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是近年來不少知識份子奔走鼓吹的理想。由於過去台灣教育制度中的升學主軸，以升學與分數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壓抑了許多學生的創造力與天賦。尤其在「知識經濟」成為主流的歷史階段，台灣若要擠入已開發國家之列，必然需要大量具有知識開創性的下一代。因此推翻填鴨式教育，成為國家轉型過程中的根本與當務之急。

台灣教育改革的目標是在推翻制式教育，打破傳統由上而下單一論述以及強調背誦與練習的教學方法。教改只是一個總稱，其下尚包括多元入學、教科書解禁、九年一貫等次項目，分別處理傳統教育所導致的升學導向、思想封閉保守、與國中小學課程不連貫的現象。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如英語教育、電腦網路教學、母語課程等帶學童走向「全球在地化（glocalzation）」以提高競爭力的教學計劃。

然而在教改正式實施之後，卻發生了生怒師怨的現象。指導教改的知識份子不但不放下身段傾聽怨訴，反而將之視為過度期的陣痛，一付「只有我們這些留過洋見過識的知識份子才有資格決定教改走向」的模樣。若沒有2002年教師節基層教師的走上街頭，那些格別人命卻不格自己命的「教育改革者」至今可能仍躺在象牙塔裡作著「教改會帶來活潑自由有競爭力的下一代」的春秋大夢。

當教改被視為一種「專業人員」才能置喙的領域，則一國的教育改革走向就真的完全被納入少數人的手中。依照歷史經驗，一般人在得勢之後自然志得意滿，怎麼可能讓那些不專業的政客甚至草民的聲音作為決策考量過程中的重要資訊呢？就因為這樣，教改本身應具的活力，就被扼殺。這是錯誤的，教育改革原本就不是教育專業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這並非意指教改不牽涉到教育專業技術，而是說教育改革原本就是政治改革的一部份，甚至是與國家前途有關的政治性非常強的議題，凡公民不該置身事外。

教改的政治性有淺層與深層的兩種展現。前者是指教科書的一版獨大與解禁。世界上使用單一套國家編纂的教科書的「自由民主」國家並不多，台灣是其中之一。也由於台灣長期以來國民黨獨大的政治環境，教科書中「可說」與「不可說」的材料很明顯地由「忠黨愛國」的知識份子甚至特務人員把關，其中不僅對某些獨夫進行浮誇的歌功頌德，最重要地從教科文本中傳達的某些政治立場，成為執政者最佳的洗腦利器。因此，對於後起的政治反對者而言，這種教學場域中的陰謀，必然是不除之不快。

然而可笑的是，儘管現今已解禁教科書，但是卻出現更多教科書。一言堂已被踢倒，卻出現更多以獲利為首要考量的「教科書」出版者。教科書的解禁應當是廢除教科書，而不是提供讓教科書繁殖與演化的環境。最扯的是，當文憑這個主要價值仍舊存在，升學考試或評量制度未被廢止，即便「教科書解禁」這個冠冕堂皇的口號已然達成，所有要升學的莘莘學子便不得不讀遍雨後春筍的各版本教科書，以及源自各版本教科書的各版本參考書。書商被解放了，而學生的腦袋與生活不但未被解放，反而被一本本二三流學者堆積知識而成的教科書給牢籠住。

台灣教育的核心問題，一直以來都是源自文憑崇拜與升學取向這兩個事實。文憑崇拜是社會的問題，而升學考試則是教育制度的問題，事實上，兩者恰都有其政治因素。由於台灣社會源自古代中國，因此與古代中國一樣，文憑與考試是社會階級流動的主要動力來源，因此一個中下階級的老百姓若想「向上提昇」，就必須自己努力或積極培養下一代，以完成「成功」的美夢。

自唐朝開始的科舉取士，美其名是大開朝廷之門不分階級貴賤地舉才，然則事實上卻是專制政權以此一方法鞏固廣袤國土中的芸芸百姓思想：一方面考試主要仍以儒術為本，二方面辯才高思想深的學者被養入宮廷，於是皇帝扎扎實實地網住了整個國家的知識庫，也因此掌握了整個國家。

不知該說可悲還是可笑，自從科舉制度創制，百姓似乎都覺得這是公平的方法。即便從此知識份子大都是皇帝的鷹犬或寵物，即便從此籠罩了中國政圈中文人相輕、朋黨互鬥的黑暗，大家都覺得這是「公平」的，因為「人人有希望」，就好似樂透彩券。而台灣（其實也包括大陸）的升學聯考，在兩岸受過千年專制奴役的人民的認知之下，竟和科舉一樣，被視為是「不公平中最公平」的。的確，若從社會階級的角度來看，考試是最公平公義的一種取才方式。因為若只以甄選或推舉，則上層階級相護的情事，將阻礙中下層有心努力翻轉命運者的道路，劣幣驅逐良幣。

但是，考試這個概念的公平性卻是相當抽象的，因為考試還有許多形式。例如，應該如古代科舉一般以作文深論來評分，還是要以有標準答案的題目卷來測試學生的知識程度。由兩種不同的考試內容所拔取的人才就會完全不同。

有人以為，為了公平中再求公平，自然是以有標準答案的考試方法為佳；因為分數會講話，它能顯示一個學生的努力程度。這種想法我無法茍同，因為我認為作文與申論才真正能測驗出受試者的知識程度、分析組織、與創造想像能力，但相對地也會測出閱卷者的心胸開放程度。而台灣當前就是為了害怕想法狹隘的閱卷者破壞考試的公平性，因此越來越輕視作文申論的重要性，甚至以抒情文為題目，根本就是捨本逐末，不僅無法培養學生的基本議論文與說明文寫作能力，更壞了一般人的寫作興趣與信心。所以，在「防弊」的前提下，台灣升學考試內容主要由「具標準答案」的題目所構成。

於是乎，為了「公平公正」，教科書的重要性增強了。更精確地說，是學生能操弄教科書中數科原理和背誦課本中那幾課課文，成了教育的目的，也是繼續升學的金鑰匙。但是，這些知識的刺激與訓練資源，卻都集中在大型城市中。補習班，明星學校，參考書，不僅吸走家長許多金錢，更強化了城鄉差距的不公。

不公，不是不公平，而是不公義。以升學而言，台灣各地的學生都具有公平的管道，只要你報名，你就可以考試，只要你分數高，你就能升學；這的確公平。但是，資源聚集的不均，為這個表面上公平的機制，蒙上一層不公義的陰影。尤其是鄉村地區，若一個小孩在這裡出生與成長，那麼他所獲得的正式教育與享有的教育資源，絕對不會和城市小孩一樣，更甭說英語與電腦教育了。

陳水扁一直是傳統聯考制度的代言人，雖然他的政策傾向教改。也因此陳水扁從三級貧戶，經過聯考，成為律師乃至總統的傳奇故事，讓許多在這次教改風浪中受到挫折的學生與家長反而懷念起聯考制度。然而他們卻沒有想到，在陳水扁成長的那個年代中，無數的農村子弟當中，有多少人能如他一樣幸運且成功地向上爬去；相對地，城市孩子卻在後來成為中上階級的主要構成份子。這樣的事實，並不代表城市小孩聰穎過人，而是他們有太多的資源是農村孩子所想像不到的。在這種不公的大環境之下，聯考還能被稱是公正途徑，那才有鬼。

更恐怖的是，那些在媒體上發出對教改不滿，甚至想扭轉乾坤回到聯考時代的家長或學生，可能大多是城市公民，因為他們的既得利益在政策的變化之下被削減了，他們因為教改所受到的衝擊會比原本就沒有教育資源的農家來的大。可是我相信，當他們發出這些不平之鳴的同時，他們並未意識到這島上還有一大群因為地理不公而被聯考放逐的孩子，他們住在距家方圓幾十里內只有私立高職或專科的世界，當他們沒考到高中第一志願，就會被送到這些技職學校去學技能，更糟的情況是，經濟環境惡化時，首當其衝的農家子弟，必須半工半讀地完成學業，甚至遇到因繳不出學費而被校方勒令記過的場面。因此，聯考的廢除絕對有其政治意義，而且是有利於拉近城鄉差距的政策。

只可惜，現在這波教改，不僅未改革掉過去因地方資源分配不均而導致的不公，甚至變本加厲，拉大了城鄉之間的距離。所謂提高下一代競爭力的教學，只不過提高了容易觸及英語師資與電腦設備的城市學童，在未來佔領高等教育空間與白領中上階層的機會；而鄉村小孩，則仍因為後天資源的缺乏，聯考管道縮編，又沒有布爾喬亞式的特殊專長（長笛、圍棋、英語等等），結果與台灣社會注重的文憑無緣，只能繼續當社會進步過程中的無名「英雄」。

目前質疑教改的聲音，很多是來自對其技術上的缺陷的指點，例如聯考與甄試的比例應該為何、平時成績的評量是否過於困難或刁鑽、教科書中的疏漏錯誤、乃至九年一貫的學科大變風讓國中教師無所是從。其實，這些技術性的問題都是可解決的小事，只是用來彌補所需的時間與資源多寡不同罷了。相較起來，更為基礎在政治層面上的資源分配不公問題，才應該是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標。

究其竟，台灣教育改革中的大石頭，就是文憑崇拜與對人的不信任，這兩個社會價值深深地宰制著各階層學生的命運、掣肘著想推翻此一結構問題的教改理想者。文憑崇拜，導致大家都想擠進高等學府，而資源有限，所以大家在聯考管道中擠破頭，發憤苦讀不眠不休地上補習班或留校自習，反覆背誦教科範本；對人的不信任，讓升學管道走向非人的方向，以標準題目與標準答案考試，測驗學生的大腦空間是否與電腦一樣可容納那些死板資訊。兩種價值相互纏繞成台灣所有學子的共同夢魘。

七十年代的台灣社會中，就經常出現反對文憑崇拜的聲音，然而這些聲音至今一直不曾停息過，暗示著文憑仍在台灣社會裡扮演重要的社會階層流動角色。事實上這是早期國家取才制度的不完善所致。

古代的科舉並不是升學考試，而是文官拔擢管道，也就是當今中華民國政府中考試院所舉辦的文官考試。然而在早期全台教育資源極度有限的環境之下，能夠考入國家機器作官的，通常是有受過完整高中職以上高等教育者。也因此升學考試與文官考試之間，距離並不大。加上當年專技證照制度不彰，許多具專業技藝的理容業者、廚師、土木水電工、裁縫等，都是來自傳統社會裡學徒制度，沒有高等學歷，也沒有國家認證背書，同時在經濟水準不夠高的時代裡，民眾對服務業的需求不高，所以經由特殊技藝以爬升個人社會地位或增加財力的機會並不大。於是就連專技人士也逐漸相信藉由考試升學此一公平途徑，的確可以達成階級流動的期待。

隨著國家經濟水準的提高，民眾對於生活素質的要求也漸趨增加，同時專業技藝領域的科技水平也逐年進步；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經過專業技術培育與認證的專技人才，絕對可經由個人的努力而達成自我實現，這其中包括社會尊重與財產積累。因此，相對於以往，這是一個可藉以從根改革的絕佳時機。國家機器與政客應該領導社會走向一個尊重專技，一方面提倡高品質與創造性的服務，一方面以國家機器之力進行專技人才的認證，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口號，成為社會現實，讓「知識經濟」的潛力，得到發揮。

怕只怕領導教育改革與國家機器那些從傳統升學系統出來的士子學者們，不甘屈居「四民之末」，只改革台灣教育體制的表面問題，而不願撼動那些鞏固自己社會地位的傳統價值；甚至還自以為唯有經由這場自己所領導的改革，才能培育出具有競爭力的社會。若真如此，只自大地把眼睛放在「英文普及率」或「網路架設率」這種枝微末節的數字或技術上，那麼這種忽視社會結構與政治不公的教改，實在不如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