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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整理  張淑伶

看未來，要有深度才能抓得住變化的關鍵與問題的核心。站在國家財政的角度，少子化、高齡化社會的確是我們很大的挑戰，但並不是完全沒有因應的辦法。

「社會安全」支出 超過其他項目

台灣早期的政府支出，國防安全占最大部分；後來進入經濟起飛的年代，經濟建設支出變成是最大的；民國80年代後，社會安全的支出已經超過國防、教育等項目，成為國家財政支出最大的部分。

談高齡化社會一定要同時看少子化趨勢。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5歲以下人口，這個趨勢繼續下去，可以預期，社會福利及醫療照顧等社會安全支出會持續攀升。

由於世代斷層，隨著退休的高齡人口增多，一方面社會生產力會往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課不到他的稅，因為沒工作就沒主要收入，而且退休金的免稅額度較高；這一增一減雙向作用，財政短差就拉大了。以國家財政來說，如果錢不夠，勢必得想辦法增加稅收，那麼，錢從哪裡來？

「有能者課不到稅，無能者繳稅」的弔詭

「加稅」本身就很讓人討厭了，全球化衝擊之下，加稅又變得更加複雜和不可行。因為經濟活動的生產要素中，只有土地沒辦法動，其他如人力、資本、企業在全球化中都快速移動，譬如台灣很多資本家移往中國大陸或其他低成本的國家設置公司，那台灣政府就課不到（或課不夠）這些有錢人、賺錢企業的豐厚稅金了。

結果會怎麼樣？政府只能針對那些跑不掉的、社會中較弱勢的低技術勞力或知識不夠的人來加強課稅，造成不公平。這種現象已經在發生，這還不只是國家有沒有錢的問題，而是社會不公的問題。

租稅改革方向   兼顧公平、魄力、遠見

為了避免稅制不公的情形惡化，租稅必須改革。改革的困難度很高，牽涉到的利益很廣、很複雜，可是又不得不改，所以才會在去年6月成立「賦稅改革委員會」。

大體來說，改革的方向有兩個。第一，必須取消不合理的減免、優惠措施，譬如公教人員18%的存款利率、某些企業減免等，這些各式各樣的規定存在於100多種法令裏，所以改革起來很複雜耗時。

立法院今年初三讀通過降低遺產稅，遺產稅是典型的富人稅，降低後對財政收入當然有影響，為什麼我們本來是要為國家找錢，卻弄出一個減少國庫收入的政策？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租稅改革是超乎想像的困難，背後有太多利益糾葛。

提升營業稅 是不得不走的路

第二，稅目與稅收要配合未來發展。我們國家的稅目主要分為「所得稅」、「消費稅」（即營業稅）、「財產稅」（如土地、房屋等稅）三大類，目前最主要的來源是所得稅，但是看其他國家的例子，往「增加消費稅收入」改革是不得不走的路，只是要有配套措施。

歐美先進國家有些營業稅在10%以上，台灣只有5%。當然，如果提高營業稅，民眾一樣會反彈，而且有人會擔心產生通貨膨脹的問題；其實可以讓不同商品有不同稅率，譬如規定民生用品的營業稅率較低，用「差別稅率」來抑制通膨。

解決國家財政困境，任何改革都要付出代價，也會產生新的問題；但是面對全球化影響和社會發展的未來，不得不思考去改變。

全球化當然也有好處，就是使用資源時有更多選擇，台灣也因為全球化而有機會躍升，並在競爭下更有效地使用資源。今天既然選了一條路，就要集中精力去解決相關問題，可是我們的政治人物太短視，只關心下一次選舉，看不長遠。

健保不漲才是違法

高齡化社會下，健保的負擔更加沉重。現在全民健保的財務壓力很大，事實上當初在法令條文上就預留伏筆，說國家財政有困難時，可調漲健保費。現在健保的保證金早已低於安全範圍，不調漲反而是違法的。

一遇到健保要調漲，立委就開始質疑台北市政府還欠健保局多少錢、藥價黑洞這些問題；一件事情總是有很多面向，暴露出這麼多問題也是好的，可是你不能要求這些問題都解決了才准健保費用調漲；台北市政府欠錢問題如果有那麼簡單，編個預算來還錢不就好了？就是沒那麼容易解決嘛！每個問題都很複雜，可是大家不能耗著等國庫乾涸。

稅有分「稅率」和「稅基」，在不調整稅率的情況下，表面上沒有加稅，但可以擴大計算稅賦的基礎（額度）來增加稅收。

同樣地，保險費也有「費率」和「費基」兩種工具可運用。過去健保費只以薪資所得作費基計算，後來則納入不同所得來源（譬如稿費、演講、股票利息等收入）作計算的基礎，這就是所謂「二代健保」的構想；儘管如此，健保仍面臨很大的困難，調整保費是不得不然。

社會變化不是像天災，一場颱風產生的災害立刻就展現在你的眼前，不馬上處理不行。台灣邁向高齡化社會，從「數據」到「事情發生」，政府總是認知遲延；即使早有對高齡化社會國家財政問題的預警，因為對當下執政壓力不大，通常政治人物都不去處理、不想得罪人。

學者就是要幫助政府和人民看見未來，但改變的關鍵還是在於政治人物有沒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