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5-30 22:12:53儒
歷史文化解釋現代台灣政經（摘自「東南亞民族誌」考卷）
關於台灣市場體系及民主政治，我想在解釋前先描述台灣文化特性或歷史過程這部分的脈絡。
台灣文化上有兩大特色：移民社會和外來政權。歷史上台灣的社會主要由三次大陸大陸移民潮組成：第一次是荷蘭人殖民南台灣時招募來的開墾漢人，第二次乃19世紀中葉清廷解禁前後招來的移民，最後一次則是1949年前後隨國府遷台而來的各省人士，這些人本身與其後裔構成台灣9成以上的人口。除了最後一次外，絕大多數乃因謀生的理由遷徙至此，而國府帶來的移民亦因戰爭等關係輾轉而來，因此本質上台灣社會追求安定的心態十分強烈，對於財富的追求也甚於熱絡（兩者合一就是回鄉拜拜時，老人家於神像前口中喃語的「平安發大財」）。而且因為是移民社會，台灣本島文化具有多國特色：除了原本的親屬組織仍保留純正的中原型態（宗親會同鄉會盛行，也許是區域認同強烈的關係）外，語言、宗教等都包含大量的他地文化元素。這些元素之多，讓台灣與中原文化形成相當強烈的對比。
至於外來政權的部分，荷蘭日本等海權國家統治本島的目的不外乎榨取資源，以求母國之強大，這點跟殖民帝國的心態並無兩樣。可強調「合法」的「統治」概念的東寧、清庭與國府（石油危機以前）對台灣的想法亦不過「化外之地」和「反攻基地」。雖說建樹甚多，但政府結構仍相似於殖民政府，因此難見台灣歷史上有過相當「在地」化的政權（當然，我們要考慮到中央極權國家不願意讓地方政治在地化的心態）。因此台灣始終是個地理名詞，在社會概念上亦難形成一自我的思維體，此外也促成台灣人的政治冷感以及民間組織（包含地下組織）的熱絡。
現在我想透過這兩個特色，解釋現今市場體系及民主政治的發展現狀。
今天台灣的市場體制固然由外國勢力強勢滲入中誕生，可不同於其他地區，這套參與世界經濟的法則在本島卻是由台灣人掌控，而且很快就成一種傳統。之後雖然日本政府利用各種手段破壞這套出口體系，可是戰後這套傳統在國民政府扶持下再度復甦。我想如此情形跟台灣人的求利心態有相當關係：透過親友間的小額融資（互助會、向親友借錢等）或地方勢力（地下錢莊、農會、信用合作社）的協助，小規模的中小盤商直接搜購原產地原料，或是進口其他原料，然後在簡單的加工後就直接投入市場。由於台灣本島資源有限，這套加工系統是由無數家庭工廠或小型家族企業組成（但特別的是，台灣的外包制度似乎並不盛行，家庭工廠的自主能力其實非常強）。另外，因為台灣的國際色彩濃厚，對外貿易時民間企業不需要政府多重協助，很容易就與他國跨國企業建立起分工體系（所以進WTO前，可以看到政府關稅保護的產業反而多為外省家族壟斷之產業）。但因為缺乏政府支持，這些中小企業很難產業提升或轉型，一但產業波動或競爭對手出現，這些「黃昏產業」只能選擇產業外移、倒閉、轉業或自行關門，無法如日韓等國同行透過其他管道進行產業升級。如此，我們看到台灣整體的市場體制，相較於東亞諸國的政府主導或是中南美跨國企業與國營企業掌控一切，顯得十分鬆散，政府協助亦十分有限（明星產業除外）。雖說整體上很能適應歐美諸國的全球分工體系，可是企業結構往往以家族關係為骨幹，缺乏歐美資本主義中勞力交換的概念，所以對於一但產業轉型往往付出相當慘痛的代價；整個產業升級是「後浪推前浪」而非永續經營，企業與產業壽命亦短，維持一紀（25年）者甚少。
至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因為長久以來外來政權統治（也就是說沒有台灣人參與的政府。這詞彙並不意涵任何政黨語言，我只是想用這詞彙表達一個現象），造成台灣本身的政治系統分為兩層：一層是上層結構的政府（台灣府、總督府、總統五院等），其透過軍隊與警備力量維持社會秩序；一層是非官方的各式組織（幫派、祭祀公會、士紳大戶等），其透過各種力量「共治」地方事務。由於長期對外來政權沒認同感，台灣大眾對「合法」政府的興趣不大（看最近的國大選舉即知。一但沒有政治力量動員，投票率比歐美等「先進民主國家」還低的多，即使是如修憲這般大事），反而對地方組織相當服膺。這樣特殊的情形，形成政治成為「少數」台灣「精英」和「外來高層」合作的局面，這使得台灣多數政治運動並非以「民主」為訴求，反而以「參與」為主幹。即使如此，政治運動仍難成為全民運動（就算如228等重大「請願」運動，除了台北、台中、高雄三大城市外，其他地方活動跡象並不顯著），只不過這些基礎有限的運動往往被政權壓制住，然後讓熱愛和平的台灣人「安靜」，同時對政治更加冷感。因此，本人感覺今天台灣的民主「奇蹟」並非台灣人的「奇蹟」，而是一堆不確定因素（產業轉型、外交危機、美國施壓等）使然之結果。而「民主政治」亦非如檯面政客宣傳般「人民做頭家」，相反的，頂多說是過往「參與」訴求達成。地方「非官方」組織進入中央政府，目的也是「合理化」本身的存在，然後保障自身的存在。當然，這個「合理化」只是擺給外人看，讓人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而已。
也因為眾多團體參與，又缺乏社會主體意識，台灣的「民主政治」效果遠不如預期，運作成果難與過往「威權政治」相比。而且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政治團體以及結合宗族鄉里力量和新興的媒體（其實不過是政治和商業組織的總合投射）影響下，逐漸在民眾心中塑造出「全民政治狂熱」的假象，然後這假象讓我們以為台灣「很民主」，反而欠缺「法制」。其實，台灣何嘗缺乏「法制」呢？我們社會的「社會事實」其實早賦予我們不少限制（如「義務」教育、身分證、採指紋、出版品檢查、電影檢查、監視器橫行、無處不在的狗仔行為等），不是嗎？
台灣文化上有兩大特色：移民社會和外來政權。歷史上台灣的社會主要由三次大陸大陸移民潮組成：第一次是荷蘭人殖民南台灣時招募來的開墾漢人，第二次乃19世紀中葉清廷解禁前後招來的移民，最後一次則是1949年前後隨國府遷台而來的各省人士，這些人本身與其後裔構成台灣9成以上的人口。除了最後一次外，絕大多數乃因謀生的理由遷徙至此，而國府帶來的移民亦因戰爭等關係輾轉而來，因此本質上台灣社會追求安定的心態十分強烈，對於財富的追求也甚於熱絡（兩者合一就是回鄉拜拜時，老人家於神像前口中喃語的「平安發大財」）。而且因為是移民社會，台灣本島文化具有多國特色：除了原本的親屬組織仍保留純正的中原型態（宗親會同鄉會盛行，也許是區域認同強烈的關係）外，語言、宗教等都包含大量的他地文化元素。這些元素之多，讓台灣與中原文化形成相當強烈的對比。
至於外來政權的部分，荷蘭日本等海權國家統治本島的目的不外乎榨取資源，以求母國之強大，這點跟殖民帝國的心態並無兩樣。可強調「合法」的「統治」概念的東寧、清庭與國府（石油危機以前）對台灣的想法亦不過「化外之地」和「反攻基地」。雖說建樹甚多，但政府結構仍相似於殖民政府，因此難見台灣歷史上有過相當「在地」化的政權（當然，我們要考慮到中央極權國家不願意讓地方政治在地化的心態）。因此台灣始終是個地理名詞，在社會概念上亦難形成一自我的思維體，此外也促成台灣人的政治冷感以及民間組織（包含地下組織）的熱絡。
現在我想透過這兩個特色，解釋現今市場體系及民主政治的發展現狀。
今天台灣的市場體制固然由外國勢力強勢滲入中誕生，可不同於其他地區，這套參與世界經濟的法則在本島卻是由台灣人掌控，而且很快就成一種傳統。之後雖然日本政府利用各種手段破壞這套出口體系，可是戰後這套傳統在國民政府扶持下再度復甦。我想如此情形跟台灣人的求利心態有相當關係：透過親友間的小額融資（互助會、向親友借錢等）或地方勢力（地下錢莊、農會、信用合作社）的協助，小規模的中小盤商直接搜購原產地原料，或是進口其他原料，然後在簡單的加工後就直接投入市場。由於台灣本島資源有限，這套加工系統是由無數家庭工廠或小型家族企業組成（但特別的是，台灣的外包制度似乎並不盛行，家庭工廠的自主能力其實非常強）。另外，因為台灣的國際色彩濃厚，對外貿易時民間企業不需要政府多重協助，很容易就與他國跨國企業建立起分工體系（所以進WTO前，可以看到政府關稅保護的產業反而多為外省家族壟斷之產業）。但因為缺乏政府支持，這些中小企業很難產業提升或轉型，一但產業波動或競爭對手出現，這些「黃昏產業」只能選擇產業外移、倒閉、轉業或自行關門，無法如日韓等國同行透過其他管道進行產業升級。如此，我們看到台灣整體的市場體制，相較於東亞諸國的政府主導或是中南美跨國企業與國營企業掌控一切，顯得十分鬆散，政府協助亦十分有限（明星產業除外）。雖說整體上很能適應歐美諸國的全球分工體系，可是企業結構往往以家族關係為骨幹，缺乏歐美資本主義中勞力交換的概念，所以對於一但產業轉型往往付出相當慘痛的代價；整個產業升級是「後浪推前浪」而非永續經營，企業與產業壽命亦短，維持一紀（25年）者甚少。
至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因為長久以來外來政權統治（也就是說沒有台灣人參與的政府。這詞彙並不意涵任何政黨語言，我只是想用這詞彙表達一個現象），造成台灣本身的政治系統分為兩層：一層是上層結構的政府（台灣府、總督府、總統五院等），其透過軍隊與警備力量維持社會秩序；一層是非官方的各式組織（幫派、祭祀公會、士紳大戶等），其透過各種力量「共治」地方事務。由於長期對外來政權沒認同感，台灣大眾對「合法」政府的興趣不大（看最近的國大選舉即知。一但沒有政治力量動員，投票率比歐美等「先進民主國家」還低的多，即使是如修憲這般大事），反而對地方組織相當服膺。這樣特殊的情形，形成政治成為「少數」台灣「精英」和「外來高層」合作的局面，這使得台灣多數政治運動並非以「民主」為訴求，反而以「參與」為主幹。即使如此，政治運動仍難成為全民運動（就算如228等重大「請願」運動，除了台北、台中、高雄三大城市外，其他地方活動跡象並不顯著），只不過這些基礎有限的運動往往被政權壓制住，然後讓熱愛和平的台灣人「安靜」，同時對政治更加冷感。因此，本人感覺今天台灣的民主「奇蹟」並非台灣人的「奇蹟」，而是一堆不確定因素（產業轉型、外交危機、美國施壓等）使然之結果。而「民主政治」亦非如檯面政客宣傳般「人民做頭家」，相反的，頂多說是過往「參與」訴求達成。地方「非官方」組織進入中央政府，目的也是「合理化」本身的存在，然後保障自身的存在。當然，這個「合理化」只是擺給外人看，讓人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而已。
也因為眾多團體參與，又缺乏社會主體意識，台灣的「民主政治」效果遠不如預期，運作成果難與過往「威權政治」相比。而且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政治團體以及結合宗族鄉里力量和新興的媒體（其實不過是政治和商業組織的總合投射）影響下，逐漸在民眾心中塑造出「全民政治狂熱」的假象，然後這假象讓我們以為台灣「很民主」，反而欠缺「法制」。其實，台灣何嘗缺乏「法制」呢？我們社會的「社會事實」其實早賦予我們不少限制（如「義務」教育、身分證、採指紋、出版品檢查、電影檢查、監視器橫行、無處不在的狗仔行為等），不是嗎？