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刑條例在十六日生效，一萬零九百四十三人重獲自由。社會起了很多疑慮，擔心配套沒有做好，這些疑慮我都覺得很有道理，也產生了相同的懷疑。當然有些武斷的作者會下一些武斷的結論，如我看當富江春寫的【縱囚論】，就覺得這種論述毫無建設性（http://myurl.com.tw/r2i6）。

昨天和閔駿吃麥當勞的時候，談到了這個問題，我表達了我認為最嚴重的問題—並不是減刑沒有配套的問題—那就是就算今天沒有減刑，這一萬零九百四十三人遲早也是會被放出來的，為什麼沒有人問一個更核心的問題：一直以來，陸續釋放出來的受刑人，難道就有合理健全的配套措施佐以他們社會化？

這兩種配套措施是同時必須具備的。前者甚至只是一時的衝擊，後者卻是幾十年陸續引發的長期效應。標籤導致的社會歧視、工作難求，國家機關漠視，甚至帶頭要求治安機關監控、推定危險，那麼這些問題的配套又在哪裡？一次大規模的減刑沒有完整的配套機制，其實更凸顯現行問題被漠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