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18 23:34:42和平是最偉大的戰略！
﹝影評﹞二二八啟示：﹝悲情城市﹞中的台灣歷史與國家屬性(三)
(續前文)
参 「祖国」与台湾的国家属性
在《悲情城市》中，当林文雄这样的一般百姓将「中国」看作有别于台湾的「他者」而起来反抗的时候，宽荣所代表的的知识分子却在二二八中受国民政府迫害的同时，将希望依旧寄托于「祖国」之上。例如，林文清受脱所带给正在山中躲藏的异议分子的口信，是一首充满对祖国渴望的诗：
生离祖国
死归祖国
死生天命
无想无念
另外，宽荣自己亦托林文清转告其家人说：「当我已死，我的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这里两人对于「祖国」的向往与热诚，并不难理解。甫离开日本统治的台湾，如戴国辉与叶芸芸指出在当时的大多数台湾人对于「祖国」有一份如「恋母情结」般的狂热（１０）。然而，「祖国」这个符征所指涉「中国」究竟是什么？影片中藉由宽容等人曾阅读马克斯的书籍，似乎影射当时参与二二八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共产党背景，而暗示台湾知识分子否认国民政府的政权而认同于当时逐渐壮大的所谓「红色祖国」。不论如何，影片在强调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以及所付的牺牲代价后，却在片尾的银幕上指出国民政府战败而迁都台北的史实，指出「祖国」已经分裂为二个对立的中国。如此一来，《悲》片不仅嘲讽宽容等人的国家民族主义，同时也为巴巴所谓「国家的衍生」（dissemi/nation）作了最佳的例证。
近来对国家或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明显的指出国家属性的建构性。例如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主义》中恩尼斯．盖耳那（Ernest Gellner）发现国家并不是「自然存在」（being）的一个实体，而是由国家民族主义「发明」的（４８－４９）。恩尼斯．霍布斯邦（Ernest Hobsbawm）也说「真正的『国家』只能在后验中（posteriori）被认出来」（９）。国家的整体性与历史连贯性也常被形容成是「被想象出来的」或是「被叙述出来的」。虽然，国家常与人民、土地、历史、与文化拉上关系，然而若因此相信国家乃是具有不变的本质，则是神话。国家的不变的本质，依巴巴所言乃是藉由将国家的空间性转化为时间性而幻想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时间里发明一个国家起源：「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是由一种转化手续，不断地将不同的，甚至互相敌视的现代空间，转化为一个古老的、神话似的指涉空间……简单说来，就是把空间上的不同变成时间上的同；领土变成传统、人民变成一体」（３００）」。这样一种转化的手续，即是由国家教育中的各种叙述来担任。因此，巴巴认为国家在历史上想象出来的本质属性与整体性，其实是由叙述的行为所制造、执行出来的－－他称之为国家的「执行性」（performativity）。不同的执行者将使国家的风貌随之改变，因此国家对巴巴而言也是「国家的衍生」。
既然国家同时也是「国家的衍生」，无怪乎宽荣可以拒绝国民政府所代表的「祖国」而向往另外一个。而中国的分裂为二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中国」单一的整体（unity）原本就是一个罗兰．巴特所谓的迷思。国家原本就没有任何不变的本质，有的只是不同的「叙述」罢了。然而，在宽荣对「祖国」盲目的憧憬中，他不理解了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发生，即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双方都陷于「祖国」这个错误的意识形态，误将「祖」所含带的关于种族与文化的历史意义投射于「国家」之上，而忽略了国家这个班乃迪克．安德生所谓的「想象的政治社群」是何等杂种的一个空间。更何况当时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与中国已经各自独立发展了五十年。然而，「似乎没有人想过复员建国是一条艰难而坎坷的道路，更没有人去想，究竟光复对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回归中国又是怎么一回事？」（戴国辉１０）。
换句话说，「祖国」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祖」与「国」是将通常提到国家时的两种意义混为一谈：「现代的民族国家以及更久远而模糊的东西……一个区域性的社群、住所、家庭、归属的状态等」（Brennan４５）。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也与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独立发展将近五十年，两岸的中国国家民族主义者追求统一的意图中，所使用的言说如「同胞」、「血浓于水」等，以及绝对地反对台湾独立，反应出，对于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的思考，仍旧是以这个「祖国」的意识形态为导向。他们于是将国家定义于「久远的」、「模糊的」过去，想象中的统一的、伟大的中国，以及这个过去所必然带来的「美丽的将来」，或者李登辉所说的「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新中国」。在这样一种对国家的想象中，明显缺席的就是「现在」－－真正决定中国究竟所指为何，真正与中国或台湾疆界内人民实在的生活相关的现在。《悲情城市》以全台湾欢欣鼓舞地庆祝「回归祖国」为始，以祖国的分裂为终，这一段国家形成史在短短不到几年间，却已造成上万人，甚至更多的台湾人民的枉死；所记述的台湾历史，对于持本质论的台湾中国属性观者不能不有所启发？
国家属性既然是「叙述」的建构，台湾的国家属性其实就是端视目前的台湾人民希望如何去叙述与执行、去定义。瑞南曾把国家的存在譬喻为国民「每日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必须有多数国民的意愿，国家方能成立。我很喜欢这个投票的比喻（现在当然仍须加入另一项条件：国际社会的承认方才有效）。对台湾而言，目前这个投票结果似乎十分对立。然而，我在二二八纪念日前夕，藉讨论《悲情城市》来重新唤起读者对二二八那段历史的记忆，或许能对去除台湾的国家认同危机能有小小的助益。台湾的未来可能是与中国统一，或是成立新的独立国家，甚至有可能如印度裔的理论家艾捷兹．艾哈麦德（Ajai Ahman）所呼吁印度人的理想一样－－放弃民族国家制度，另外「发明多种更能兼容并蓄的统一体式」（７４；”to invent more heterogeneous forms of unity”）以适合台湾社会的复杂性。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深深的人道关怀有另外一个提醒，提醒观众在思考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时，千万记得国家应当是为「人民」的福祉而立的。在此我就借用「机器战警」主编的《台湾的新反对运》中，对台湾的统独问题所做的结语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总之，不论统一或独立，均可能成为暴力集团的政治形式，因此，人民必须使统一或独立具有实质的、人民的政治内容。这就是说统独不但是政治的或国家认同层面的问题，也是社会、文化、经济中反宰制抗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下，人民的统一与人民的独立并不必然对立，因为两者除了国家认同的差异外，还有民主政治、阶级政治、性政治、文化政治． ． ． 等许多可能的共同点。因此，我期待一个为台湾人民带来最大幸福的（国家？）认同的到来。
~<<当代>>第一０六期. 94-109 , 1995 年 02月~
参 「祖国」与台湾的国家属性
在《悲情城市》中，当林文雄这样的一般百姓将「中国」看作有别于台湾的「他者」而起来反抗的时候，宽荣所代表的的知识分子却在二二八中受国民政府迫害的同时，将希望依旧寄托于「祖国」之上。例如，林文清受脱所带给正在山中躲藏的异议分子的口信，是一首充满对祖国渴望的诗：
生离祖国
死归祖国
死生天命
无想无念
另外，宽荣自己亦托林文清转告其家人说：「当我已死，我的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这里两人对于「祖国」的向往与热诚，并不难理解。甫离开日本统治的台湾，如戴国辉与叶芸芸指出在当时的大多数台湾人对于「祖国」有一份如「恋母情结」般的狂热（１０）。然而，「祖国」这个符征所指涉「中国」究竟是什么？影片中藉由宽容等人曾阅读马克斯的书籍，似乎影射当时参与二二八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共产党背景，而暗示台湾知识分子否认国民政府的政权而认同于当时逐渐壮大的所谓「红色祖国」。不论如何，影片在强调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以及所付的牺牲代价后，却在片尾的银幕上指出国民政府战败而迁都台北的史实，指出「祖国」已经分裂为二个对立的中国。如此一来，《悲》片不仅嘲讽宽容等人的国家民族主义，同时也为巴巴所谓「国家的衍生」（dissemi/nation）作了最佳的例证。
近来对国家或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明显的指出国家属性的建构性。例如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主义》中恩尼斯．盖耳那（Ernest Gellner）发现国家并不是「自然存在」（being）的一个实体，而是由国家民族主义「发明」的（４８－４９）。恩尼斯．霍布斯邦（Ernest Hobsbawm）也说「真正的『国家』只能在后验中（posteriori）被认出来」（９）。国家的整体性与历史连贯性也常被形容成是「被想象出来的」或是「被叙述出来的」。虽然，国家常与人民、土地、历史、与文化拉上关系，然而若因此相信国家乃是具有不变的本质，则是神话。国家的不变的本质，依巴巴所言乃是藉由将国家的空间性转化为时间性而幻想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时间里发明一个国家起源：「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是由一种转化手续，不断地将不同的，甚至互相敌视的现代空间，转化为一个古老的、神话似的指涉空间……简单说来，就是把空间上的不同变成时间上的同；领土变成传统、人民变成一体」（３００）」。这样一种转化的手续，即是由国家教育中的各种叙述来担任。因此，巴巴认为国家在历史上想象出来的本质属性与整体性，其实是由叙述的行为所制造、执行出来的－－他称之为国家的「执行性」（performativity）。不同的执行者将使国家的风貌随之改变，因此国家对巴巴而言也是「国家的衍生」。
既然国家同时也是「国家的衍生」，无怪乎宽荣可以拒绝国民政府所代表的「祖国」而向往另外一个。而中国的分裂为二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中国」单一的整体（unity）原本就是一个罗兰．巴特所谓的迷思。国家原本就没有任何不变的本质，有的只是不同的「叙述」罢了。然而，在宽荣对「祖国」盲目的憧憬中，他不理解了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发生，即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双方都陷于「祖国」这个错误的意识形态，误将「祖」所含带的关于种族与文化的历史意义投射于「国家」之上，而忽略了国家这个班乃迪克．安德生所谓的「想象的政治社群」是何等杂种的一个空间。更何况当时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与中国已经各自独立发展了五十年。然而，「似乎没有人想过复员建国是一条艰难而坎坷的道路，更没有人去想，究竟光复对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回归中国又是怎么一回事？」（戴国辉１０）。
换句话说，「祖国」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祖」与「国」是将通常提到国家时的两种意义混为一谈：「现代的民族国家以及更久远而模糊的东西……一个区域性的社群、住所、家庭、归属的状态等」（Brennan４５）。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也与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独立发展将近五十年，两岸的中国国家民族主义者追求统一的意图中，所使用的言说如「同胞」、「血浓于水」等，以及绝对地反对台湾独立，反应出，对于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的思考，仍旧是以这个「祖国」的意识形态为导向。他们于是将国家定义于「久远的」、「模糊的」过去，想象中的统一的、伟大的中国，以及这个过去所必然带来的「美丽的将来」，或者李登辉所说的「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新中国」。在这样一种对国家的想象中，明显缺席的就是「现在」－－真正决定中国究竟所指为何，真正与中国或台湾疆界内人民实在的生活相关的现在。《悲情城市》以全台湾欢欣鼓舞地庆祝「回归祖国」为始，以祖国的分裂为终，这一段国家形成史在短短不到几年间，却已造成上万人，甚至更多的台湾人民的枉死；所记述的台湾历史，对于持本质论的台湾中国属性观者不能不有所启发？
国家属性既然是「叙述」的建构，台湾的国家属性其实就是端视目前的台湾人民希望如何去叙述与执行、去定义。瑞南曾把国家的存在譬喻为国民「每日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必须有多数国民的意愿，国家方能成立。我很喜欢这个投票的比喻（现在当然仍须加入另一项条件：国际社会的承认方才有效）。对台湾而言，目前这个投票结果似乎十分对立。然而，我在二二八纪念日前夕，藉讨论《悲情城市》来重新唤起读者对二二八那段历史的记忆，或许能对去除台湾的国家认同危机能有小小的助益。台湾的未来可能是与中国统一，或是成立新的独立国家，甚至有可能如印度裔的理论家艾捷兹．艾哈麦德（Ajai Ahman）所呼吁印度人的理想一样－－放弃民族国家制度，另外「发明多种更能兼容并蓄的统一体式」（７４；”to invent more heterogeneous forms of unity”）以适合台湾社会的复杂性。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深深的人道关怀有另外一个提醒，提醒观众在思考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时，千万记得国家应当是为「人民」的福祉而立的。在此我就借用「机器战警」主编的《台湾的新反对运》中，对台湾的统独问题所做的结语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总之，不论统一或独立，均可能成为暴力集团的政治形式，因此，人民必须使统一或独立具有实质的、人民的政治内容。这就是说统独不但是政治的或国家认同层面的问题，也是社会、文化、经济中反宰制抗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下，人民的统一与人民的独立并不必然对立，因为两者除了国家认同的差异外，还有民主政治、阶级政治、性政治、文化政治． ． ． 等许多可能的共同点。因此，我期待一个为台湾人民带来最大幸福的（国家？）认同的到来。
~<<当代>>第一０六期. 94-109 , 1995 年 0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