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以一種最淺顯的說法，就是說故事，因此，每一部小說都會有一個敘事者，連帶地，也就引出了一個問題：誰說？

在Milan Kundera的小說《玩笑》中，故事是由路德維克、埃萊娜、雅洛斯拉夫、考茨卡等人的第一人稱敘事展開的。在這個悲傷的故事裡，透過他們的敘述，讀者發現，真相，特別是有關露茜這個「不在」(absence)女主角的真相，不但沒有獲得解決，反而更加撲朔迷離，讓人懷疑到底真相為何？

「到底真相為何？」這個疑問正是Milan Kundera在這部小說採取這樣的敘事手法（形式）所要傳達的訊息之一。

在之前的劄記中曾提到《笑忘書》採取了變奏的形式，將一個主題不斷地深入、挖掘，直到主題的核心；而在《玩笑》中，主題則是採取復調的形式，多種聲音同時進行，不同的聲音講述同一個主題，主題反而更模糊、更形遠去。

這便是第一人稱敘事的效果，儘管在這裡，第一人稱的「我」是由不同人構成的。

Susan Sontag指出：「要講一個痛苦故事的小說家總要在故事裡配備一些複雜的人物，讓他們慢慢地表現自己。通過一個不穩定一致的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觀點來展示人物的複雜性，還有什麼辦法比這個更巧妙更經濟呢？」（《重點所在》）

在小說的世界裡有一條心照不宣的遊戲規則，那就是讀者願意相信作者所寫的故事（事實），雖然這個故事（事實）不一定是真實的，這樣的規則在第一人稱敘事者的小說中更得到強化。讀者會認同第一人稱敘述者的作者（儘管故事中不一定是以「我」的方式出現），甚至會認為這個第一人稱的敘事者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因此在故事情節的發展上，便會產生一種村上春樹所說的「視線同化」的效果：「讀者也以第一人稱的觀點，亦即以和「我」同化的形式，目擊出現在眼前的事物，並一一體驗。」（《『《1Q84》之後～』特集》）

其次，相對於第三人稱敘事者的「全能敘述者」──上帝之眼，第一人稱敘事更容易營造出整個故事的懸念，因為第一人稱敘事者的個人視角是有侷限的，因此只能理解到自己看到的那一面，所以從路德維克、考茨卡的視角中，露茜呈現出來的都是不同的事實，這一點，對路德維克這一事件的主角來說，更造成了心理上更深的不解、懊悔與沉痛。

弗朗索瓦‧里卡爾(Francois Ricard)則認為，這種多重的第一人稱敘事，正是對敘事者「絕對權威」的罷黜，反映出所謂的真實「永遠只能是多重的，變化著的，如果不是通過這些變化和這多重性，根本就是無法知曉的」，「而這真實的本質，就像露茜“真實的那一面”，就像眾王馬隊的國王面孔，是永遠也不會被揭開的。」（〈關於毀滅的小說〉）

一個小說家對於敘事人稱的選擇，雖然有其主觀上的考量，但在客觀上則有實際的限制，有些感情範疇是只能用第一人稱來表述的，例如恐懼、悲傷等等主觀性的情感與感受，村上春樹就曾表示，在寫完《發條鳥年代記》之後，就深感「以後大概無法再以第一人稱寫下去了」（《『《1Q84》之後～』特集》），用Julia Kristeva的話說就是，這是一種「方法論的迫切需要」。

這一「方法論的迫切需要」可以解釋成，第一人稱敘事已經無法負載作者想要表達的內容（再一次，我們看到了「形式」先於「內容」）：Milan Kundera的作品中，只有《玩笑》和《好笑的愛》前兩篇是採用第一人稱敘事，之後，作者的介入就越來越明顯，而且越來越大膽，例如在《不朽》中，Milan Kundera不僅不滿足於第一人稱、第三人稱敘事，不只在小說中來來往往，大玩「作者無所不在」的遊戲（參見安‧德‧戈德馬爾對他的訪談），甚至直接投身於小說之中，讓讀者分不清楚何者為真、何者為假，解構了小說的擬真性。

最後，《玩笑》這一主題的復調形式也加強了路德維克此一主要角色的心理呈現：因為一個玩笑讓自己被下放勞改，又因為對露茜的誤解而悔恨。整個作品之所以透露出那般沉重的感傷與悲哀，也正在於第一人稱敘事所引起的「同化」作用。

「誰說？」，它決定了小說將給予讀者的情感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