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21 22:50:18和平是最偉大的戰略！
﹝轉貼﹞評論：中共是個“法西斯”政權？(一)
由芝加哥大陸學人舉辦的反法西斯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會9月24日在芝加哥大學召開，著名文革歷史學家宋永毅在演講。
解密歷史罪惡 宋永毅論中共法西斯化
宋永毅在芝加哥反法西斯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會的演講
為甚麼文革與抗日有關係﹖
大家可能覺得比較奇怪，今天一個搞文革研究的人怎麼到紀念抗戰勝利的會議上來作演說﹖我覺得還是很有關係的，我想講一個與我自己有關的事。
二零零三年，我應日本一些大學的邀請，去講文革，題目是「在文革中被人們遺忘的大屠殺」。我在東京大學歷史研究所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有幾個日本的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你們中國人對南京大屠殺一直揪住不放，你們認為是三十萬人，而日本的學者一直認為這個數字被誇張。那麼你們的政府、你們中國人為甚麼對文革中間發生的這些大屠殺現象，至今不肯承認，而且至今掩蓋這個歷史，你自己九九年回中國去蒐集一些紅衛兵小報，竟以盜竊國家機密被關了半年。」
我當時聽了這個問題也是悲從心上來，我實在是覺得很慚愧，因為一個民族、一個政府，如果對自己的這段黑暗歷史，沒有一個起碼的勇氣去回顧、去承認，那你怎麼去理直氣壯地指責另外一個民族，指責另外一個民族的黑暗歷史--對你的大屠殺呢？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人數，中日雙方是有爭論的，中國政府說是三十多萬，日本人說絕對沒有這麼多。那麼我們今天就假定說，以東京審判的數字，二十萬，或者說「至少」二十萬來算--這是一個比較有國際權威的一個數字。那麼殺二十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個甚麼樣的概念﹖
我告訴你，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到十二月，在廣西就由於中共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命令，殺了差不多二十萬人！當時廣西有兩派，一派是反對廣西的掌權者，中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造反派叫「四一一」，另外一派是支持他的保守派叫「聯指」。反對他的那派因為沒有武器，為了自衛搶劫了一些援越的槍，結果韋國清就在中共中央的同意下，調動廣西軍區的軍隊，對「四一一」派進行了大規模長達六個月的「武裝剿匪」。
現在有兩種官方檔提到了這次大屠殺：一是現在你可以買到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公開的「內部出版」物。同時它還有一個「內部絕密版」。幾年前參加寫內部絕密版的作者把這個東西帶出來了。這裏面說：在這六個月中間，由軍隊和「聯指」的武裝民兵殺掉了「四一一」派和所謂的「階級敵人」近二十萬。這是一個非常確切的數字，大家可能知道鄭義先生寫過一本書叫《紅色紀念碑》（臺北華視文化公司1993年出版），就是講的廣西在文化大革命中間的吃人事件。這就是在這樣的大屠殺的背景下發生的。所謂的「吃人」就是把「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的「階級敵人」，連同他們的家屬，從剛出生的嬰兒到老人全部殺光，而且還吃他們以示「革命」。目前有名有姓的被活活吃掉的人就有兩三千人之多！
當然抗日戰爭中間日本軍隊也有過這樣的殘暴吃人的現象，但是不多。這裏我想提出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一個是異族，而且是在戰爭時期犯下的罪行﹔另外一個是在和平時期，是我們所說的「人民的軍隊」和武裝民兵在殺人吃人！
那在八十年代的整黨清理期間，就發現廣西殺人最多的，開除黨籍作處理的竟有四萬七千多人是共產黨員！因為武裝民兵、軍隊當然是共產黨員。這還是一個在《廣西文革大事年表》中公開的數字，實際數字恐怕遠遠超過。
現在我們可以把「南京大屠殺」和「廣西大屠殺」作一個對比了。你就會覺得﹕如果一個民族、一個政府沒有起碼的反省力：它不能正視自己的黑暗歷史，卻只指責別人，只出產「憤青」-- 憤怒的青年或憤怒的愛國青年，或者說叫「愛國賊」，是不是能解決大屠殺的問題？我絕對不是說日本是對的，他們絕對是錯的。如果「愛國賊」們只是攻擊和聲討一個惡魔，而忘掉了另外一個惡魔，而且是更現實的，在他們家裏的惡魔，而且他們在攻擊和抨擊國外的惡魔的同時，甚至還帶有一點對家裏的惡魔「討它歡喜」的這樣一種獻媚的姿態，那我覺得這樣的民族是很值得悲哀的。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親身感受，也是為甚麼說文化大革命與抗日戰爭有關係的原因。
第二個關係 - 曾慶紅之父所代表的中共漢奸機密
另外，文革還陰差陽錯地和抗日戰爭發生過關係。
在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活動中，還陰差陽錯地揭露過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與日本侵略軍的暗通款渠的「國家機密」—其實是漢奸機密。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和這個故事有關的檔是作為中共中央的檔收集在我們編選由香港中文大學2002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數據庫》裡的。
大家知道曾慶紅的老子叫曾山，他是中共的大特務，內務部長。抗日戰爭中他在蘇北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直接到上海、南京去和日本人談判，談判的主要事情是﹕讓日本人只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在文革中間，1967年9月造反派把這個檔案給衝出來了，就說他是個大漢奸，就開大會鬥他。結果曾山立刻打電話向周恩來求救。周恩來知道這是中共的高級機密，當場手書中央文件提出四點指示:
一、「對曾山同志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來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動，聽命於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干涉」。
第三、「外來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
第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後不准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周恩來是非常謹慎的人，所有的檔他都會通過毛澤東劃圈，可這個文件他沒有經過毛澤東，而是當場手書四條發下去，把曾山給救出來。這個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曾山傳》裡面就有。我們看，這是為了保住一個甚麼國家機密吶﹖就是為了保住這個黨和日本侵略軍和日本人暗通款渠的漢奸機密。
所以文革還陰差陽錯地和抗日戰爭發生了關係呢。
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 - 就危害性說 中共超過法西斯
很多關心文革的朋友們經常問我說﹕「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在日本講課的時候，很多學者也問我說﹕「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也感到非常慚愧，因為中國政府從來就沒有一個公開的數字說，文革中間有多少人死於非命。
那今天的學者，尤其是海外的學者，真是在非常艱苦的危險的環境下進行這樣的統計，比如說這裡是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博士，她就從北京在文革初期學生打老師、殺老師的事件一個一個採訪，多少年一個一個積累，至今，獲得名字的，也不過是一兩千人。
那麼根據海外學者的估計，根據我們所知道的一些流傳出來的絕密文件，大概是兩百八十萬左右確定死於非命。而間接受害至死的人數難以精確估計。中國在抗戰中間的陣亡將士，大概在一百七十萬到兩百萬左右。那你看看，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的人數是大大超過了我們在抗日戰爭中間的陣亡將士和那些將軍。這又是一個兩者關係的簡單對比。
我們絕對不能說僅僅是對外的反法西斯主義，尤其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教科書，只是把這個世界分成兩極，一極是對的，一極是不對的。或者說，一極是共產主義，一極是資本主義。實際上，中間還有法西斯主義，這個共產主義本身也有很多法西斯主義的因素。就危害性來說，共產主義超過了法西斯主義。
中共的恐怖主義、法西斯主義活動
那麼第二個問題我就想講一講就是，即便是在和平時期，即便是在六十年代的文革期間，中國共產黨做了些甚麼﹖它有沒有恐怖主義的活動﹖它有沒有法西斯主義的活動﹖
我是一九四九年生的，也就是說和這個「紅色共和國」是同齡人。我們大家都知道�，像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接受的教育是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美國人民、台灣人民，當然最後我們發現其實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就是我們自己……文革中間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事，就是我們這些年輕人中毒實在太深，當時我真認為美國的黑人在大街上餓得不得了，都等待著我們把自己僅有的二十九斤的定糧送給他們一點， 去拯救他們的生命。現在想來正是太好笑了！
我想介紹一下有關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直接指揮和煽動的恐怖主義活動，從六七年的中國大陸講到周邊國家。首先，北京紅衛兵在一九六七年掀起了一股對外國使館「打砸燒」的恐怖活動：在狂熱的外交路線的影響下，他們6月18日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7月3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了印尼駐華大使館。到了8月22日，他們竟然把英國的代辦處給燒掉了！他們非但燒掉代辦處，還把英國的臨時代辦—他們的大使唐納德.霍布森，拉出來批鬥，還要求所有的英國代辦處的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像鞠躬「請罪」。這完全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時期佔領美國使館的恐怖主義活動一樣。而8 月23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竟然這麼報導：
「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1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給予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這不是在公開鼓勵恐怖活動又是甚麼？
在座的可能有從香港來的朋友，大家可能還記得香港文革中的「六七暴動」，這個「六七暴動」前期都是周恩來批准的，後來鬧得不可收拾了，他才出來講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
六七暴動就是在香港的中國銀行掛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搞個人崇拜，煽動罷工，要「解放」香港。最後在香港軍警採取行動以後，它們就採取路邊炸彈戰術，這就是現在伊拉克路邊炸彈炸死很多美軍的這種恐怖活動。如果你追溯伊拉克恐怖份子的戰術來源，恐怕這種城市游擊戰，中共還是創造者之一。這種路邊放炸彈炸軍警的戰術，一直到在香港北角炸死了一對七、八歲的姐弟，才引起了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極其反感，最後被阻止了。(待續)
解密歷史罪惡 宋永毅論中共法西斯化
宋永毅在芝加哥反法西斯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會的演講
為甚麼文革與抗日有關係﹖
大家可能覺得比較奇怪，今天一個搞文革研究的人怎麼到紀念抗戰勝利的會議上來作演說﹖我覺得還是很有關係的，我想講一個與我自己有關的事。
二零零三年，我應日本一些大學的邀請，去講文革，題目是「在文革中被人們遺忘的大屠殺」。我在東京大學歷史研究所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有幾個日本的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你們中國人對南京大屠殺一直揪住不放，你們認為是三十萬人，而日本的學者一直認為這個數字被誇張。那麼你們的政府、你們中國人為甚麼對文革中間發生的這些大屠殺現象，至今不肯承認，而且至今掩蓋這個歷史，你自己九九年回中國去蒐集一些紅衛兵小報，竟以盜竊國家機密被關了半年。」
我當時聽了這個問題也是悲從心上來，我實在是覺得很慚愧，因為一個民族、一個政府，如果對自己的這段黑暗歷史，沒有一個起碼的勇氣去回顧、去承認，那你怎麼去理直氣壯地指責另外一個民族，指責另外一個民族的黑暗歷史--對你的大屠殺呢？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人數，中日雙方是有爭論的，中國政府說是三十多萬，日本人說絕對沒有這麼多。那麼我們今天就假定說，以東京審判的數字，二十萬，或者說「至少」二十萬來算--這是一個比較有國際權威的一個數字。那麼殺二十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個甚麼樣的概念﹖
我告訴你，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到十二月，在廣西就由於中共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命令，殺了差不多二十萬人！當時廣西有兩派，一派是反對廣西的掌權者，中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造反派叫「四一一」，另外一派是支持他的保守派叫「聯指」。反對他的那派因為沒有武器，為了自衛搶劫了一些援越的槍，結果韋國清就在中共中央的同意下，調動廣西軍區的軍隊，對「四一一」派進行了大規模長達六個月的「武裝剿匪」。
現在有兩種官方檔提到了這次大屠殺：一是現在你可以買到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年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公開的「內部出版」物。同時它還有一個「內部絕密版」。幾年前參加寫內部絕密版的作者把這個東西帶出來了。這裏面說：在這六個月中間，由軍隊和「聯指」的武裝民兵殺掉了「四一一」派和所謂的「階級敵人」近二十萬。這是一個非常確切的數字，大家可能知道鄭義先生寫過一本書叫《紅色紀念碑》（臺北華視文化公司1993年出版），就是講的廣西在文化大革命中間的吃人事件。這就是在這樣的大屠殺的背景下發生的。所謂的「吃人」就是把「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的「階級敵人」，連同他們的家屬，從剛出生的嬰兒到老人全部殺光，而且還吃他們以示「革命」。目前有名有姓的被活活吃掉的人就有兩三千人之多！
當然抗日戰爭中間日本軍隊也有過這樣的殘暴吃人的現象，但是不多。這裏我想提出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一個是異族，而且是在戰爭時期犯下的罪行﹔另外一個是在和平時期，是我們所說的「人民的軍隊」和武裝民兵在殺人吃人！
那在八十年代的整黨清理期間，就發現廣西殺人最多的，開除黨籍作處理的竟有四萬七千多人是共產黨員！因為武裝民兵、軍隊當然是共產黨員。這還是一個在《廣西文革大事年表》中公開的數字，實際數字恐怕遠遠超過。
現在我們可以把「南京大屠殺」和「廣西大屠殺」作一個對比了。你就會覺得﹕如果一個民族、一個政府沒有起碼的反省力：它不能正視自己的黑暗歷史，卻只指責別人，只出產「憤青」-- 憤怒的青年或憤怒的愛國青年，或者說叫「愛國賊」，是不是能解決大屠殺的問題？我絕對不是說日本是對的，他們絕對是錯的。如果「愛國賊」們只是攻擊和聲討一個惡魔，而忘掉了另外一個惡魔，而且是更現實的，在他們家裏的惡魔，而且他們在攻擊和抨擊國外的惡魔的同時，甚至還帶有一點對家裏的惡魔「討它歡喜」的這樣一種獻媚的姿態，那我覺得這樣的民族是很值得悲哀的。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親身感受，也是為甚麼說文化大革命與抗日戰爭有關係的原因。
第二個關係 - 曾慶紅之父所代表的中共漢奸機密
另外，文革還陰差陽錯地和抗日戰爭發生過關係。
在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活動中，還陰差陽錯地揭露過中共在抗日戰爭期間與日本侵略軍的暗通款渠的「國家機密」—其實是漢奸機密。我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和這個故事有關的檔是作為中共中央的檔收集在我們編選由香港中文大學2002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數據庫》裡的。
大家知道曾慶紅的老子叫曾山，他是中共的大特務，內務部長。抗日戰爭中他在蘇北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直接到上海、南京去和日本人談判，談判的主要事情是﹕讓日本人只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在文革中間，1967年9月造反派把這個檔案給衝出來了，就說他是個大漢奸，就開大會鬥他。結果曾山立刻打電話向周恩來求救。周恩來知道這是中共的高級機密，當場手書中央文件提出四點指示:
一、「對曾山同志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來定」。
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動，聽命於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干涉」。
第三、「外來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
第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後不准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周恩來是非常謹慎的人，所有的檔他都會通過毛澤東劃圈，可這個文件他沒有經過毛澤東，而是當場手書四條發下去，把曾山給救出來。這個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曾山傳》裡面就有。我們看，這是為了保住一個甚麼國家機密吶﹖就是為了保住這個黨和日本侵略軍和日本人暗通款渠的漢奸機密。
所以文革還陰差陽錯地和抗日戰爭發生了關係呢。
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 - 就危害性說 中共超過法西斯
很多關心文革的朋友們經常問我說﹕「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在日本講課的時候，很多學者也問我說﹕「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也感到非常慚愧，因為中國政府從來就沒有一個公開的數字說，文革中間有多少人死於非命。
那今天的學者，尤其是海外的學者，真是在非常艱苦的危險的環境下進行這樣的統計，比如說這裡是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的王友琴博士，她就從北京在文革初期學生打老師、殺老師的事件一個一個採訪，多少年一個一個積累，至今，獲得名字的，也不過是一兩千人。
那麼根據海外學者的估計，根據我們所知道的一些流傳出來的絕密文件，大概是兩百八十萬左右確定死於非命。而間接受害至死的人數難以精確估計。中國在抗戰中間的陣亡將士，大概在一百七十萬到兩百萬左右。那你看看，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的人數是大大超過了我們在抗日戰爭中間的陣亡將士和那些將軍。這又是一個兩者關係的簡單對比。
我們絕對不能說僅僅是對外的反法西斯主義，尤其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教科書，只是把這個世界分成兩極，一極是對的，一極是不對的。或者說，一極是共產主義，一極是資本主義。實際上，中間還有法西斯主義，這個共產主義本身也有很多法西斯主義的因素。就危害性來說，共產主義超過了法西斯主義。
中共的恐怖主義、法西斯主義活動
那麼第二個問題我就想講一講就是，即便是在和平時期，即便是在六十年代的文革期間，中國共產黨做了些甚麼﹖它有沒有恐怖主義的活動﹖它有沒有法西斯主義的活動﹖
我是一九四九年生的，也就是說和這個「紅色共和國」是同齡人。我們大家都知道�，像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接受的教育是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美國人民、台灣人民，當然最後我們發現其實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就是我們自己……文革中間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事，就是我們這些年輕人中毒實在太深，當時我真認為美國的黑人在大街上餓得不得了，都等待著我們把自己僅有的二十九斤的定糧送給他們一點， 去拯救他們的生命。現在想來正是太好笑了！
我想介紹一下有關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直接指揮和煽動的恐怖主義活動，從六七年的中國大陸講到周邊國家。首先，北京紅衛兵在一九六七年掀起了一股對外國使館「打砸燒」的恐怖活動：在狂熱的外交路線的影響下，他們6月18日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7月3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了印尼駐華大使館。到了8月22日，他們竟然把英國的代辦處給燒掉了！他們非但燒掉代辦處，還把英國的臨時代辦—他們的大使唐納德.霍布森，拉出來批鬥，還要求所有的英國代辦處的工作人員向毛澤東像鞠躬「請罪」。這完全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時期佔領美國使館的恐怖主義活動一樣。而8 月23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竟然這麼報導：
「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1萬多人昨晚湧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給予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這不是在公開鼓勵恐怖活動又是甚麼？
在座的可能有從香港來的朋友，大家可能還記得香港文革中的「六七暴動」，這個「六七暴動」前期都是周恩來批准的，後來鬧得不可收拾了，他才出來講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
六七暴動就是在香港的中國銀行掛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搞個人崇拜，煽動罷工，要「解放」香港。最後在香港軍警採取行動以後，它們就採取路邊炸彈戰術，這就是現在伊拉克路邊炸彈炸死很多美軍的這種恐怖活動。如果你追溯伊拉克恐怖份子的戰術來源，恐怕這種城市游擊戰，中共還是創造者之一。這種路邊放炸彈炸軍警的戰術，一直到在香港北角炸死了一對七、八歲的姐弟，才引起了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極其反感，最後被阻止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