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想要討論兩個東西。第一個是髮禁既然有一個「禁」字，無疑是一種限制。既然是限制，我們就要去討論它憑什麼限制別人？第二個則是討論髮禁下所存在的心態。為什麼有意見的人總是少數？這些有意見的學生似乎是冥頑不靈、不夠合群，但是沒有說話的是贊成嗎？這些沒有聲音的又真的是「好學生」嗎？

一、髮禁憑什麼存在？

「從教育觀點來看，我認為一個能夠捍衛自己身體自主與表現自由的人，我們才能期待他會為社會國家的權利而奮鬥。相對的，一個扼殺自我的教育環境，培養出來的人也不會尊重他人，也不會容忍異端與多元。台灣社會普遍欠缺民主素養，普遍排斥多元與異類，難道多年來的教育不用負責任？滿清統治時期，有「留髮不留頭」的抗爭，可見這不是純小事，是身體自主、自我表現與認同的大事。學生爭取解放，身為教育者的老師們自己也應該學習跟著時代與社會進步。自由民主的社會難道是一群奴才建造起來的？」

以上轉錄自廖元豪老師新聞台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liaobruce/3/1249467620/20050725140117/

順序反了，髮禁是一種自由權利的限制，這種限制必須要附上充分明確的理由才可以。但是現在卻要捍衛自由權利的人，必須要附上充分明確的理由才可以廢止限制，住在台灣這島嶼上，我們怎麼會覺得不悲哀？

學習和搞頭髮之間是否具備正相關本來就有疑義，大部分歐美國家沒有髮禁、制服的觀念，他們的學生難道就不唸書了？他們的學生就會因為自由放任、邋裡邋遢成為一個不自主、不善群的二流學生？髮禁存在的台灣學生難道就真天天乖乖唸書、成績出色？這些疑問，都再再顯示我們大部分的長輩，不論是校長、老師還是家長，都仍活在他們傳統的威權管理時代，認為什麼東西只有管著多、管得嚴，結果就必然是好的。

髮禁的存在與否當然可以作理性的衡量，我們大可問為什麼要髮禁？目的在哪裡？目的達得到嗎？目的達到造成的損害有多少？有沒有必要？現在的行為仍然是依照之前的目的在做嗎？校長們淡淡一句「學生可以專心課業，不用花太多時間在頭髮上」就把一切的問題都打發了。不用懷疑，更不准懷疑。不懷疑只服從，我們哪裡去期待具有思辨能力的社會人？我們又怎麼期待這些人將來對於各種事物能夠理性分析？

學生的理由其實很簡單：「我們為什麼要髮禁？」這句話會發問的理由可能非常膚淺，就只是單純的為了好看而已。但是我們至今一切的權利就是源於這一個「為什麼」，頭髮的自主的權利當然也不例外。如果找得到理由「或許」可以限制這一個權利，但是理由正當充分嗎，又經得起驗證嗎？倘若只是具備低度相關那麼髮禁根本就是多餘的，畢竟有更多方式可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我們的教育工作者總是認為去找其他方法提升學習成效太麻煩了，用管理學生的方式，髮禁、制服、體罰來管教學生最快、最省事、最方便。他們認為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情—頭髮、衣服—就可以讓學生至少看起來整齊畫，低成本高利潤，為什麼要廢止那麼好的方法？其實頭髮和衣服都不是小事，它們都是屬於人身自由的一部份。我們不想要別人侵犯我們的人身自由，卻不讓我們的學生身體自主？又，我們的頭髮憑什麼可以是衡量一個學生好壞的標準？這不顯得我們的判斷標準既形式化又可悲嗎？

二、威權體制下的服從—傲慢二元極端價值觀

1、有一部電影叫做【大紅燈籠高高掛】，這部電影述說的是女性的悲哀，在家從父、父死從子。但是沒有女性會主動反抗，而且維持這個傳統的通常不是男性，而是女性本身，像是那一個被壓榨最久的老太太往往是最堅持的維護者。

2、前幾天我看了一本書，是何春蕤教授的作品【好色女人】。這本書內容爭議非常大，她勸女人要勇敢追求性愛，大膽出軌，對於父權社會的挑戰無以復加。結果有趣的是男性沒有任何反應，就當作沒有這件事情一般（反正也撼動不了他們的地位）。但是與這個議題相關的女性卻大張旗鼓了，認為這本書「不道德、下流、污辱女性」。何春蕤教授說：「…大部分的女人大可以不要當一個好色女人，但是請不要對好色女人大為討伐，要記住好色女人是為我們開疆闢土的女人。」這句話說得很好，我贊成公娼，不代表我就要嫖公娼。現在女性大部分的權利，不論是在一百年前、五百年前、一千年前都是大逆不道、不守婦道的，在某些國家甚至被抓到就會當場被石頭砸死、被水淹死。

我們這個髮禁問題也一樣，大部分的學生也是愛理不理，有的說反正學校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說我沒有時間參加也沒有興趣，對他們而言這些抗爭沒有什麼特別的異議，髮禁解除了不錯，不解禁也無所謂，習慣了。對他們來說這些勇於在教育部抗爭的學生是愚蠢的，他們不花時間補習、溫書，將來搞不好考不上比那些窩在家裡什麼也看不到、聽不到的「乖學生」更好的學校。

這些病態的觀念造就了大部分人的價值觀，他們在學生時代不反抗的服從，出了社會就認為「沒有什麼東西管得了他了」。不尊重法治、侵犯他人權利、更不要說公德心了。功利價值觀賦予他們認為堅守這些東西都是笨蛋，都會是利益競爭的失敗者。最極端的壓迫總是產生最極端的價值觀，這些是可以預料的。那權利的爭取到底對一個爭取者有什麼好處？這些人總是被別人討伐厭惡，甚至遭到肅清。但是他們是勇敢的，他們爭取的權益不是個人的，是包括任何一個曾經、現在、未來被壓榨強制過的權利喪失者。這些人和伏爾泰、洛克、盧梭、孫文、羅倫威爾是為了相同的理想去奮鬥。

我想今天不敢為自己權利說話的學生，明天想見他們勢必會無法做一個為別人爭取權益的成人，他們頂多只會摸摸鼻子慶幸那一個權益被侵犯的不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