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究竟需要什麼﹖ 華爾街日報 香港時間2005年06月21日

歐洲病了﹐歐盟有些不適﹐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目前討論的各種藥方可能無一奏效。在歐盟憲法草案被法國和荷蘭全民公投否決後﹐讓歐洲統一的支持者倍感郁悶的應該並不是這份荒謬文件的遇挫﹐而是法國､德國等國領導對這場危機的反應。
法國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反應是任命德維爾潘(Dominque de Villepin)為新總理﹐這個輕浮的花花公子從未得到選民的大力支持﹐而且他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觀點是拿破倫(Napoleon)本應贏得滑鐵盧戰役並繼續統治歐洲。而德國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oder)只是在言辭中強化了反美情緒。令人難堪､而又一目了然的是歐盟領導層中不僅缺乏智慧﹐其固執和無知更是接近於愚蠢。正如偉大的歐洲詩人席勒(Schiller)所言﹐“有一種愚蠢﹐甚至連上帝都無能為力。”
歐盟如果希望能避免分崩離析的命運﹐就必須著手治療三大病因﹕
其一﹐歐洲試圖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完成太多太細的任務。歐盟的雛形──歐洲煤鋼共同体(Coal-Steel Pool)的設計師莫內(Jean Monnet)總是說﹐“要避免官僚主義。要引導﹐而不要命令。盡量少定規則。”他在歐洲極權主義時代（在此期間﹐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爭相對人類生存的各個層面實施統治）長大﹐並在後來的歲月裡對它深惡痛絕。莫內意識到﹐在歐洲的哲學和思想體系（見諸於羅素､黑格爾､馬克思和尼采等人）的深處隱藏著本能的极權主義﹐必須以深深植根於安格魯-薩克森人的個人主義精神的自由主義為武器對其進行全力反擊。
事實上﹐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裡﹐歐盟一直在走向一個相反的方向﹐成了一個極權主義猛獸﹐它制定的數百萬份法規文件侵入了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結果令人沮喪﹕布魯塞爾龐大的官僚機構﹐每個部門在各成員國的政府裡都能找到翻版。龐大的預算下是前所未有的腐敗﹐因此預算案從未獲得審計通過﹐目前已成為成員國納稅人抱怨的對象。最重要的是﹐對國家經濟的監管是建立在極權主義基礎之上的。
歐盟的經濟哲學迄今為止可用“趨同”一詞加以概括﹐目的是讓所有國家的經濟都採用相似的完美模式。結果證明﹐這實際上是導致滯漲的完美模式。準確地說﹐維持資本主義體系正常運轉､使經濟活力得以保持的正是差異性﹐緣自人類天性中不竭創造力的奇思妙想。資本主義因法規的缺席或規避法規的約束而得到巨大發展。因此﹐毫不奇怪﹐20世紀六､七十年代迅速發展的歐洲經濟在布魯塞爾逐漸掌握歐洲發展方向､並推動趨同之勢後慢慢地失去了前進動力。如今﹐歐洲呈現滯漲。除英國之外（80年代撒切爾時期英國開始採用美國式的自由市場模式）﹐歐洲難見高於2%的經濟增幅。工會的力量更是強化了增長緩慢或零增長的趨勢﹐工會與布魯塞爾體系非常吻合﹐並為經濟動力套上了更多枷鎖﹕縮短工作時間､高昂的社會保障成本導致高失業率﹐在法國失業率超過10%﹐德國的失業率則高於大蕭條以來的任何時期。
長期的高失業率自然會導致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的沮喪和憤怒。在如今的歐洲﹐一種方式就是反猶太人､反美。另一種方式則是極低的出生率﹐在全球範圍內﹐歐洲的出生率僅高於日本。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到本世紀中葉歐洲的人口（不包括英倫三島）將少於美國﹐人口總數不及4億﹐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是65以上的老人。
由施羅德和希拉克故意挑起的反美情緒──他們或許認為這樣做能為自己贏得選票──尤其讓人傷感﹐因為在歐盟成立初期﹐他們曾非常推崇美國人的行事方式﹐並對美國人先後通過馬歇爾計劃和北約組織將歐洲從納粹和蘇聯的魔掌下中拯救出來心存感激。包括莫內､法國的舒曼(Robert Schumann)､意大利的加斯派瑞(Alcide de Gasperi)和德國的埃得諾(Konrad Adenauer)在內的歐洲之父都曾是美國狂熱的崇拜者﹐他們曾急切希望讓歐洲人也能享受到美國式的生活。尤其是埃得諾﹐在經濟部長埃爾哈德(Ludwig Erhardt)的協助下﹐以最自由的模式重塑了德國的產業和服務業。這是德國經濟奇跡的緣起﹐其中美國的理念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德國民眾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失業率降至歷史低點。此後﹐德國經濟增長的下滑以及目前的滯漲則可追溯至德國領導人從美國模式轉向法國社會市場模式之時。
其二﹐導致歐盟不適的另一個因素是﹕歐盟對歷史的否認。歐洲基本上是希臘-羅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結合的產物﹐但布魯塞爾對這兩種文化基本都是全盤拒絕。命運不濟的歐盟憲法沒有對歐洲的基督教傳統提及一字﹔歐洲議會則一直堅稱﹐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不能擔任歐盟司法委員的職務。
其三﹐讓觀察人士大為驚異的還有布魯塞爾對於前景沉悶､令人難以忍受的純物質描繪。歐洲大陸上最後一位能領會到歐洲一體化的歷史和文化背景的政治家莫過於法國前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了。他希望看到“一個由多個獨立的國家組成的歐洲”。我記得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大呼“但丁､歌德以及夏多布里昂的歐洲”﹐我插入一句﹕“也是莎士比亞的歐洲﹐我的將軍﹖”他表示同意﹐“是的﹐還有莎士比亞。”
如今﹐歐盟沒有一位主要領導人會再用這樣的語言了。歐盟的架構中缺乏思想的元素﹐它沒有為偉大的作家留下一席之地﹐對思想家或科學家也是如此。它不是阿奎納､路德或加爾文的歐洲﹐也不是伽利略､牛頓或愛因斯坦的歐洲。半個世紀前﹐作為歐洲之父之一的舒曼常常在演講中提到康德､莫爾(St. Thomas More)､但丁和詩人瓦萊里(Paul Valery)。舒曼清楚地表明﹐他認為建設歐洲是一個龐大的精神工程。他談到了“歐洲的靈魂”。這樣的想法和詞彙如今在布魯塞爾已難以引起共鳴。
簡言之﹐歐盟的思維､精神和靈魂都已名存實亡。除非歐盟能重新重視起這些非物質的重要問題﹐否則﹐歐盟很快就會成為行屍走肉﹐一個代表垂死的歐洲大陸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