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通常為了圓一個謊，我們必須再編出100個謊，之後，結果就越來越出乎我們原本的意料之外了。

一個教授，一個死纏爛打的小學教師寫的一篇不忍卒睹的論文，一個以你的過去來定你未來的罪的政權，讓「誰都笑不出來」！

一位小學教師花了3年的時間，寫了一篇有關19世紀一位畫家的論文，因為內容不忍卒睹，雜誌社屢次退稿也打發不了他，於是便請他去找主角，只要主角寫一篇推荐評論，雜誌社便刊登他的論文（或是讓他死了心）。

在一個令人愉快的夜晚，美女加上醇酒，主角在收到小學教師的信之後在陶陶然的氣氛下就答應了下來，等到發現內容一蹋糊塗時，卻也無法拒絕，於是開始編了許多藉口（謊言）來搪塞這位小學教師，沒想到謊言的雪球越滾越大，主角最後不但失去了女友、被叫到治安委員會去接受詢問，最後連工作都不保。

當我們遇到同樣不好拒絕，卻又實在無法實現的要求時，經常會想用說個小謊的方式來應付過去，但最終結局通常都不會太樂觀。

主角的女友問到：為什麼寧可編織那麼多謊言來搪塞他，為什麼不乾脆就寫一篇違心之論的推荐文替他說句好話就好了，撒一個謊總比撒那麼多個、還引起一堆麻煩的謊來得容易也省事，幹嘛這樣過不去呢？

主角的回答是：「在你的想像中，一個謊言跟另一個謊言是相等的，可是你錯了。我可以虛構無論什麼東西，盡情地譏諷別人，搬弄各種各樣的玄虛，開各種各樣的玩笑，我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撒謊者；那些謊言，如果你想把它們稱為謊言的話，就是我，就是我本來的面目；這些謊言，我不會用來遮掩任何東西，用這些謊言，我說的實際上是真理。但是，有些東西，提到它們時我是不能撒謊的。有些東西，我認識它們的本質，我理解他們的意義，我愛它們。我不對它們開玩笑。在這些問題上撒謊，就將降低我的人格」。

那麼，如果主角認為他撒的那些謊言都不算謊言，什麼才是謊言呢？是所有說假話的都是謊言嗎？謊言的認定是依據「說話者本人的意識」，還是依據「事實本身是真是假」呢（St. Augustine曾在〈論謊言〉裡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Umberto Eco以及Milan Kundera在他們的文章中也引用過這些區別）？如果為了救人，可以說謊嗎？如果說實話反而害了人，那是不是應該要說謊呢？

其次，為什麼對於這位小學教師的謊言不是謊言，對這篇論文的違心之論就是謊言？主角給我們的解釋是，因為他知道這些東西的本質與意義，這些對他來說是「重」的，他無法以一種「輕」態度來處理它們；但是，這篇論文對這位小學教師來說不也是「重」的嗎？當將別人的「重」以一種「輕」的態度來對待時，謊言的災難性效果就顯現出來了。就像主角剛開始還以為，這些謊言就像是一匹他駕馭的充滿種種新奇歷險的馬，人應該要騎上牠，「無畏地馳騁在奇遇的疆場」，但最終才發現，原來並不是我們在引導馬，那些歷險「是由外界強加給我們的……；它們拖著我們，而它們自己也不知來自什麼地方，被不知什麼樣的奇特力量所引導」。

那麼謊話必然導致這種災難性的後果嗎？那也不盡然，謊話不僅會產生一種災難式的悲劇性，也會製造一種荒謬的喜劇性的效果：作為《好笑的愛》的第一篇〈誰都笑不出來〉的對應故事，最後一篇的〈愛德華與上帝〉中，故事主角愛德華為了求得和信仰堅定的女友阿麗絲做愛，假裝自己變成一位虔誠狂熱的信徒，最後不但一償宿願與女友做了愛，甚至還因為為了圓謊而不得不堅持這個假象時，反而得到了女校長的「特別輔導」。信仰（以及史達林式社會主義的無神論）這個「重」的內容，於是在謊言這個「輕」的遊戲的戲謔中得到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