Ｅｇｇｈｅａｄ，不是蛋頭。
其帶貶意而意指頑固而不知變通、空談的知識份子。


那一天，我們聊到了怒豹屠龍，故事的詳細內容和美國昔年發生的一則著名的ｃａｓｅ雷同。一件殘酷的分屍案，引起社會大眾群情激憤。檢察官深入調查之後，發現警方搜索不合法，於是當庭要求不得採納證物。檢辯雙方一陣激辯，法官經過一番天人交戰，為遵守程序正義，只好裁定搜索不合法，無法可施，只好眼睜睜放走這個殘酷的兇手。

從【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我國不被特別重視的程度來看，可作為我國和美國在法律觀點上面一個很大差異的比較。

簡單來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是在捍衛形式上的正義，因此它不等於正義。而刑法的任務，本應是在保護法益的安全、維護社會倫理秩序，即捍衛正義、伸張公理，因此直覺上，因以實質之正義為先。阿杜與我討論形式正義時，認為美國法律有其迂腐之處，注重形式而不講其內涵，有形式主義掛帥之嫌，認為應該從刑法的內涵去作修正。

我認為形式正義確有非議之處與值得修正改進的空間，但是其是保護人權的一種必然手段，因此理應置放於實質正義之前。當初的立法目的，是因為多年來，我們畏懼行政權、害怕警察機關侵犯人民權利，因此做了一連串的措施。其實也就是因為「公平正義」那麼崇高的理想，我們無法做得好。

我們說美國注重人權，五十年前，警察抓到了嫌犯把他帶回警局。好一點的逼他一直喝咖啡，卻不准他上廁所。二、三十個小時，說要把他家人都抓起來，搞得嫌犯體力、精神幾近崩潰，然後取得口供，高高興興起訴他。差一點的就是刑求，甚至拿電擊棒電你的私處，打得你哇哇叫。

遑論臺灣，著名的刑求案例屢見不鮮。蘇建和姑且不論他是否有犯案，但是他的自白是被刑求出來的。他向檢察官說自己三人被刑求，檢察官說：「我知道你被刑求了，但不等於你沒犯案。」法官一樣採納口供，這怎麼會合理呢？

我無意批評警察機關，他們大部分都是好人。但是你給他們過多的武器，最終權利被侵犯的還是人民啊。程序正義保護的是人民（廣大的人民，包括嫌疑犯），它限制了行政權的恣意發揮。人民有時候卻吵著說那是犯人的護身符，那其實是不瞭解它存在的意義。

再者，假設審判能夠百分之百斷定真相、找出事實，則沒有所謂實質或形式正義之問題，因為其能夠確實抓出徵點，作出最適切之裁判。然而不論是英美法還是大陸法制度都仍有冤獄頻傳的消息。美國９７年的數據，被證實的冤獄有二十三起，數字也許不高（畢竟是「被證實的」），但是絕對顯現出審判無法百分之百斷定確實的真相。（遑論臺灣起訴、裁判、執行三體之速度，而來證實翻案？但翻案少，不當然代表冤獄少）在不遵守正當程序的前提之下，警察可以任意出入你家，舉個例子好了，他到了你家，搜出了一連串的槍砲彈藥，他說那是你的，把你扣押起來。連關個兩個禮拜，打得你哭爹喊娘，但其實從頭到尾就是警察擅入栽贓給你，請問又該怎麼辦？

有人說倘若警察找到確實的證據，即使違背程序正義，一樣可以起訴。我說，一個行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沒有因為結果證實了他有犯罪，就肯定了這個行為。那我又請問，如果我為了要證明這個結果，所以我闖入你家，把你扣押一個月，最後發現結果不是如此，你沒犯罪，那這樣我跟你道個歉嘛、國家賠償你嘛，不是有國家賠償法嗎？不能這樣子亂搞，這個行為不對就是不對。

面對反對程序正義而因此釋放壞人的層層反對聲浪，我只有一個疑問：警察機關在基於程序下執行任務，真的有那麼困難嗎？他只要遵守遊戲規則，一切都可以適格的，為什麼他違反了程序，胡搞瞎搞，我們還要為他們辯護一堆？他遵守程序，依法行政，我們對他們致上最高的敬意，反之，我們就該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刑法動輒損害人的性命與自由，所以在審判與執行上理應以極盡苛求的標準視之，畢竟【犯罪】這兩個字是有很深譴責的味道。又刑法應該是保護人民的法益，因此絕對不可以任意侵犯國民。有人會說：「寧可錯放一百，不能錯殺一人的觀念是錯誤的，因為各生命法益理應相等，如果你釋放人犯，他又去傷害其他人，怎麼會合理呢？」

邏輯上對，但是法律只能制裁違法的人，而絕對不可為防止擴大犯罪之可能而予以制裁，那太超越它的權限。法律亦只能判決有罪的人，因此不論如何解釋都不足以成為錯殺一人之理由。那如何避免錯殺呢？沒有絕對的方法，相對的就是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基於程序，保護有可能會遭到侵犯的權利。

一般人普遍懷疑在於：如果已經有「極為明顯」的罪證確鑿，即使違反形式正義、程序原則亦該施以刑罰，法官應該以正義為本，而將此類處以正當之手段外為其他的例外。然而我不相信法官，我不認為這個權力應該由法官來拿捏。我覺得授與法官的職權僅為有限的「依法行政」而已，而不能讓過多的正義是由此出發。你讓法官展神威，今日為了實質正義而忽略了形式正義，十之八九制裁了兇手，伸張正義公理、皆大歡喜。但是有一就有二、無三不成禮，有了「實質正義在該發揮時就要發揮」的觀念，那形式正義的想法就會被壓下去。然而事件不是每一次都是百分之百能夠斷定的，今天他有９９﹪的兇手或然率，即使違反程序原則，我把他殺了同樣九成九沒問題。但是９５﹪呢？這或然率相當接近，應該也沒問題。那我再問９０﹪呢？８５﹪呢？以此類推，而這中間應該有一條分界線嗎？

曾與妳提及【傲慢與偏見】與我的感想：「偏見比傲慢來的可怕的多了。」這樣的感想源於謙虛是人類社會共通所知曉的美德。許多人不斷精進自己、培養美德，然而卻無人沒有大小偏見的存在。我不質疑法官的智慧與專業，從這個角度切入，是徒勞無功的。因此我質疑的方向是偏見，此絕非非難，而是從一個「社會人」的角度去省視。

如同劉宗榮教授所說：「正義是不能生氣，亦不能被感動的。」不能出於個人判斷之正義，而違反「依法行政」或是可能遭到侵犯、威脅之範疇。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又是今日人權高漲的必備防衛武器，在權衡之下，確有疏漏，其在所難免，你把它當作原則，就會有例外。而這例外的權限由誰掌管？不能因為想解決此疏漏的例外，而授與行政或司法權過大的權力，否則那和君王專制時代侵犯人權又有什麼不同呢？

法律不是萬能的，既然是人類制訂就有人為疏漏。權衡上可以修法、可以更改，但不能依個案而給予任意性之判斷。否則明日就是冤獄和人權的侵害接踵而來。

法院沒有錯殺一百的權力，卻有不錯殺一人的義務。

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肯放過一人，這是盲目的正義，才是一種罪惡。在一個講究基本人權的時代，寧可錯放一百，也不錯殺一人，我覺得這是正義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