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這篇文章，真的會想起法國伏爾泰的經典名句：「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句話，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容納異己的聲音，是多麼的可怕。這篇文章讀到後面，讓我頭皮發嘛，學校甚至要站出來為王千源道歉。

我也希望台灣的人民好好思考，當我們說不保障壞人的人權時，你可知道「壞人」的定義有時候真的是令人咋舌，有時候成為公憤下的祭品。王千源就是最好的例子，尤其她還是思想犯。

我看了中國時報方祖涵寫的【別人家的人權】，我完全不能同意這樣的說法。
我引用我曾經看過某位學者的句子（一時之間想不起來）：「一開始他們來抓共產黨，我沒有說話，因我不是共產黨。他們來抓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我不是工會成員。然後他們來抓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來抓我，已經無人能留下來為我說話。」等到有一天，沒有人為我們說話的時候，那是一件多麼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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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roodo.com/anarch/archives/5893707.html
夾在中間，被叫叛徒(王千源)

這場圍繞美國杜克大學一年級的中國女留學生王千源的民粹仇恨，大概情形可以參考中央社的報導。網路上也有自由亞洲電台對王千源專訪(影音檔)和訪問的文字報導。
底下這篇轉載，是王千源寫在美國華盛頓郵報上的文章翻譯：
The Washington Post Sunday, April 20, 2008; B01
Caught in the Middle, Called a Traitor
夾在中間，被稱為叛徒
By Grace Wang
Sunday, April 20, 2008; B01
我學的是各國語言－－義大利文、法文與德文。這個暑假－－現在看來我沒辦法回中國了－－我想學阿拉伯語。我的目標是在我三十歲之前，除了中文與英文外，再精通十種語言。

我想這樣做，因為我相信語言是溝通的橋樑。比方說中國與西藏。如果更多的中國人學藏語，更多藏人瞭解中國，我相信我們兩個民族可以更加瞭解對方，而我們可以解決目前的危機。我這種感覺因為一個多星期以前在杜克大學這裏所發生的事情而更加深了。

為了調解中國與親西藏的兩方抗議陣營，我被夾在中間，並且被中國人毀謗並威脅。在抗議事件後，恐嚇繼續在線上進行，而我開始接到許多威脅的電話。然後事情變得更糟－－我遠在中國的父母親亦被威脅，而且被迫躲藏。我在自己的國家變成不受歡迎的人物。

這是一個令人害怕與不安的經驗。但我下決心要講出我內心的話，即使面對威脅與恐嚇。如果我沉默，那麼同樣的事情將來還會在別人身上發生。所以這是我的故事。

我去年八月剛來杜克時，害怕我不會喜歡這裏。這是北卡的小鎮德倫，而我是來自有四百三十萬人的大城青島。但我最後適應了，而我現在喜愛這裏了。這裏是個很多元的環境，學生來自全世界。在聖誕節假期裏，所有的美國學生都回家過節，但中國學生因為經濟原因沒辦法這樣做。因為宿舍與餐廳都關了，我跟四個西藏的同學一同住在校區外三個禮拜。

我以前從來沒有遇過、也沒有跟藏人說過話，雖然我們是來自同一個國家。每天我們一起煮飯，一起吃飯，玩西洋棋與撲克牌。當然，我們也談在PRC兩邊長大的不同經驗。這是讓我眼界打開的經驗。

我一直對西藏很有興趣，並且對這個雪鄉有羅曼蒂克的想像，但我從來沒有去過那裏。現在我知道西藏人對世界另有自己一套看法。這些同學都是佛教徒，並且有強烈的信仰，也激發我反省自己對生命意義的看法。我一直都是唯物論者，因為所有的中國人都是這樣的，但我現在知道世界別有洞天，生命可以另有靈性的層次。

在那三個禮拜我們談了很多，我們都用北京話。西藏語在好的中學裏，不是被使用的語言，而且正在面臨消失的危險。西藏人一定要被教導說北京話，否則就沒辦法在我們極度資本主義的文化裏成功。這讓我覺得難過，並且讓我想學他們的語言，就像他們已經學了我的語言一樣。

在4 月9日傍晚，我又想起了那次的經驗。當天傍晚我離開咖啡館，要走到圖書館去學習的時候，我看到舉著西藏與中國國旗的人馬在校園對峙。我沒聽說任何有關抗議的消息，所以我很好奇，過去看熱鬧。我認識兩方陣營裏的人，所以我在兩方之間來回走動，問他們的看法。而這兩方分隔開來，不與對方講話，對我而言似乎很笨。我知道這通常是因為語言障礙，因為這裏的許多中國人都是科學家，工程師，對英語比較沒自信。

我想我應該試圖讓兩方人馬聚在一起，並且開始對話，讓每個人都可以從一個比較寬廣的視野開始思考。這就是老子孫子與孔子教導我們的。而我從我父親那裏學到，不同的看法沒什麼好畏懼的。不幸的是，目前中國有一個看法，就是批判的思考、與主流意見不同，就會有問題，所以每個人都保持沉默，並且維持和諧。

有許多人都從我在我所認識的美國同學背上寫「自由西藏」的字眼，而大作文章。但我這樣做，是因為他這樣要求，而且是在他答應他會與中國人的陣營對話以後。我從來未想過，中國同學會緊咬著這個無辜的行動。兩個陣營的代表在這個點上，確實試圖協商，然而卻不怎麼成功。

中國抗議者認為，因為我是中國人，我應該站在他們那邊。而西藏這方的參與者，大部份都是美國人，他們對於情況的複雜並不真正有所瞭解。我認為我可以把兩方比大聲的場面變成理念交換的場合。所以我站在中間，並且敦促雙方和平、互敬地交流。我相信這兩方有許多共同點。

但中方的抗議者－－人數比較多，大約有一百多人－－越來越情緒化，而且聲音愈來愈大，也不願讓另外一方講話。他們推擠人數比較少、大約只有十幾個人的西藏團體，把他們的擠靠在杜克的教會門口，大叫：”Liars, liars, liars!” 這樣讓我很難過。這實在太過有侵略性了，而每個中國人都知道：「君子動口不動手。」

我很害怕。但我相信我必須促成雙方的互相瞭解。我又來回兩邊，大部份時間則是在中方陣營，使用中文講話。我一直叫大家冷靜下來，但似乎只有讓他們更激動。一些來自中方的年輕男子－－那些我們叫憤青的人－－開始對我大吼，又咀咒我。

許多人不知道的是，中方這裏還是有許多人支持我，並且說：「讓她講話。」但他們被說話大聲的少數人淹沒了。

有些中方的人開始攻擊我，說我為什麼講英語，並且叫我只能用中文講話。但美國人不懂中文。有些中國人認為不講英文，就是表達民族的驕傲，但我認為十分奇怪。語言是一種工具，思想與溝通的方法。


在抗議的高潮，一群中國男子把我包圍起來，指著我，問我：「記得柴玲？」這是指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領導學生民主抗議的年輕女子，「所有的中國人都希望把她丟油鍋，而妳看起來很像她。」他們說我心理有問題，而我應該下地獄。他們問我是哪裏來的，我上的是什麼學校。我告訴了他們。我沒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但我開始覺得好像被一群暴民攻擊。最後，我在一個警察的保護底下，離開了抗議的會場。

我回到宿舍房間後，我登上杜克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的網站，想知道大家在講什麼。聯誼會的幹部錢方舟高興地表示：「我們給了他們顏色瞧瞧！」

我貼了一封信加以回應，解釋我不是像有些人所指控我的，我並不支持西藏獨立，但我支持西藏自由，就好像中國自由一樣。所有的人都應該享有自由，個人的基本權利應該受到保障，就像中國憲法所講的一樣。我希望這封信可以激發討論。但大家只是進一步地批評並且嘲笑我。

第二天，線上發生大風暴了。我的照片被貼在網路上，額頭上寫著「叛國賊」。然後我看到更讓我警覺的東西：我的父母的身份證號碼都被貼出來了。我很震驚，因為這種資訊只有公安才有。

我看到網路上貼著如何到我父母家的詳細資訊，伴隨著呼籲人們到我家去給「這條無恥的狗」一個教訓。在那時，我才瞭解這件事有多嚴重。我的電話不停地響，打來的人對我作生命的威脅。很諷刺的是，我這麼努力試圖避免的事，現在已經發生了，而我就是箭靶。

第二天早上我跟我媽通話，而她說她與我爸都會躲起來，因為他們也收到死亡威脅。她告訴我，我不應該打電話給他們。自從那時候起，電子郵件變成我們唯一的溝通工具。第二天，我看到我家的公寓房子的照片被公布在網路上；一桶糞被丟在我家大門口。後來我又聽說我家的窗戶都被砸碎，而醜陋的大字報被貼在門口。我還被告知，我的高中舉行了一個批鬥我的會議，還把我的畢業證書作廢，並且重新加強愛國教育。

我知道為什麼大家都這麼激動憤怒；在西藏發生的事情太過不幸。但把我送上十字架是不能接受的行為。我相信個別的中國人都瞭解。只有在他們互相火上加油，並且群體行動時，事情才會變得這樣不可收拾。

現在，學校提供我警察的保護，然而中國網路上的攻擊仍然繼續。但與攻擊我的人的期待相反的是，我不會縮起來、躲起來。相反的，我會公布這次可恥的事件，不僅是為了保護我的父母，也是為了讓大家反省自己的行為。我不再害怕。而我決心實踐我言論自由的權利。

因為語言是溝通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