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vam的個版看到這段話，忽然間我有非常深刻的感觸：

Fikentscher 說，如果有一個法律人的成長類型，那就是先讀透實證法，然後出現一個短時間的政治取向（Orientierungsphase），接著則開始探尋法律的方法論。當法律人注意到方法論不是全部，用一個方法不能解決案件時，就開始了他哲學的時期──探求到底誰或什麼創造了法律，例如Jhering 探求目的。隨著在哲學問題上探求法律的來源，就會隨之對政治的取向有一個極大的修正（Fikentscher, Methoden III, S.202f.）。

我當初念刑事訴訟法（讀實證法），刑事訴訟法不斷探討的就是人權保障及犯罪偵查的強烈緊張關係，我也在研讀過程中慢慢形成自己的政治取向，我個人認為我屬於一個偏左、較為自由派立場的政治傾向（短時間的政治取向）。

接著為了要支援我自己的政治取向，我開始透過法律的方法論，想要針對法規範或者是個案能夠在我的政治取向下被解釋。但是我現在討論對象很有趣，兩邊的論理都很堅強，在方法論上瑕疵都不大（或者是說瑕疵一樣大），方法論無法告訴我們，我們到底要採取什麼方法是最有說服力的，也就是說我無法用現有的架構直接去擊垮對照的理論（方法論不是全部）。

所以我開始回歸到上位的概念去討論問題，與其說什麼是「秘密通訊自由權」或者是「隱私權」，未若說到底什麼是我們所期待的「秘密通訊自由權」或者是「隱私權」，回歸到人格權的根本，哪種選擇才會讓人更幸福（哲學時期），竟然是從哲學問題開始，然後就會發現論述慢慢脫離傳統法學。

不過我尚未解決我的問題，但我衷心期待「隨著在哲學問題上探求法律的來源，就會隨之對政治的取向有一個極大的修正」，因為在立法論上我初步的想法已經開始修正了我自己政治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