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基腐蝕的中國經濟

我本來對中國經濟或所謂的「兩岸經貿」相當隔閡，自認台灣的經濟問題已經夠多了，哪管到對岸去。不過，我也認同中國經濟以及它與台灣的關係，對台灣經濟影響很大。

有一個機緣引起我對中國經濟的興趣。此後，我接觸到的，大都是有關中國經濟各種問題的材料。這些問題實在太嚴重了，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中國經濟隨時會崩潰的結論。我把這個結論拿去跟幾個我尊敬的中國經濟專家請教，馬上被打回票。他們有不同的理由。

有人說，中國要是會崩潰，它早就崩潰了。意思是說，它那些經濟問題在別的國家不只是經濟承受不了，甚至早就讓政府跨台、國家分裂、體制瓦解；而中國既然能撐到現在，表示這個社會已經適應這樣的環境，已經免疫了，所以這些問題已經不會讓它崩潰了。

也有的人說，中國是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它對地方控制得很嚴密，對經濟也有能力掌握，所以它不會讓它倒的。有的人說，中國土地國有，它那些看起來非常嚴重的財政金融問題，光靠賣土地就可以解決了。

在學術研究上，有人比較蘇聯解體的經濟轉型與中國的經濟轉型，結論是：中國轉型成功、蘇聯轉型失敗。更樂觀的推論，甚至認為它不久就會成為世界工廠，進而成為世界強權。

當然也有許多人預測它會崩潰，而且似乎越來越多人有這種共識。但是不管各種主張多麼南轅北轍，大家都同意中國經濟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以下先提出這些問題，再說明為何中國經濟會崩潰，結論提出台灣的因應之道。

1.中國經濟的表相

自從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經二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中間雖然經過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但延宕不久，成長重新上路。1997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後，中國仍然表現「亮麗」，並成為一枝獨秀的世界奇葩。2001年，幾個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相繼跌倒，經濟負成長，中國仍然「七上八下」(意思是成長率在7%以上、8%以下)的一路長紅。2002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又引發另一波蜂擁而入的外資。許多到過中國的人，眼見它到處都在建設，整個國家好像一個大工地，新的制度、新的措施也一再宣布，仿效他國的政策快速、甚至超越。

200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經濟研究室在一個內部研討會上提出報告，表示：當前經濟形勢，是改革開放以來，相對最穩定、最健康的。現已進入持續發展時期。在可見的十年至十五年，只要國際局勢不發生大的變化，大方針不發生大的失誤，中國經濟發展不僅能保持7～10%的年成長，且在2015年，國民經濟綜合實力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可達歐盟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峻宏2002)。

各級領導人對外的公開講話，信心滿滿。有些經歷中國優待、行政配合高效率的外商，認為中國簡直是投資者樂園。從產業發展的觀點，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包括多項產業的成長已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角色，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這「金玉其外」的表相，實已「敗絮其中」。我們分別從經濟成長、外資、國貿、財政、銀行、國企、失業、所得分配、社會道德等層面，提出討論。

2.經濟「成長」有玄機

2001年台灣遭遇幾十年來第一次經濟負成長，失業率創下1960年代中期以來從未有過的高峰。不只台灣，連一向是健康寶寶的新加坡也負成長。全世界沒有什麼好消息，中國卻一枝獨秀，還有7.3%的經濟成長率。

但是，這個成長率有兩個問題：一是它與其他經濟指標充滿矛盾，也就是說，它的正確性令人懷疑；二是這個在極權之下的高成長，會不會像蘇聯當初的高成長一樣，暗藏毀滅的因素？這兩個問題隨後討論，我們就假設它確確實實有「七上八下」的成長。這個成長雖然高於當前所有其他國家，但從歷史上看也不過爾爾。日本在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都能維持在8%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同一時期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高達10%，南韓也維持9%成長率長達三十年。而且，這些國家「當時」的平均每人所得，都高過「現在」的中國。

回頭討論這個令人迷惑的成長率。首先，這個高成長率與其他經濟指標充滿矛盾，令許多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懷疑成長率的真實。代表人物之一的匹茲堡大學的Thomas Rawski教授說(Rawski 2002)，中國的改革開放造成1978～1997年的高成長率，這似毋庸置疑；但1998年以後就難以令人信服了。理由很簡單，像中國這樣落後而快速發展的國家，不可能一邊快速成長(1997～2000之間，GDP累計成長了24.7%)，而同時期的能源使用量卻減少(負成長12.8%)，民航客運量、公路貨運量、鐵路貨運量成長率都低於GDP成長率，而且物價下跌、失業率增加。

中國國家統計局計算這段期間的國民所得，也不敢直接使用各省匯報資料。好笑的是，幾經調整，公布出來的各省成長率，以2001年為例，除了雲南外，都高於全國值(全國值應該是各省的加權平均)！統計局有鑑於地方的「假報浮誇風」，2001年5至10月進行一項調查，竟發現有62,000多件統計造假舞弊。

懷疑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不止是Rawski，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賓州大學Lawrence Klein，與MIT的Lester Thurow等著名經濟學者，以及許多專業經濟期刊(如Economists)、國際經濟顧問(如Lehman Brothers)、信用評鑑公司(如Moody’s)等，也紛紛著文質疑中國的經濟成長率(高長2002)。

MIT的Lester Thurow以中國城鄉差距大，而佔八成的農村基本沒有成長(中國有關部門也承認)，那佔二成的城市，要多大的成長，才能創造全國超過7%的成長率？而且，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香港，2001年幾乎沒有成長，那麼中國其他城市又如何有超高的成長？賓州大學的Arthur Waldron則提醒國際注意，朱鎔基曾公開表示，若無政府大力財政赤字融通，中國經濟早於1998年就應該崩潰了。然而，有可能單靠政府融資，就能創造整個國家反敗為勝地成長7%以上？

另一個質疑中國經濟成長率的理由，是它的「存貨」特別多。存貨(實際上是期末存貨減期初存貨的增額)在國民生產統計中，列在投資項下，是本期的最終產品。在中國的國民所得帳上，1980～93年間存貨投資平均佔GDP的7%(Sachs,Woo,楊,1999)，一般國家很少超過3%；台灣在過去五十年，除了經濟不景氣的幾年外，「存貨」基本上約佔GDP的1%。如此，保守估計至少有四個百分點是不應有的存貨(即積累賣不出去的產品)，亦即其成長率就要調降四個百分點(從7%降至3%)。根據中國內部資料，國有企業積壓產品年達千億元以上(岳山2002)。

其實，不只國外專家或專業機構質疑，中國國內專家也對經濟發展現象表示不解。現任中國全國政協、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董輔礽，2002年8月在深圳舉辦的半山海景財經沙龍上，談到中國經濟的八大矛盾，包括經濟保持持續、穩定、高速成長，但商品價格連續下跌、失業率也在上升；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同時，城鄉貧困問題越嚴重；銀行存款增加的同時，部份企業資金短缺；財政收入迅速增長的同時，財政赤字也在增加，尤其是一些地方財政，從2001年9月份至今入不敷出，且跌勢未衰；部份沿海和城市異常繁榮，內陸許多地方差距越來越大；水土資源越來越短缺，資源的浪費又極其嚴重；經濟迅速增長，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未歇。

根據Rawski的估計，中國經濟成長率在1998～1999兩年各約在正2%與負2%之間，2000年約2～3%，2001年也只有3～4%。其他人的估計稍有不同，但也差不多。中國的官方與學者當然對此提出了解釋，但很難看到事實真相。

3.成長也是災難

中國高速經濟成長的第二個問題是，成長是否帶著毀滅因子？高經濟成長率是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但是，成長不能當為一國經濟的唯一目標，因為它可能犧牲社會公平、環境安全、分配正義等社會目標。這些犧牲，在中國極為嚴重(見下文)。不只如此，中國式的改革開放，成長本身就是災難。

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對國企仍依舊制，由財政撥補虧損。但旋即出現鉅額的財政赤字，改革開放的第一年(1979)，赤字即達170億元(人民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以及人民銀行受到地方政府操控等問題)，1983年人民銀行(即其中央銀行)改制，並完成「撥改貸」政策。

所謂「撥改貸」，是把原來由財政「撥」補企業虧損或投資需求，「改」由國企向銀行「貸」款。這一方面是為解決財政困難，一方面也是要國企建立「償債」的責任。結果是償債的責任沒有建立，原來財政整合資源、支援企業的能力喪失，地方政府百花齊放、胡亂投資，不但浪費國家資源，也導致銀行壞帳直線上升。

「撥改貸」未能建立國企借款償債的觀念，是因為國營銀行只會審查書面資料，兼又政府介入銀行貸款案，以及官商勾結不實貸款等。許多國企(特別是大型國企)經營不善，照常理是不能貸款的，但因國企實質上扮演小政府的功能，負責居民的住房、上學、工作、退休、醫療，任令倒閉將引起社會問題。政府於是要求國營銀行貸款給這種國企。這種不當貸款與官商勾結的不實貸款，既不能培養還款責任心，也造成銀行呆帳。

毛澤東時代，財政支出半數以上作為基本建設與企業改造，是「建設財政」；現在，政府財政既不撥補國企，變成主要用於調升公務人員薪資之經常支出的「吃飯財政」；六五(第六個五年計畫，1978～1982)期間，沒有一個能源和原材料專案投資，七五(1983～1987)期間開始出現能源失調與緊張。國家財政從此不能主導資源整合，於是各級政府乃至各單位，各自為政，投資一窩蜂。

以電力為例，1983年起，許多地方企業只能「開三停四」或「開四停三」。為了鼓勵建設電廠，國家提出優惠政策，保證按商定價格收購。於是，全國「黨」「政」「軍」「公」「檢」「法」一起出動，各級電力管理部份與職工更是積極，一齊向銀行貸款興建電廠。十多年後，今日中國火力發電廠年發電時數平均不到4,200小時，低於全年8,760小時的一半。「過剩」發電量的投資額，接近8,000億人民幣。這些貸款怎麼有能力對銀行還款？

在毛澤東時代，手錶、自行車、縫紉機等產品都是緊俏貨，價高利厚。1980年代開放初期，這些都成為投資熱點，幾乎每一個中等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生產工廠。這種無節制的設廠，加上國外產品的更新換代快（如機械表被電子表和石英表所替代），有的工廠還沒等開工，產品的市場壽命就已經結束。今天，這三種產品的生產能力閑置已經達到90%以上。此外，成百條電視機、汽車和摩托車生產線的引進，也讓人吃驚。今天，世界電視機生產能力為7,000萬台，其中，4,000萬台生產能力在中國，而整個中國的市場容量不到2,000萬台，生產能力閑置50%以上。這些投資都是從銀行獲得的貸款，哪還有指望收回？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個被中國學界稱為「吃完財政吃銀行」的過程，就是中國改革最輝煌的年代，也是今天幾個行業破產、大量生產能力閑置、投資無法收回、進而導致銀行壞帳比例高達40～50%的根本原因。由於國家財政無力，加上地方和企業行為的短視，使得中國社會資源的浪費，達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