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鄒景雯／專訪


新政府上任後台灣的政治經濟情勢未能穩定，引起社會極大疑慮，前馬蕭團隊重要成員詹啟賢受訪指出，民主政治產生的領導人所做的事都必須符合民意，如果不能及時調整，讓人民擔心不安，就可以換人。因為台灣人民已經看過兩次政黨輪替，民意會表達意見，「你不按我的意，你忽略我，就是下台！」


記者問：很多人很好奇，新政府在組閣過程，你斷然離去的理由為何？包括蕭萬長、胡志強企圖挽留都沒用，為什麼？


詹啟賢答：去年我毅然的參加馬蕭競選團隊，出發點是認為台灣發展至今，二○○八走到了一個分水嶺，我個人以為，過去的方向與作法有問題，必須要改變，要能走入一條正確的路，需要政黨輪替，若只是換個總統，並不能改變事情，因為這是一群人，而國民黨支持的人是馬先生；所以不是為了馬先生，而是我要台灣走入一條正確的道路。


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後，這個司機開得好不好？技術怎麼樣？這是另一回事，這點可以由老百姓決定，司機不好可以換司機，民主政治就是這樣，但倘若路走錯了，就回不了頭。若不是政黨輪替，今天很多事不會翻出來，而新的政府將來走得好不好，大家可以公評，做不好可以再換。


至於上路後，自己是不是團隊一份子，這是第二個考慮。當然，如果有適合我的，我可以發揮的，而且人家需要我，我當然樂於服務。但若不適合我，或人家另有考量，沒有關係，前面與後面沒有必然的關係。現在回想，我當初離開的決定沒錯。他們要我擔任的角色，我沒辦法發揮太多，所以不要。


問：但是外界都知道你原本內定是行政院副院長，為何變卦？


詹：外界是這麼認為，我也覺得我可以做點事，但是他們又有他們的考量，我給予尊重，這中間沒有討價還價的。你問我感覺，我平實講，那時沒有進入政府服務，當然是一遺憾，但對我個人是否是損失？那不見得。


問：馬先生最近提出兩岸之間是地區對地區，不是國家對國家，你認為兩岸關係應如何定位？


詹：選舉時候他提的，那就是保持現狀，不統、不獨、不武，我很認同，他現在怎麼樣？我不知道。


問：選舉時，據知你與他就此有不少討論，他對另半邊人的思考很陌生，你也提了不少意見？


詹：是，我們的討論就是維持現狀，我也藉那種機會，把另一種聲音讓他聽到，當時他也聽了，至於說他消化了多少？上任後又有哪些影響？後來我不在團隊中了，所以我不知道。


方向怎麼調整 還有很大空間


問：你會不會認為，一個人從小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乃至他個人的信仰、意識形態，是很難改變的？


詹：這個問題不是不可能，或許需要多一點時間，因為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他終究要去體認到他負責的權力、真正的想法是什麼？他必須要去考量到這些，他逃不開這些的。喜不喜歡、高不高興、懂或不懂，民主政治這些聲音終究會讓他自己變，因為民主政治產生的領導人所做的事都必須符合民意。


問：你認不認為，與其去相信政治人物，不如台灣人民自己覺醒，你對台灣人有何建議，當看到政治人物不令人滿意時該怎麼做？也就是公民社會的形成！


詹：公民社會是一步一步來的，公民社會講得最頭頭是道的是歐洲，這與他們民主的過程有關，台灣在亞洲來講算是前面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超過日本，但距離成熟還很遠。公民社會是民主政治之後，經過民主政治的蛻變，民主政治的缺點，民眾也看出來了，為了彌補民主的缺點，因此產生公民社會，早晚我們也會發展。


問：你一開始提到路的正確很重要，但是這條路走到現在，很多人很恐懼，這是你所期待的路嗎？


詹：對！很多人是很擔心。我覺得，才三個月，他怎麼去調整他的步伐與方向，我想還有空間。這就是我講的司機開得好不好？會不會太靠近懸崖，讓乘客們擔心？或是他開得四平八穩、剛好開在中間？大家可以檢驗。真的有危險，可以換啊！


問：這司機有四年保固期，怎麼換？


詹：是沒錯，但民主政治不會只有一個力量。


問：問題是現在的體制包括國會、罷免、公投全被卡死了。


詹：還有媒體與民意，例如民意機關、民意代表會尊重他們的選民。明年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就是一個期中考驗。


問：但這牽涉到結構性問題，國民黨掌握四分之三國會，他們在地方有組織，最重要有黨產！


詹：黨產就我的了解，作用已經不大了！民意的部份，現在台灣的民意根本就不怕什麼威權，因為已經看過兩次政黨輪替，民意愈會表達意見，你不按我的意，你忽略我，就是下台！


全民總統作法 馬陷迷思錯亂


問：過去朝小野大，我們認為造成政治不穩定，現在已經一黨獨大、一黨負責，照理權力相對穩定，但這三個月卻並沒有讓人民安心，你怎麼看？


詹：要說就要說實話，這點以後再談。


問：社會的分歧走到今天未有紓解，你認為我們的政治文化應該如何提升？


詹：這部份必須加強，我認為應該由總統帶頭去做。執政後，在政府與一些職位的安排，國民黨有相當意見，這可以理解，馬先生希望做到的是全民總統，這也對，可是我覺得他在詮釋與貫徹全民總統時，邏輯上、作法上可能陷入迷思。


全民總統是無庸置疑的，在施政上必須照顧所有的人，不管他有沒有投票給你，因此政策是全民的；而你的執政團隊可以是你的政黨為主，做得好不好，你的政黨才可負責，這也是權責分明，若此，前面的這段衝突應該會沒有。


他應該強調的是，政策如何讓全民受益，並在藍綠對抗中怎樣去磨合，如何提出願景，如何去當這個橋樑，這些他都可以做，這與誰來擔任什麼部長無關，但是他在這方面好像有一點錯亂。


問：你又如何看待社會的信任問題？例如三一九事件，你是當事人，卻不被信任，國民黨中常會如此這般，有何感受？


詹：這件事到今天，與四年前比起來，已經很多人可以客觀看待了，如果還有人用有色眼光，可能有兩個因素，一是他們不認識我，因為我過去在南部很低調，他們認為我服務醫院的董事長是綠的，所以一定怎麼樣，他們不知道我與許文龍是專業的關係，沒有主從的關係，而且沒有政治的關係，如果有的話，這八年我不早就透過許多關係去當官了？


其次則是資訊上，媒體沒有充分的提供，以致先入為主。所以真調會成立時，我是很歡迎的，二次真調會的主委是王清峰，她來我們醫院與我及我的團隊談過很多次了，我們把資料給她，她也做成了報告，這報告是幫我們洗清了，但是這個報告並沒有完整的在記者會中說清楚，所以有些人還是這個樣子。


現在的特偵組又重啟調查，也跟我談過了，我一五一十又說了一遍，我拜託他們如果能弄清楚誰是真正的兇手，那最好，沒有人比我更想弄清楚，因為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我，因為我與我的團隊是沒有利害關係的人，卻無端被捲入，到現在還在背這包袱。如果兇手無法查清楚，至少也要把我醫院這段交代清楚，讓社會都知道。唯有如此，才能讓我的同事坦然面對親友，也可避免以後還有人以此做為鬥爭我的藉口。


同時，我也拜託特偵組將來的調查報告，把有沒有那個「小護士」講清楚，當時我就說沒有，我還提供獎賞一千五百萬元，到現在還沒人領。


問：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就要對人格徹底不信任，這是很悲哀的事情，這個社會該如何建立互信？


詹：確實如此，如果要破除這個，可能我們要產生一個真正在政治上、人格上，能夠弭平兩方面差異，而且他要有強烈的人格特質，讓人家確信不必去懷疑他，如果能產生這樣的政治人物，問題會解決大半。


過去美國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在尼克森時達到最高點，因為水門事件，也因為整個國家社會對政治人物不信任，後來選了一個他們認為可信任的、人格完整的，就是卡特。這也是市場取向，否則一個南方的州長，怎麼會出線？人民需要，民主黨就去找出這個人來。後來他伊朗的問題解決不了，社會需要一個解決問題的人，於是共和黨的雷根就出來了。所以對民主、對老百姓要有信心。


能被信任的人 方可領導國家


我在美國待了十六年，美國讓我安心，就是美國自我調整的能力很大，國家發展到哪裡，遇到什麼問題，老百姓就會去選出一個解決問題的人。現在台灣老百姓認為可信任的人不存在，即使有，也做不了事，所以，如果我們能找到能信任的，他又能做事，就可起帶頭作用。


問：離開馬團隊後的近況，做些什麼？


詹：在發生ＳＡＲＳ、禽流感一連串事件後，加上世衛希望各國自行掌握疫苗，這個問題成了國家安全問題，當初國安單位認為兩岸這麼近，往來如此頻繁，過去也發生過這麼大的事，因此不僅是健康安全問題，也是經濟安全問題，李明亮因此在二○○七年到任國光生技公司董事長，也與世界大廠合作建廠，但是後來增資失敗，工程因此停頓，外國技術人員也撤回，今年六月三十日前若不處理就將破產，因此他拜託我來接，我於是負責去籌資、辦銀行聯貸，把公司穩定下來，若是酬庸，來這種公司幹嘛？但我覺得這事情有意義，有挑戰，若做得好，對人民有益。


另外，我接受上人的邀約，在慈濟當醫療委員會主委，我認為慈濟的醫療與教育體系這麼大，這不只是慈濟的，這更是社會國家的，應該永續發展下去，因此要建立制度，要有強健的經營團隊，上人同意了，這些都是我可以發揮的，所以我願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