同困難，在無路可去的情況下才苦澀地說出「我是台灣人」──那個眾人欺、眾人騎、無人疼的台灣人。就以男主角文清（梁朝偉）而言，他所代表的意涵，確是整個敢怒不敢言、不能言甚至是說了也沒有人在意的威權體制下的民眾。
相較於悲片中的眾男人，例如：文清的攝影、文雄的咆嘯、台灣知識分子的評議與感嘆、陳儀的廣播。寬美重視自己以及家人在大時局中的不幸遭遇勝過對歷史、政治的批判，她的角色總是在付出，不管是對病人、哥哥、文清，言語間總是在替人擔心，，寬美這個角色相較於文清被設計成台灣人悲情的代表：被迫不語（小時發生意外）、被迫發言（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才說出我是台灣人）、悲情、最後隱默於歷史而下落不明……。寬美的角色則是一種救贖，似乎告訴著我們在這樣一個充滿仇恨、動盪的年代，寬美的寬容最能渡過這一切……。
由於政府在統禦上，沿襲在大陸時期官商勾結的體制，為了維護特定族群的利益，便以犧牲台灣居民作為統治的穩固性，以殖民者自居，知識份子在受228壓迫之餘，部份轉往深山從事地下活動，結局是大部份遭逮捕。臺灣是無根之城，外省人永遠喪失了故鄉，本省人卻沒有了祖國。”樽前皆是異鄉人”，他們同病，卻並不相憐，二·二八起義也好，運動也罷，只看到互相殺戮：當權的外省人有秩序的屠殺，底層的本省人便原始性的還擊，以眼還眼、以血還血。而遠鏡頭或背景景深處，我們只看見倒下去的是人。大地上的血淌在一塊了，用侯孝賢的冷靜去看，不是不悲，只不知?誰，該?誰還是這個時代大哭一場。
記得文清第一次下獄，獄警呼兩個獄友開庭，文清茫然坐在鐵窗下，畫外傳來兩聲槍響，接著獄警呼”林文清開庭”--如此驚心動魄，不想鏡頭一切，卻看到阿祿師一家在吃飯，再切，文清坐在牆邊--這段戲簡直讓人歎服。越發覺得在政治運動的驚濤駭浪中，普通人原來是如此渺小，命運如浮萍，莫論何去何從，就是生死也根本無法預測。這樣來看，文清最後生死未卜，我們也只能低歎一聲了。 梁朝偉以眼神、肢體語言的表現方式，都突顯出在這個無聲世界下深沈的悲情。
生存，有時只因一種信念。如片中一位?為了信念而死的人勉勵後代的話：尊嚴地活。寥寥幾個字，卻沈重得無法托起。尊嚴地活，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啊。寬榮和山裏的同道，文清和獄裏的夥伴，甚至大哥文雄，也是?自己的尊嚴而死。對大家來說。尊嚴地活著或者死去，一樣感人。 然而，民主、自由、幸福是多少黑頭髮年輕人振衣而起迎頸而上換來的。可是家國夢太深太重，多少人都填不滿填不平。 個人的世俗生活與大時代的理想纏在一起，分不清誰書寫誰誰影響誰，誰又更珍貴一些， 卻都是悲涼。
當寬榮死訊傳來時，寬美故作平靜地繼續餵孩子，最後終於忍不住扶住文清胳膊抽泣，沒有語言。事實上後半部分文清和寬美的戲很少臺詞，但是靜默裏有內容，不覺得蒼白無力，反倒無聲的悲涼更動人心，更有力量。一切至樂、至痛原來都是如此靜靜地、淡淡地在生命中流過，而人生最深的烙印，並非個人情事，而是歷史和政治燙過的瘡疤。即便是文清、寬美這般溫柔敦厚、與世無爭的人，也無法倖免，風暴來時，每一個平凡的人都無法倖免。
片尾林氏家族的衰頹，與寬美敘述丈夫被捕的信函，為二二八對當時的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大屠殺」，作了更廣而深遠的見證。 《悲情城市》重新提及二二八的這段歷史，在要求觀眾感傷與紀念二二八不幸的受難者之後，能以寬容的心遺忘這些不幸。 侯孝賢在《悲情城市》中深深的人道關懷有另外一個提醒，提醒觀眾在思考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時，千萬記得國家應當是為「人民」的福祉而立的。
《悲情城市》片中一開始，從新生兒的呱呱墜地，以及新店開張，可以看出充滿希望（新生兒取名為光明）與歡愉的氣氛；然而片中最後卻以一個長鏡頭從門縫中拍著林家所剩的成員的用餐場面，人數日漸稀少，最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似乎在對親人的等待中，以及現實生活的悲情下，生活還是沿續下去……。 侯孝賢在此片中，並未涉及到是非好壞的評判，而是留待觀眾自我的判定。導演用淡化的手法將辛酸的歷史故事，以較為清淡的手法處理，這卻提供觀眾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二二八事件，而不是只有悲憤、怒吼與血腥的暴力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