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2007年，受某位朋友邀請，進行訪談後的逐字稿節錄。）

（畢竟是訪談後的逐字稿，我懶地再做整理，就先這樣丟上來。）

我念國中時，就很坦白地讓其他人知道我喜歡男生；或者，至少，有人問時，我會坦率回答，懶得用其他理由搪塞或迴避。我國二、三時所念的那個班有56個人，我認為至少有七個gay，彼此互相承認的就約有三到四個左右。

高中時，也是一樣，班上的人都知道我喜歡男生，班上也有人跟我彼此相認。嗯，或者該這麼說，有同班同學問，我就老實講；若是他人沒問起，那就沒必要特別提及。所以，也許，我不能說，班上的同學都知道「我喜歡男人」這件事。

我在國高中時，就常用男性泳裝或男性內褲包裝外的模特兒照片裁剪成書籤。大家看到這些健美男體書籤，就會問我是不是喜歡男生，我就說：「是呀！」所以班上同學都因而漸漸知道我喜歡男生。或許是我這樣公開，所以會有跟我一樣的同學也來跟我說他們也是比較喜歡男生。而也許我成績一直不錯。在一個成績掛帥的社會與教育體系下，成績不錯的學生比較不會遭遇到被欺負或被排擠的事。再加上那時候大家都忙課業，也不會有什麼衝突。不過，另一方面，也該說我向來特立獨行慣了，我很少在意，他人怎樣說我。

我高中時參加合唱團。我們合唱團不知為什麼，那幾年，gay(s)就特別多，大家都相處很自在和融洽。而這些高中時認識的朋友，到如今，我們一直都保持著聯繫，甚至可算是很好的朋友。

除成績與學業的事情外，我在國中唯一被老師體罰的經驗，來自於有同學密告我交女朋友。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清楚，當時到底是個怎樣的狀況？我導師說考高中很重要，不能交女朋友，邊打邊說「看我還敢不敢交女朋友。」

在高三時，我曾向校刊投稿，內容大致是關於喜歡一個學弟的札記體例文章，那時主編告知我，他還要問校方看看，以決定會不會刊登這篇文章。後來，這篇文章校刊並沒有刊登。我可以理解校刊不刊登文章的道理。反正是投稿，本來就有登或不登的可能，再加上我那時已高三，大學聯考就在眉睫，所以也就沒有想那麼多。

但我在國高中時，我並沒有讓家人知情。我是到大三升大四暑假，帶一個心愛學長回家度短假後；在某個晚餐時，我跟我爸媽說我很喜歡他，並說我是同性戀。但我父母的反應居然是這樣的：他們說，算命的很早就斷定我「性好男色」！算命那時我才四、五歲吧！我父母之後也並沒有特別逼我走結婚的路，或對我還抱持著會結婚的期望。況且，他們知道我在澳洲跟我男人已同居七年了；而我母親也見過我在澳洲的男人。不過，我父親倒還是一直希望我能有幾個小孩。

如果有親戚問我婚姻的事，我都會跟他們說：「再看看」。有時，不明究理的親戚如果一直問我婚姻的事，我爸還會跟他們說：「讓他自己去決定吧！」。我是在我弟當兵時，我才跟他講，我喜歡男生。但我不確定他瞭不瞭解這是什麼意思。另外，我弟在2003年結婚，我不確定我弟妹知不知道我的事，也不確定我弟有沒有告訴她？

在我親戚當中，我幾個堂弟知道我的事情，可是我想我的長輩親戚們大概不知道我的事情。雖是同一輩與同年代的人，但我大堂弟在知道我是同性戀後，他就曾說如果我不是他堂哥的話，他早就要揍我一頓了。就因為我大堂弟這樣的陳述，讓我驚覺到，年紀輕的人不代表就會對同性戀議題更為寬容與開放。

我們家的家族很大，我父母各有五六個兄弟姊妹。我們家族平常往來還蠻頻繁的，大家都會聊家族成員近況，但因為大家領域不一樣，也不是那麼清楚彼此生活與狀況。我認為，除我家父母親、弟弟與幾個堂弟之外，其他家族成員可能都不知道我的事情吧！

家族裡的人都知道我曾經在愛滋病防治機構擔任社工，喔，不是，他們都認為我是在做「志工」，是不領薪水的。他們大概也知道我讀社工雙學位，可是他們不知道什麼是社工。他們覺得我在愛滋病防治機構擔任「志工」，也沒覺得我怎樣。他們也（大概）知道我碩士論文是處理同性戀與愛滋烙印議題，可是他們也不曾多想或多問什麼。就像是我有親戚是讀化工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化工的那個部門做怎樣性質的工作。

我在大學社工系、研究所中，所有的老師也都知道我是同志，也沒有對我怎樣。我曾在東吳兼職，系所老師問我想開什麼課，我就說我想開「性傾向與社會工作」，他們也沒有反對，就這樣開課了。此外，我也有在專科兼「兩性關係」的課。在東吳和專科兼課時，有些同學還是對同性戀有些刻板印象或誤解。比如說，他們會說同性戀很噁心，那我就會跟他們說，「老師是同性戀呀，你們會覺得噁心嗎？」我在課堂上也沒有特別避諱。

我長久以來，一直都在我習慣，而且處在對性別議題敏感的領域中，因此並沒有特別經過世俗社會的考驗。我知道有些人在找工作時，可能因為在應徵工作時透露身份，就被刷下來；或者，行為被質疑，就沒機會了。因此，也有可能，在這狀況下，我所處的環境，對我都還不構成什麼挫折和壓力。

（這是另外一段訪談記錄的逐字稿節錄，主要問一些我在同志運動中打雜的經驗。）

問者：

談一談你在大學參加Gay Chat社團的經過。

蘭花楹：

當初就是台大哲學系的L先生覺得男同性戀為什麼都到新公園交友或打炮，卻沒有試著在不同地方見面或聊天。而且，他認為，台大裡面應該男同性戀不少；那麼，在學校裡的大家應該可以見面聊一聊，彼此認識，有個照料。於是他就到各社團辦公室、宿舍張貼廣告，邀大家在指定時間一起來聚會，彼此認識。這詳細情形，有寫在《同性戀邦聯》這本書中。那時我大四，參加了第三次聚會。那時候聚會在公館的「人性空間」（一個有和室地舖的平價茶藝館）。聚會的人覺得應該可以做點事。我那時候就邀在社工系一起修課的某位同學，畢竟我知道她對同性戀議題也有興趣、而且相當有才能。最後，我們三個人就成為當時仍是地下社團的基本幹部；後來成為正式社團之後，由那位女同學擔任社長。

問者：

依照這個同志運動史年表來看，你們在1993年成立為正式社團。

蘭花楹：

等一下，我看一下…..對，我們在1992年就組成Gay Chat團體了。

問者：

成立成正式社團不久，你們就上了「台視新聞熱線追蹤」的專題了。

蘭花楹：

對。

問者：

在加入GC之前，你也有加入其他社團嗎？或那時候你有讀女性主義的書嗎？

蘭花楹：

我在大二的時候，擔任某地區校友會會長，那時候就有人知道我的身份了。我那時候並沒有接觸過任何女性主義的書籍或資料。

問者：

你可否看看這份年表，有哪些活動你有去參加？

蘭花楹：

1993年12月28日的「誰來關懷同性戀人權公聽會」、「台大GC和婦女新知一起抗議愛滋防治文宣污名女性」；

1994年整年我常參加「中央大學STING讀書會」、八月參加誠品書店舉辦「男男女女新文化」同志藝文活動週、我在《同性戀邦聯》中有寫過文章；

1995年第一屆校園同性戀甦醒日、偶而參加幾次「全國校園同志團體聯盟」的會議、同志夢公園活動；

1996年同志協會我曾參加過幾次會議，2月23日台大校門口舉辦的「同志嘉年華抗議舞會」、四性會議兩屆我都有參加…..，

其他只要我有空或我在台灣，我都會參加，像是同志遊行或是募款晚會等。

問者：

這些早年的同志活動，你有戴面具嗎？

蘭花楹：

沒。

問者：

你為何不戴面具呢？

蘭花楹：

一則我不是要去台上講話的人；二則，我覺得喜歡同性是很自然的事，我個人沒戴面具的需要！我是那種「要是沒有事前準備，上台講話就會說不出話來」的人，自然也不會有人邀我上台講。另外，我個人比較沒有曝光壓力，我不認為帶面具有迫切的需要性。

問者：

你如何看待，在活動中要戴面具的人？你曾經聽聞「戴面具的是同志，不戴面具的就不是同志」這樣的說法嗎？

蘭花楹：

我會尊重不同人的不同觀點，這部分我不便評論。

問者：

你可以理解有人必須要戴面具亮相的道理嗎？

蘭花楹：

我可以理解有人有戴面具亮相或參加活動的道理與必要性。這部份，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畢竟，對某些人而言，戴面具是種抗爭時的手段與必經過程。況且，這也是一種累積現身資本的一種方式。我個人認為，隨著現身資本的累積與增加，個人與團體會慢慢摸索與找到一種不帶面具的自信，或戴著面具參與活動時的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