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對事物上，我認為我不適合作一個決策者，尤其是改革者。身為一個決策者，我容易流於優柔寡斷、舉棋不定，因為責任大、壓力大。但是決策涉及改革的部分，就會讓我有一股很強的使命感，我必須要作，而且現在就要作、急著作。兩種極端，一延遲一躁進，都不會把事情做好的。

當然在不同的事情上改革的腳步是不一樣快慢的，但是絕大部分的改革都必須要量力而為、循序漸進，才可能走得穩、走得久、走得實。我個人是很喜歡看民調的，因為民調如流水，起伏有所本、水往低處流。可是每一次看民調我對社會制度的想法常常都是少數派，甚至以前當社團幹部的時候，我的意見也多半是少數派。

我什麼時候離主流越來越遠？我一點也不喜歡離主流遠，我喜歡團結、熱鬧與眾志成城。我老爸和我說一句話挺有意思，用來勸諫他的學生：「如果全世界只有你一個人持相反的意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大概是你錯！」對我來說，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會是那百分之零點一的幸運兒，所以我到現在倒是沒有極度個人排他化的想法，只是多數的時候我身旁的人都比對面的人少一點。

我在家排行老二，一直以來我覺得我的個性就是容易妥協，至少在大學以前，我會願意妥協到多數人的意見，甚至不表示自己的立場。可是年輕越大我越叛逆，我認為對的事情，就算是少數我也會堅持。我不知道和我學的本業有沒有關係，我深深相信基於言詞辯論以及公開透明原則，是很有可能讓少數變成
多數的。可是關鍵還是在我這個主題上：時間。

我很懷疑多少時間卻換取少數變成多數才是我可以接受的。說接受是有點奇怪，應該是說「花多少時間之內」是我願意去投入心力的。其實時間超乎我意料的短，我沒有耐心也不願意去成為轉換的一份子，甚至有時候我會對大環境厭倦而且反感。

我最有興趣的幾個社會議題，包括瑞典在教育體制上的改變，他們花了七十年的時間才奠定了共識的基礎，才讓少數變成多數。法國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國家，他在很多議案上和其他歐洲國家不同，有些一直到最近兩、三年才定案，但是依然搖擺不定。台灣有些比較具有實證和理論基礎的制度，雖然是承襲他們的腳步，但是也不可能一蹴可幾。

在歐美打了幾十年的戰爭，台灣不可能只花幾年就把它完全給融入這個社會，頂多像是法律直接抄抄。但是要整個社會能夠使用、能夠體會、能夠瞭解，可能還是要花和制度的創始國一樣的時間。像是民主，搖搖擺擺在風雨飄零間才到來，中間甚至還有人鼓吹「中國不適合民主，而適合帝制。」到今天，民主社會的價值慢慢彰顯，可是在台灣他還是個小孩子，既不成熟又有點調皮懂事，不過它的進步我們的父母可能是花了他們一半以上的生命才看到他的微幅調整。

我發現等待要和寬容、寬恕、體貼、體諒放在一起。就像是我們等男朋友、女朋友一樣，要多花點時間想像他們因為手邊的事情還沒處理完，所以慢了一點點，而非他們總是有遲到的惡習。也正因為很多事情轉變的慢，所以它也不會劇烈波動，不會今天好不容易走到了隧道，隔天起來就在交流道了。

這個體會其實是看了某民調的七十趴比三十叭，說實在話內心還是滿心疼、滿難受的，好啦，還有一點不耐煩。可是二十年前，我們上一代的時候，這個民調是九十五比五，而那百分之五都是奇怪的有錢人家。二十年能夠逐步改變，就是一個逐漸健康的反應。如果他忽然變成五比九十五，那這一定會生病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對的，或許四十年後另外一端也有一個人，像是我在抱怨那一端的成長如此緩慢。我是如此期望能夠認識那一個人，著急著想要知道未來到底有什麼新發現、新研究，可是如同四十年前那一個人一樣，我也不能享有這個福利。但是我們擁有這一代改變的夢想，當然也要有等待的同理心。

一旦改革沒有同理心，其實就只是一種概念上正確的暴力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