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利用週末去奈良的天理大學參加學會。其中，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位發表者以「<台灣的少女>vs<愛奴的少女>---日據時期台灣女作家黃鳳姿與愛奴女作家知里幸惠之比較考」為題，分析當時兩人的作品為何被日本當局高度重視的原因。發表者以為其中有部分原因，應當由於鳳姿與幸惠兩人皆為「國語(日語)流利的異族少女」，在日本當局為了推行日語教育與文化政策的考量下兩人被特權化，成為最佳宣傳範本。

二十五分鐘的發表完後，某位在日本台灣文學界具有高度知名度的日本「大老」當場自以為良心發現似地駁斥：「以我個人與黃鳳姿女士相處的經驗，她出身台灣高知識份子家庭，以台灣人的高度自尊心而言，要是讓她本人知道你拿她跟連自己文字都沒有的愛奴人做比較，她應該會當場發飆吧。」

另一方面，晚上的聚餐裡，出版知里幸惠遺稿的某大出版社社長大概是不想被「大老」比下去，自以為站在幸惠的角度半醉半醒地評論道：「1940年代的台灣畢竟只是個日本的植民地，怎能跟已屬於日本本土一部份的北海道相比﹖！」

腦中盤旋著大老的怒斥與社長的醉樣，也許，到底是該慶幸自己花對車錢，才能聽到如此珍奇的神經病式右翼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